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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贡献，让我再重复一遍，是他揭示出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他在后来者的道路上竖起了一块永恒的问题之碑。这来自他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各种目标同样终极，同样神圣，它们相互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整个价值体系可能相忤，且没有合理仲裁的可能，不但在非常情况下——反常现象、事故或错误造成的结果，例如安提戈涅和克里昂的挫折，或特里斯坦的故事——如此，而且（这可以算是新的见识）是人类正常环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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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将这种冲突视为少见的、反常的和灾难性的人，这种有待做出的选择必定是个痛苦的经历，作为理性的人，他不能对此有所准备（因为没有原则可供采用）。但是对于马基雅维利，至少就《君主论》、《论李维前十书》和《曼陀罗花》而言，并无苦恼可言。该选择就要选择，因为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打算为此付出代价。有人选择古典文明而不是底比斯的沙漠，选择罗马而不是耶路撒冷，他不管神父们说什么，因为这就是他的天性，因为——他不是不言自明的存在主义者或浪漫的个人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一般人都是如此。如果另一些人喜欢离群索居或以身殉道，他只会耸耸肩膀而已。这样的人不是为他而生。他对他们无话可说，也不想向他们证明什么。使他以及他的赞同者感到重要的事情仅仅是，不能允许这些人插手政治、教育或任何人类生活中关系重大的事务，他们的观点使他们不适合承担这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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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不是说，马基雅维利曾明确宣布，存在着多元主义，或必须从中做出自觉选择的价值二元论。但是从他对自己所褒贬的行为做的对比中，就会产生出这样的认识。他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古典时代的公民美德显然更为优越，所以他对基督教的价值和传统的道德观置之不理，而对于基督教受到的误解，他只说过寥寥几句轻蔑或辩解的话，或是加以轻描淡写。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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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更使那些不赞成他的人感到担心或恼火，因为这是在触犯他们的信念，似乎又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这样做——建议邪恶的勾当，把它当做显然最为明智、只有傻瓜或幻想家才会拒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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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马基雅维利的信念为真，它便瓦解了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假设：不管过去还是未来，今生还是来世，在教堂里还是实验室里，在形而上学家的思辨中还是在社会科学家的发现中，或在那些单纯的好人尚未腐败的心中，对于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总可以找到最后的答案。如果这是错误的（如果能给这个问题找出不止一个正确的答案，那它也是错误的），则惟一真实的、客观而普遍的人类理想这种观念便崩溃了。对它的追求不但成了乌托邦行为，而且在理论上也不能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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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一定明白，这是人们——信徒或无神论者，经验主义者或先验论者，即在相互对立的假定中成长起来的人——多么不愿面对的局面。在一元论的宗教、道德、社会或政治制度中长大的人，遭到的颠覆莫过于此。这就是梅尼克所说的那把利剑，马基雅维利用它造成了一个永难愈合的创伤；甚或菲利克斯·吉尔伯特也是正确的，他认为马基雅维利本人并没有承受这一创伤，因为他始终是一元论者，只不过他是个异教徒的一元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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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马基雅维利有大量混淆和夸张的过失。他混淆了两个十分不同的命题，一个是终极理想可能相互矛盾的命题，另一个是更为传统的人类理想——建立在自然法、博爱和人性善观念上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因此以这种矛盾的假定做为行动指南的人是傻瓜，有时甚至是危险人物的命题；他将这个令人怀疑的命题归于古代，并且相信这已由历史所证实。第一种主张动摇了对获得或至少是建立最后答案的可能性抱有信心的所有学说；第二种主张属于经验主义的，常识性的，不是不证自明的。这两个命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相同，或是没有逻辑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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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有更粗野的夸张：伯里克利的希腊或旧共和国时期的罗马这些被理想化了的类型，同基督教王国（假如这是可设想的）的理想公民可能是不相容的，但是在实践中——尤其是在历史中（我们这位作者不是从中寻找证据，就是寻找说明）——很难找到纯粹类型：那里只有不易分类的混合体、合成物、折衷，以及普通的生活形态，但是无论基督教徒、自由派的人道主义者还是马基雅维利，都不会为自己的信仰所迫而否认它们，那是无需克服多少智力困难就可设想的事情。不过，对一个完整的文明中的核心假设发动攻击并造成持久的破坏，毕竟是第一流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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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并不同意这种二元论。他仅仅是想当然地认为，罗马的古代美德要比教会所教诲的基督教生活更为优越（这也许会激怒那些不同意的人）。关于基督教本可以成为什么样子，他也说过几句不无道理的话，但并不期待它会改变自己的实际特点。