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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评论家戴维·布鲁克斯来说，这一聊以慰藉的富兰克林形象反映了21世纪初美国的企业家精神和道德取向。布鲁克斯写道，富兰克林是美国先贤祠中唯一能够在“现代化的商业丛林中应付自如”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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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会同意那些技术狂热主义者声称互联网和生物技术取得的突破将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观点，并同样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激情。与此同时，他也可能完全精通如今所盛行的讽刺和愤世嫉俗的谈话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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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富兰克林会对当代美国的很多方面十分熟悉。他乐于持有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他乐观、友好、和善，最大的缺点就是自满，而这一点已经被他自己充分证明。我们不难想到他在商场闲逛，陶醉于物质极为丰富和市场运作良好的情景，与此同时，他也欣赏年轻一代的美国人投身于民众活动的努力，认可老一代人通过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使宗教为民众造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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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岁月里，富兰克林一直受到浪漫主义者不公正的攻击。这些人真正的目标是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道德，而非富兰克林本人。“现在的主要问题已经超越了富兰克林主义，而是我们需要指出如何带给今天的美国人悲观感和道德的沉重性，这是以雅痞文化为基础的美国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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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缺陷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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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对道德的强调和思想深度是对富兰克林最为严重的指控。无论是在生活还是作品中，富兰克林的确有时会显得缺乏承诺、痛苦、诗意乃至道德。富兰克林1771年给自己的妹妹简写了一句话，充分地显示出这种自满以及激情的缺乏：“总的来说，我更倾向于喜欢现在我所感知的世界，不愿意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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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宗教信仰，特别是早期的宗教信仰，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人们相信何种信仰将更为有用的实用主义，而非发自内心的真诚。自然神论虽然很吸引人，但当他发现其并不那么有用时，便赋予其道德的光彩，而很少费力去思考那些恩惠、救赎、上帝的神佑以及其他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相对于那些痛苦地进行自我深省的清教徒，富兰克林则处于另一个极端。他没有证据证明上帝的旨意到底何在，于是就用一个简单的信条取而代之：“帮助他人就是最好的侍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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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道德信仰也同样的简单、实际，强调有益于他人的实用性。他欣赏中产阶级的美德，对所谓更高级的道德宗旨毫无兴趣。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勘误”上，而非与原罪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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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科学家，富兰克林更喜欢机械工作，对抽象理论或更为宏观的领域则兴趣索然。他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家、一个聪明的发明家，更强调有用的东西，却根本没有成为一个著名的理论家所需的气质，也没有经过此方面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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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富兰克林大部分的精神和思想的努力实践而言，他的伟大更多的来源于其实用性而非深奥或诗意。在科学上，他更像是爱迪生而非牛顿；在文学上，他更像是马克·吐温而非莎士比亚；在哲学上，他像是约翰逊而非伯克利；而在政治上，他更像是伯克而非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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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个人生活中也同样缺乏感情上的承诺和深深的激情。他有很多朋友，知己却很少。他对旅行的热爱显示出他在精神上还是那个离家出走的小男孩，逃离了其位于波士顿的家，逃离了其第一次见面就决定与其相守一生的德博拉，逃离了自己的儿子威廉——就在威廉的婚礼之前。在他的一生中，很少有感情上的羁绊能使其对某个人、某个地方产生强烈的归属感。看起来，他是以周旋于各种关系的方式游走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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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与男性的友谊很难得到善终，无论是他的哥哥詹姆斯，他的朋友约翰·克林逊和詹姆斯·拉尔夫，还是他的合作伙伴塞缪尔·凯默、休·梅雷迪思。他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喜欢那些能为其提供有启发意义的交流和活动的各种社团，但富兰克林与个中成员的友谊与其说是亲密无间，不如说是彬彬有礼。富兰克林对妻子和蔼、慈爱，却不是一往情深，否则在他们婚姻的最后那些年，富兰克林就不会在大洋彼岸待了13年。富兰克林与她的关系完全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正如富兰克林与其伦敦的房东玛格丽特·史蒂文森太太之间的关系一样。富兰克林有很多的女性爱慕者，但他却更喜欢与她们打情骂俏，而不是做出正式的承诺，一旦有危险，就立刻退回到玩笑中。富兰克林与儿子威廉的关系算得上最为亲密，但很快也由热情如火变成冷若冰霜。只有对自己的孙子坦普尔，富兰克林的喜爱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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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富兰克林声称自己信仰真诚的美德，但人们还是认为他很擅长阴谋诡计。富兰克林在16岁的时候写出了第一篇恶作剧文章，直至临死之前仍笔耕不辍。当打算创办一家报纸时，他误导了自己的雇主塞缪尔·凯默。富兰克林那完美的、迂回的劝说方式，实际上也是一种语言上的欺骗。他既懂得如何使用自己的美德，也知道怎样做出具有美德的样子为自己谋利。