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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富兰克林沉湎于巴黎的声色犬马之中时，他的很多文章就已经将重点放在宣传平等主义和平民主义的观点上了。富兰克林认为这些是建立在中产阶级价值观之上的新型美国社会的基础。他的女儿萨莉曾给他寄来了关于倡导建立“辛辛那提协会”的剪报。所谓的“辛辛那提协会”，提倡的是一种世袭制的价值观，协会的领导者是华盛顿将军，向美军所有的高级军官开放，协会中所有的会员都可以将会员资格传给长子。富兰克林于1784年年初回信，对此进行了嘲讽。他表示，中国人尊重那些德高望重的祖先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对其毫无作为的子孙后代也表示尊重，“不仅毫无根据、十分荒唐，还经常会对这些子孙造成伤害。”富兰克林声称，任何形式的世袭精英制或贵族制都是对“经庄严宣布的美国理性的直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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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富兰克林对辛辛那提协会的象征、后来被选为美国国徽的“白头鹰”大加调侃。因此就产生了富兰克林最为著名的关于美国价值观和所谓国鸟问题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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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希望白头鹰被选作我们国家的代表。它是一种道德败坏的鸟，谋生的方式并不诚实。你经常看到这种鸟栖息在河边的枯树上，甚至都懒得自己去捕鱼，只是看着鱼鹰们劳作……相比之下，火鸡更值得尊敬，也是一种真正美国本土的鸟类……它是一种勇敢的鸟（尽管有些自负、愚蠢，但不比白头鹰更差），会毫不犹豫地对英国士兵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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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经常听到有人说打算移民美国，因此1784年年初，他用法语和英语印了一本小册子，希望既可以鼓励勤劳工作者，又能打消那些准备在美国过上流阶层生活之人的念头。这篇文章名为《美国移民指南》，清楚地表达了他认为美国社会应建立在中产（富兰克林有时也称其为“值得赞赏的”）阶级价值观之上的看法。富兰克林也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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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说，美国并不像欧洲有那么多的穷人或富人，“大部分都是快乐的中产阶级。”大部分人都不是富有的业主或苦苦挣扎的佃户，而是“耕种自己的土地”或靠手艺、做买卖为生。富兰克林还严厉地批评了那些拥有世袭特权或“除了出身良好一无所长”的人。富兰克林表示，在美国，“当人们谈到一个陌生人时，并不是问他是谁，而是他能干什么。”富兰克林表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更希望自己10辈之内的祖先和亲戚都是农夫、铁匠、木匠、车工、裁缝、制革工或鞋匠等对社会有用之人，而不是那些不创造价值、只能愚蠢地靠他人劳动为生的绅士。”这一点也反映出他对自己出身于劳动世家而不是贵族家庭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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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声称，美国正在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素质良好的人”不希望工作被视为“低人一等”，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都会受到尊重。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营造一种更好的道德风气。“那里的财富遍地都是，因此人们从事某种劳动就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因懒惰而产生的不道德的行为，大部分都被制止了，”富兰克林总结道，“勤奋和不断的工作是道德和品行最好的防腐剂。”富兰克林不仅是在描述现实中的美国，更是在巧妙地描述他理想中的美国。总体而言，此篇文章是富兰克林所代表的、试图将其注入新国家特点之中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最佳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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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对中产阶级及努力工作、节俭等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喜爱，意味着其社会理论倾向于一种保守主义（正如我们所见，其对容易使穷人产生依赖的福利保障法表示质疑）和平民主义（其反对世袭特权和依靠大庄园不劳而获）。1784年，富兰克林通过对过度追求个人奢侈的道德观的质疑，进一步阐释了他的相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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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向本杰明·沃恩抱怨道：“我还没有想出根治奢侈的良策。”一方面，对奢侈的追求可以刺激人们努力工作。富兰克林回忆起有一次他的妻子送给一个乡下姑娘一顶时髦的帽子，结果不久之后，村子里的其他姑娘都拼命地织手套，希望能攒够钱买那种帽子。对于这一点，持实用主义立场的富兰克林表示了赞同：“不仅是那些姑娘因那些时髦的帽子而欣喜若狂，费城人也因此获得了暖和的棉手套。”然而，过度追求奢侈就是浪费，甚至是“一种公害”。因此，富兰克林建议美国应该对各种饰品的进口课以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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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对剩余财富十分反感，他甚至主张（特别是对奢侈品）征收高额税款。