他在这里避开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有人相信基督教的道德，认为基督教的王国就是它的体现，同时又大体接受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和心理分析的正确性，并且不拒绝罗马的世俗遗产，对于处在这种困境中的人，如果马基雅维利是正确的，他就会面对一个不但没有解决，而且也无法解决的难题。这是个戈尔地雅斯结。按范尼尼和莱布尼茨的说法，这是《君主论》作者系成的死结，一个只能斩断而无法解开的死结。118于是有了稀释他的理论，或将其解释得锋芒全无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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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基雅维利之后，怀疑的态度传染了所有的一元论学说。确切地感到在什么地方有一座隐藏的宝库——治疗我们疾病的最后方案，并且必定有一条道路把我们带到那里（因为从原则上说，它一定是可发现的），或者换个表述方式，认为构成我们的信仰和习惯的碎片就像是拼图游戏中的全部拼板，从原则上说总能够（因为它有一种事先的安排）得到解决，所以，我们至今没有发现让一切归于和谐的解决之道，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缺乏技巧、愚蠢或运气不佳——西方政治思想中的这一信念被严重动摇了。在一个寻求确定性的时代，这是否足以说明那些无休止的、今天更甚于以往的努力，要对《君主论》和《论李维前十书》做出解释，或是将它们解释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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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属于消极的方面。还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它可能会使马基雅维利感到惊奇或不快。如果只有一种理想是真正的目标，那么人们似乎总会认为，为实现这一终极目标，无论要求什么手段都不算太难，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不算太高。这样的确定性，是狂热、强制和迫害行为的伟大理由之一。假如所有的价值并非相互和谐一致，并且必须在没有更好的理由的情况下，仅仅因每一个价值本身而做出选择，假如我们选择它就是因为它本身，而不是因为它能够被证明是一个惟一的序列中比其它价值更高的价值；假如我们选择生活方式，只是因为相信它，因为我们将它视为理所当然，或者我们基于评价发现，自己在道德上不打算以任何其他方式生活（虽然别人有不同选择）；假如理性和算计只能用于手段或次要的目标，而绝不适用于终极目标——由此浮现出的场景，同既定的、人只有一种良好目标的古老原则形成的景象，便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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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消除困惑的方案只有一种，那么惟一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去发现它，最后是如何利用劝说或强迫的方式让别人服从这一方案。但是，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马基雅维利对照了两种生活方式，但除了狂热的一元论者的看法之外，可以并且显然有不止两种），便为经验主义、多元主义、宽容和妥协敞开了大门。历史地看，宽容的产生，是由于认识到同样固执的信仰不可调和，并且哪一方也无法完全战胜另一方。希望生存的人认识到，他们必须宽容错误。他们逐渐明白了多样性的好处，从而对人类事务死板的解决方式产生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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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实践中接受一件事，同理性地论证它并不是一回事。马基雅维利的“无耻的”文章开启了后一个过程。这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其思想后果虽然完全不是它的始作俑者有意而为，然而由于一种历史命运的嘲讽（有些人称之为辩证法），成了自由主义的基础，而对于这种自由主义，马基雅维利定会指责它软弱和毫无个性，缺乏一心追求权力的精神，缺乏光彩，缺乏组织和美德，以及缺乏力量对任性的人们加以管束，消除他们的巨大差距，使他们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整体。但是不管他本人有什么看法，他是多元主义的创始人，也是——对他来说——危险地接受了宽容精神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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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通过打破原有的统一，使人们逐渐了解对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中（因为这两者显然不能总是真正自立门户）不可调和的可能性做出痛苦选择的必要。单凭这道难题自面世以来再没有让人安宁（至今仍未解决，但我们已学会了如何与它共存）这一点，便可以说他的成就是第一流的。人们在实践中无疑时常经历到马基雅维利做了明确表达的冲突。他使这一冲突的表述从模棱两可的语言转变成了老生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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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尼克所说的利剑并没有失去锋芒：伤口迄未愈合。了解到最坏的事情，并不总是意味着也可以从其后果中解脱。大概最好还是视而不见。马基雅维利强迫我们去注意的，正是这个痛苦的真理，他这样做，不是用清晰的表述，而是采用了更有效的方式，把很少受到批判的传统道德贬入乌托邦的王国。无论如何，这就是我希望说明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已经存在着不下二十种解释，再增加一种或许算不上无礼。往最坏处说，它也可算是在解决一个已有四百余年历史的问题上所做的一次尝试，这个问题就是克罗齐临终时所说的，“Una questione che forse non si chiuder N mai：la questione del Machiavelli（一个或许永远无法了结的问题：马基雅维利问题）”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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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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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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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话题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关系：更具体地说，是它们之间日益加剧的对立，尤其是这样一个时刻，在我看来，它们之间酝酿已久的严重分离，此时成了一件有目共睹的事情。