“在赞美真诚的同时却又反其道而行，富兰克林似乎在后一方面做得更好，”泰勒评论道，“由于富兰克林圆滑的处事风格和狡猾的策略，他所招致的怀疑远比其实际应得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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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为富兰克林引来了批评，甚至抹杀了他在公共领域因激励普通民众所取得的成就。弗农·帕林顿所写的著名的《美国思想的主流》，正是此类批评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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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天国之中的金光大道，他更关心费城栗树街上的鹅卵石是否铺得平整。相较于从地狱之火中拯救自己的灵魂，他更关心如何通过组织一支高效的消防队保护邻居的宅院；相较于天上的闪电，他更关心街上的新路灯能否照亮晚归旅人之路。很明显，这样一个人不会懂得人类志向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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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林顿傲慢地使用了“很明显”这个词，给我们为富兰克林辩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也许对于帕林顿等缺乏辨别能力的人来说，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很明显”无法与富兰克林帮助社会建立图书馆、大学、消防队，发明双焦眼镜、火炉、避雷针，以及起草民主宪法等世俗的贡献相提并论。他们的轻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富兰克林灵魂中有时看起来欠缺对崇高理想的渴望。同时，在另一种程度上，这也是对富兰克林所欣赏的对人间之事的关切及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势利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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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该如何公平地看待这个问题呢？正如具有商人特质的富兰克林所希望的一样，我们不妨参考其判断是否应该行事的方法，把所有赞成的理由列在另一边，然后再看看是否如作者所愿，对其的赞许将多过反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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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需要把富兰克林从课本上那个在雷雨天放风筝以及滔滔不绝地讲述“省一分，赚一分”等朴素格言的和蔼的怪伯伯从漫画中解救出来。同样，我们还必须将富兰克林从那些将其本人与其在自传中精心刻画的自己混为一谈的批评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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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克思·韦伯声称富兰克林的道德只是建立在赚更多钱的基础之上时，当D·H·劳伦斯将其简化为一个只会省钱、缺乏道德感的男人形象时，这些都表明了他们对富兰克林的不了解。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在42岁就从自己的生意中退休的人，这个将自已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研究和社会公益的人，这个放弃了自己公职收入的人，这个从来未给自己的发明申请过专利的人，这个不断争论超额财富的聚集和愚蠢地沉迷于不必要的奢侈生活不应为社会所认可的人。富兰克林并不认为省钱本身是目的所在，而是将其视为能够使年轻商人展示出更高层次的美德、集体精神和公民权利的途径。“空口袋难直立。”富兰克林和穷理查曾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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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富兰克林进行正确的评估，我们必须对其做全面、深入的分析。富兰克林不是一个轻浮的人，不是一个浅薄的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当富兰克林朴素地站在我们面前，没戴假发或者任何修饰，不愿矫揉造作（对历史及其本人而言都是如此）之时，我们需要对他进行由浅入深的逐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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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从最浅显的层面开始。对于那些不赞同中产阶级价值观并释放出朱庇特闪电（恶毒攻击）的人来说，富兰克林就像是一个避雷针。人们经常谈论（富兰克林也经常如此）勤劳、诚实、勤奋和节制等个人美德。特别是这些美德被视为实现一个更高尚、更仁慈的目的之手段时，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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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富兰克林所践行和提倡的公民道德来说，亦是如此。富兰克林所组建的公众提高协会以及其为公益所做出的努力，都有助于建立一个提倡公益的社会秩序。很少有人像富兰克林一样，为向其本人和社会灌输美德及良好的品质如此努力，或付出如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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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努力是否如帕林顿等人所言是世俗之举呢？从某种程度来说，的确如此。但在《富兰克林自传》中，当回忆了其为铺设费城大街的路面所做出的努力之后，富兰克林为此类质疑提供了一个雄辩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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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并不值得注意或是谈及，但如果他们认为在大风的天气里，灰尘吹进某个人的眼中或刮进某家商店里没什么了不起。而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很多人或很多家商店都受此困扰，而且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那么这就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了，也许他们也因此不会再苛责那些对此类看似无关紧要的琐事上心的人了。人类的福祉并不是靠天上掉馅饼实现的，而是由平日里所获得的小进步日积月累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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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尽管一种基于狂热的宗教信仰能够给人以激励，但基于谦虚和包容的宗教观点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查尔斯·安格夫曾指责“富兰克林对宗教问题的主要贡献只是一种和善的宽容”。好吧，也许他说得对，但和善的宗教宽容这一个概念实际上对18世纪的人类文明来说是个不小的进步。这是一个源于启蒙运动的伟大贡献，与同时代任何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做出的贡献相比，更加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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