富兰克林在给财政部长罗伯特·莫里斯的信中写道，人们对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而赚来的钱享有“天赋权利”，“但超出此目的之外的财富则属于公共财产”。同样，富兰克林在给沃恩的信中表示，正是那些希望保护自己剩余财富的人才会创造出严苛的刑法。“剩余财富是社会的产物，”富兰克林说道，“如果只是保护每个人生活必需的财富，简单、温和的法律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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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与其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来说，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富兰克林的社会哲学就像是一种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奇怪混合体。然而，实际上富兰克林的社会哲学最终形成了一种连贯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很多后来发生的革命不同，美国革命并不是由受压迫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暴力革命。相反，美国革命的领导者大部分都是有资产的公民，其战斗口号更带有资产阶级色彩——“没有代表权，就不得征税。”富兰克林这种混合的价值观后来成了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一部分：信仰努力工作和勤奋，信仰帮助他人的自治组织的慈善观，反对将会导致懒惰和依赖的施舍，以及对不必要的奢侈、世袭特权及懒散的地主阶级等略显矛盾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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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结束，富兰克林终于恢复和英国那些老友亲密的通信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合伙人威廉·斯特拉恩。9年前，富兰克林曾给他写了那封著名的、却从未发出的信，宣称“你现在是我的敌人了”。1780年，富兰克林足够老练地给其写了一封信，并署名为“你的前挚友”，后来信中的署名又变为“一直热爱你的、谦卑的仆人”。1784年，富兰克林的署名又变成了“最爱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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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富兰克林关于高级政府官员不应该领取薪酬，以及英国社会与政府天生就容易滋生腐败的观点进行了争论。然而，这次富兰克林的论调则更为诙谐。富兰克林建议那些“仍对英国怀有一丝感情”的美国人施以援手，对英国进行统治。“如果你们因缺乏理智和道德而无法自我管理，”富兰克林写道，“就撤销你们现有的、过时而古怪的宪法，我们会派人到你们的议会中去。”富兰克林担心斯特拉恩没能意识到他在开玩笑，接着说道：“你也许会说我的建议就像是醉话，我想你是对的。这封愚蠢的信实际上就像你我微醺之后的聊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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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还在1784年初夏继续撰写自己的回忆录。1771年在特怀福德希普利主教的家中，他已经完成了后来著名的《富兰克林自传》的40%。接着，富兰克林应沃恩的请求，在帕西的寓所又写了10%。沃恩认为富兰克林的故事将有助于解释“人是如何成长”的。当时富兰克林认为应该帮助美国建立自己的特征，因此在这一时期撰写的自传中，其道德修养计划占了绝大部分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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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说富兰克林用石板记录自己培养美德过程的故事时，他在帕西的那些朋友激动不已。而当时仍然没有完全学会谦卑的富兰克林骄傲地向卡巴尼斯展示了那些板子。卡巴尼斯是一位年轻的医生，和爱尔维修夫人住在一起。“我们居然亲手摸了这块珍贵的板子，”卡巴尼斯在日记中惊叹地写道，“我们把它捧在手里。就某种意义而言，这就是富兰克林灵魂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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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之余，富兰克林还对其最著名、最实用的发明之一——双焦眼镜进行了完善。在1784年8月写给朋友的信中，富兰克林说：“我为双焦眼镜的发明感到十分高兴。这种眼镜既适用于较远的物体，也适用于较近的物体。在其帮助之下，我的视力又恢复正常了。”几个月之后，应某人希望富兰克林就“自己的发明”提供更多信息的要求，富兰克林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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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人来说，适合阅读的单焦眼镜并不一定适合看更远的事物。因此，以前我出去旅行总随身携带两副眼镜，一副用来阅读，另一副用来看远处的景物，换来换去很是麻烦。但有了双焦眼镜，无论是想看远处还是近处，只需要上下移动我的眼睛即可。一副眼镜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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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威尔逊·皮尔曾在1785年为富兰克林画了一幅肖像，画中的富兰克林就是戴着这种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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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的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富兰克林于1784年被法国国王任命为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对弗里德里克·安东·梅斯梅尔的理论进行调查。