这并不是“两种文化”的分离：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文化，它们的多样性，同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差异没有或几乎没有关系。把人类探索的这两大领域称为文化有何含义，我曾试图加以领会，却是毫无结果。不过，它们好像确实与多少有些不同的问题联系着，曾在或仍在这些领域里工作的人，追求着不同的目标和方法——这在十八世纪变得十分明显，不管它是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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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今天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仍然赞成的一个传统作为起点，即这样一些人的传统，他们相信在人类的全部知识领域里，持续的进步是可能的；在这个领域里，方法和目标归根到底是或应当是一致的；进步的道路经常——也许常常是出于好的动机——受到无知、幻想、偏见、迷信和其他非理性因素的阻碍；今天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自然科学的成就使人们有可能从惟一的一套严密原理或原则中推导出它们的结构，只要正确运用这些原理，就有可能在揭示自然的奥秘上取得无限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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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与西方思想的一个核心传统一致，它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我看来，它建立在至少三个基本假设之上：（1）凡是真正的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且只有一个：所有其他答案都是错误的。不然的话，这个问题便不是个真正的问题——其中必有混乱之处。这种被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家做了明确阐述的立场，也得到了他们的神学和形而上学前辈同样坚定的赞同，虽然前者曾对这些人发动了一场漫长而毫不妥协的战争。（2）给一切真正的问题提供正确答案的方法，从性质上说是理性主义的。也就是说，它在所有不同领域中具有一致性，即使不是在具体的应用中，从本质上说也是如此。（3）这些解答，不管是否已被发现，有着普遍、永恒和一成不变的正确性：不管是在什么时间、地点或人群中，都是正确的，就像昔日对自然法的定义一样，它们quod semper，quod ubique，quod ab omnibus（不分时间、无所不在、普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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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传统中，对于到何处寻求答案，当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只有那些在柏拉图的辩证方法或亚里士多德更为经验主义的研究模式，或不同的智者学派的方法，或自认为是苏格拉底后代的思想家的方法上训练有素的专家，才能够发现它们。也有些人认为，灵魂纯洁无瑕的人更容易得到这些真理，因为他们的理解力尚未被深奥的哲学、复杂的文明或破坏性的社会制度所败坏，例如卢梭和托尔斯泰就持这种观点。有些人相信——尤其在十七世纪——获得先验真理惟一正确的道路，就是建立在理性眼光上的系统方法（数学推理为此提供了完美的事例）；有些人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可由受到控制的观察和试验证实或证伪的假设上；还有些人则更乐于依靠在他们看来似乎显而易见的常识——le bon sens（良知），它可通过仔细的观察、试验和科学方法得到加强，但并不能被科学所取代；人们还指出了其他的求真之路。所有这类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相信只有一种或一组正确的方法：凡是不能由此来回答的，就是根本无法回答的。这种立场的含义是，世界是个能够用理性的方法加以描述和解释的单一体系；它的实际逻辑结论是，如果想对人类的生活加以组织，不留下任何混乱或不受控制的自然和机遇的作用，那就只能根据这种原理和定律加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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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这种观点在自然科学大获全胜的时刻最为强大，最有影响。这是人类的头脑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即使不是惟一重要的成就，尤其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欧。从笛卡尔和培根到伽利略和牛顿的追随者，从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到圣西门、孔德和巴克尔，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的威尔斯、贝尔纳、斯金纳和维也纳实证主义者，他们都怀有这种涵盖所有自然和人文科学的一个统一体系的理想，这就是近代启蒙运动的纲领。它在我们这个世界的社会、法律和技术制度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或许迟早会在一些人中激起反动，这些人觉得，理性与科学的建构，一个惟一的无所不包的体系的建构，不管它声称解释的是事物的性质，还是据此进一步指出人们应当如何以及应当相信什么，总是有其局限性的。它阻碍了他们自己的世界观，桎梏着他们的想像、感情或意志，妨碍了精神或政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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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现象，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希腊时代雅典的各个哲学学派，就引起过追求和表现人类精神中非理性因素的神密崇拜和其他一些类型的神秘学说，以及感情主义的显著增加。出现过基督教对巨大而严密的法律体系的伟大反叛，不管它是罗马人的还是犹太人的；也有过中世纪针对经院主义陋习和教会权威的唯信仰论者（antinomian）的反叛。从清洁派到再洗礼派这类运动，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宗教改革之前和之后，都有强大的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我不打算谈论这方面更晚近的表现了——德国的“狂飚突进”运动、十九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卡莱尔、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思想，以及现代左右两派广泛的非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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