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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人来说，适合阅读的单焦眼镜并不一定适合看更远的事物。因此，以前我出去旅行总随身携带两副眼镜，一副用来阅读，另一副用来看远处的景物，换来换去很是麻烦。但有了双焦眼镜，无论是想看远处还是近处，只需要上下移动我的眼睛即可。一副眼镜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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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威尔逊·皮尔曾在1785年为富兰克林画了一幅肖像，画中的富兰克林就是戴着这种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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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的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富兰克林于1784年被法国国王任命为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对弗里德里克·安东·梅斯梅尔的理论进行调查。梅斯梅尔当时鼓吹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从而产生了以其名字命名的一个新词——“催眠术”。（富兰克林所在的委员会中还有一人——约瑟夫–伊格纳茨·吉约坦博士，在日后的法国大革命中也产生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词——“断头台”。）梅斯梅尔是一名来自维也纳的医师，喜欢夸夸其谈。他认为疾病是由于人为干扰行星所引发的宇宙流动引起的，可以用他发明的动物磁力技术来治疗。他的治疗方法是让病人围坐在装满玻璃和铁屑的橡木桶周围，治疗者拿着铁棒，对其进行磁化和催眠。催眠术在巴黎风靡一时，取代了热气球成为当时最时髦的话题，甚至连拉法耶特、坦普尔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都对此痴迷。这也反映出了启蒙运动正日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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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大部分会议都在帕西举行。而也正是在帕西，富兰克林自己以科学的名义亲身体验了所谓的治疗。当时年仅14岁的本尼在日记中记下了一次梅斯梅尔的信徒们聚会的场景：“在给很多病人进行磁疗之后……他们又走进了花园，给树进行磁化。”想象的力量的确能产生一些奇怪的效果。然而，委员会的成员们认为“我们的作用是保持冷静、理性和开放的头脑”。因此，他们蒙上了病人的双眼，不让他们知道给自己治疗的人到底是谁。“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也可以对他们产生同样的影响，因此无论他们是否被磁化，他们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梅斯梅尔就是一个骗子，而在其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真正起作用的是“想象的力量”。该篇报告中还有一份未发表的附件，附件中称这种所谓的治疗方法在刺激年轻女性的性欲方面十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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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富兰克林就给坦普尔写了一封信——坦普尔当时已经不再相信梅斯梅尔的相关理论，告诉他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彻底拆穿了梅斯梅尔的把戏。富兰克林写道：“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催眠术的终结。但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轻信，因此即使是再荒唐的欺骗，多年之后也仍会有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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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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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富兰克林感到绝望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得不再次与亚当斯共事，代表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他告诉一个朋友说，他十分担心“自己的无知和他的自信一旦结合起来，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实际上，亚当斯的成熟并未持续多久，也就是英美签署临时合约之后几个月的时间。很快，他又恢复了常态，继续对人诽谤中伤。在给罗伯特·利文斯顿的信中，亚当斯报告说富兰克林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政治家”。“如果这位先生和凡尔赛花园中的神像都被提名担任大使，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投雕像一票，起码它不会对国家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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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得知已经两次拒绝国会任命的托马斯·杰斐逊终于转圜，愿意与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一道担任美国代表，并于1784年8月抵达巴黎之后，富兰克林十分激动。杰斐逊与亚当斯截然不同，他善于外交、极富魅力、对法国态度友好、谨慎却不嫉妒，没有清教徒的过分拘谨，喜欢女性和社交。他同时也是个哲学家、发明家和科学家，和富兰克林一样都对启蒙运动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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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利的是，杰斐逊对亚当斯的缺陷十分清楚。詹姆斯·麦迪逊曾写信抱怨亚当斯的信“充分展示了他的自负、对法国的偏见和对富兰克林博士的敌意”。杰斐逊回信说：“亚当斯讨厌富兰克林，他讨厌杰伊，他讨厌法国人，他讨厌英国人，他会依附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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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赞同富兰克林的观点，认为外交政策必须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兼而有之。“和人一样，国家最佳的利益就是遵循良知的指引。”杰斐逊说道。与亚当斯不同，杰斐逊十分尊敬富兰克林。“在法国，富兰克林博士的品德最受崇敬和尊重。任何一个人，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无法与其相比。”杰斐逊写道。他还称富兰克林是“最伟大的人，是时代的明珠”。几个月之后，当杰斐逊被选为富兰克林继任者的消息传开之后，杰斐逊做出了经典的回答：“没有人能代替他，先生们，我只是他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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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经常同富兰克林一起吃饭和下棋，还倾听富兰克林关于美国应对法国保持忠诚的长篇大论。他冷静的态度甚至还会使富兰克林和亚当斯的关系有所缓和。1784年9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当初为《独立宣言》并肩作战的三个人相聚在帕西，再次为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条约和贸易协定的签署共同努力。实际上，这三个爱国者还是有很多共识的。他们都主张自由贸易、开放性条约以及终结那些建立在不平等的商业安排和权力影响之上的商业体系。正如亚当斯以少见的大度所言：“我们相处融洽，彼此开着玩笑，意见也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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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和解都很重要。既然富兰克林与亚当斯的关系都能有所缓和，他也能和自己的儿子重归于好。1784年夏天，威廉从英国给富兰克林寄来了一封信：“亲爱、尊敬的父亲，自从大英帝国和美国之间令人不快的争斗结束之后，我一直渴望给你写信，渴望能够尽力恢复你我之间充满深情的交流与联系。