梅斯梅尔当时鼓吹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从而产生了以其名字命名的一个新词——“催眠术”。（富兰克林所在的委员会中还有一人——约瑟夫–伊格纳茨·吉约坦博士，在日后的法国大革命中也产生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词——“断头台”。）梅斯梅尔是一名来自维也纳的医师，喜欢夸夸其谈。他认为疾病是由于人为干扰行星所引发的宇宙流动引起的，可以用他发明的动物磁力技术来治疗。他的治疗方法是让病人围坐在装满玻璃和铁屑的橡木桶周围，治疗者拿着铁棒，对其进行磁化和催眠。催眠术在巴黎风靡一时，取代了热气球成为当时最时髦的话题，甚至连拉法耶特、坦普尔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都对此痴迷。这也反映出了启蒙运动正日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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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大部分会议都在帕西举行。而也正是在帕西，富兰克林自己以科学的名义亲身体验了所谓的治疗。当时年仅14岁的本尼在日记中记下了一次梅斯梅尔的信徒们聚会的场景：“在给很多病人进行磁疗之后……他们又走进了花园，给树进行磁化。”想象的力量的确能产生一些奇怪的效果。然而，委员会的成员们认为“我们的作用是保持冷静、理性和开放的头脑”。因此，他们蒙上了病人的双眼，不让他们知道给自己治疗的人到底是谁。“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也可以对他们产生同样的影响，因此无论他们是否被磁化，他们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梅斯梅尔就是一个骗子，而在其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真正起作用的是“想象的力量”。该篇报告中还有一份未发表的附件，附件中称这种所谓的治疗方法在刺激年轻女性的性欲方面十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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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富兰克林就给坦普尔写了一封信——坦普尔当时已经不再相信梅斯梅尔的相关理论，告诉他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彻底拆穿了梅斯梅尔的把戏。富兰克林写道：“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催眠术的终结。但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轻信，因此即使是再荒唐的欺骗，多年之后也仍会有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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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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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富兰克林感到绝望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得不再次与亚当斯共事，代表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他告诉一个朋友说，他十分担心“自己的无知和他的自信一旦结合起来，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实际上，亚当斯的成熟并未持续多久，也就是英美签署临时合约之后几个月的时间。很快，他又恢复了常态，继续对人诽谤中伤。在给罗伯特·利文斯顿的信中，亚当斯报告说富兰克林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政治家”。“如果这位先生和凡尔赛花园中的神像都被提名担任大使，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投雕像一票，起码它不会对国家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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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得知已经两次拒绝国会任命的托马斯·杰斐逊终于转圜，愿意与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一道担任美国代表，并于1784年8月抵达巴黎之后，富兰克林十分激动。杰斐逊与亚当斯截然不同，他善于外交、极富魅力、对法国态度友好、谨慎却不嫉妒，没有清教徒的过分拘谨，喜欢女性和社交。他同时也是个哲学家、发明家和科学家，和富兰克林一样都对启蒙运动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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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利的是，杰斐逊对亚当斯的缺陷十分清楚。詹姆斯·麦迪逊曾写信抱怨亚当斯的信“充分展示了他的自负、对法国的偏见和对富兰克林博士的敌意”。杰斐逊回信说：“亚当斯讨厌富兰克林，他讨厌杰伊，他讨厌法国人，他讨厌英国人，他会依附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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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赞同富兰克林的观点，认为外交政策必须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兼而有之。“和人一样，国家最佳的利益就是遵循良知的指引。”杰斐逊说道。与亚当斯不同，杰斐逊十分尊敬富兰克林。“在法国，富兰克林博士的品德最受崇敬和尊重。任何一个人，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无法与其相比。”杰斐逊写道。他还称富兰克林是“最伟大的人，是时代的明珠”。几个月之后，当杰斐逊被选为富兰克林继任者的消息传开之后，杰斐逊做出了经典的回答：“没有人能代替他，先生们，我只是他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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