直至那些不快发生之前，它们一直是我一生的骄傲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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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从未对自己疏远的父亲说过一句坏话，也从未停止过对他的爱的儿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高尚、优雅而又可怜的姿态。但威廉毕竟是富兰克林家的子孙，他不可能认错或道歉：“如果我真的错了，对此我也无能为力。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仍然出现的判断错误，我无法避免。我十分确信如果明天出现同样的情况，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威廉提议，如果父亲不愿意到英国的话，他可以去法国，这样就可以通过“私人对话”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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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回信流露出自己的痛苦，也显露出些许希望。富兰克林在信的开头就写道，他“很高兴看到你希望恢复深情的交流”，他甚至还说，“对我来说，这真是太好了。”然而，富兰克林很快就话锋一转，由深爱变成了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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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对我的伤害和感情有如此之深的影响，莫过于发现自己在年老时被自己唯一的儿子抛弃，不但是抛弃，而且发现他拿起武器反对我，反对我所从事的事业，而我的好名声、财产和生命都危在旦夕。我本不该因你我政见的不同而责备你。我们是人，都可能犯错。我们的观点是不由我们自己所掌控的，而是由环境形成并受其影响的，环境无法抗拒，也很难解释。你的情况就是如此，以至于很少有人能指责你的保持中立，尽管有很多自然义务远比政治义务重要。（此处重点由富兰克林所加，信件原文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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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富兰克林发现有些不妥，就换了另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不太好，”他写道，“先把它放到一边。”富兰克林表示“现在让你来这儿”不大方便，而坦普尔将去伦敦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你大可以把打算告诉我的那些家事告诉他。”随后，富兰克林又略显高傲地表示：“我相信你应该会谨慎行事，不会让他认识那些不该认识的人。”虽然坦普尔是威廉的儿子，但富兰克林却清楚地表明了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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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24岁，但坦普尔对自己祖父的想法却知之甚少，而对于维系家庭（即使是略显奇怪的家庭）怀有天生的感情。在给伦敦一位朋友的信中，坦普尔表示自己一直希望能够回到那儿“拥抱自己的父亲”。在英国期间，坦普尔仍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对祖父的忠诚，甚至在陪自己的父亲去海边旅行之前也要征求富兰克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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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几周之后，富兰克林就开始担心坦普尔可能会为了他的父亲而抛弃自己。富兰克林开始指责坦普尔给自己写信不够频繁：“我一直在急切地等待你的来信，可惜连一个字都没有。”富兰克林还抱怨说，有些人一直在问他是否收到了坦普尔的信，这令其十分窘迫：“请你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再想想别人可能说什么，告诉我应该对此作何感想。”在富兰克林家的所有成员中，只有坦普尔能让富兰克林如此的嫉妒，激发他如此强的占有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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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坦普尔在英国却过得十分愉快。他所受到了像名流贵族一样的礼遇：英国皇家学会出面宴请，梅厄勋爵和各种各样的女士请他喝茶。他请吉尔伯特·斯图尔特为自己画了像。一个朋友则给他列出了当时伦敦最好的鞋匠和裁缝，还告诉他说：“有想法的时候，就去找下面这些安全的女孩，我觉得她们都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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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普尔并没能解决横亘于他父亲和祖父之间的难题，却成功地完成了另一项使命：怂恿波莉·史蒂文森去帕西。波莉当时45岁，已经守寡了10余年。波莉的母亲，也是富兰克林很长一段时间的房东和伙伴，在一年前便去世了。（当波莉写信给富兰克林告诉他这个悲伤的消息时，这样写道，她“以最热烈的感情爱着你”。）富兰克林曾写信告诉波莉说，她应该尽快来看他，因为他现在就像一幢急需“大修”的房子一样，“过不了多久主人就会发现把它推倒重建反而更便宜一些”。到1784年夏末，富兰克林的信变得更加哀怨：“来吧，我亲爱的朋友，趁我还在这儿的时候和我住在一起，如果我离开，就和我一起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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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的冬天是富兰克林在法国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12月初，很多人齐聚在帕西，为富兰克林组建了一个更令其满意的“混合”家座。无论是真正的家人，还是被接受为家庭成员的外人，都是富兰克林深爱的、希望留在自己身边的人。当时陪在其左右的有坦普尔、本尼、波莉·史蒂文森和她的三个孩子、托马斯·杰斐逊以及其他伟大的思想家，还有布里永夫人、爱尔维修夫人以及她们身边的人。克劳德–安妮·洛佩斯和尤金妮亚·赫伯特写道：“一度，富兰克林各式各样的‘家庭’相处得几乎极为融洽，在一个以富兰克林为中心的善意的网络中越走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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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0年之后再次见到坦普尔时，波莉十分高兴。她甚至和富兰克林打趣当初他是如何试图保守那个男孩身世的秘密的：“我们看到他和你长得极像，我们真的看到了这一点，但当时我们知道自己不能说。我们装作自己一无所知，就像你希望的那样，或者说我们做出了应该的选择。”而这也给了波莉一个机会对他们稍加苛责：“我认为你可能比你的孙子要英俊一些，但当时你却不像现在这样温文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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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个对坦普尔十分了解的人并不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年轻人，当然他的祖父除外。当他们抵达帕西之后，波莉对坦普尔便不抱什么幻想了。“他如此地喜欢打扮自己，”波莉在给亲戚的信中写道，“如此地沉浸在妄自尊大中，如此地喜欢享乐。他的性格并不和蔼，也不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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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日内瓦接受的良好教育以及希望取悦他人的天性使本尼给波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波莉认为他“举止明智，很有男子气概，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纨绔气息”。他的发型就像是一个英国青年，而不是一个法国的花花公子，而且“衣着简朴，仍然保持了一个可爱、简单的性格”。坦普尔可能长得更像富兰克林，但本尼，那个在塞纳河游泳、充满激情地放风筝、带波莉在巴黎游览，甚至勤奋地从事印刷工作的男孩，则传承了富兰克林更多的“思想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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