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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12 然而我认为这误解了雅各比的意思。他的观点是，只存在一种真正的知识，即我们的自然Glaube：“我们在信仰中出生，正像我们在社会中出生一样”；一些来自直觉的确定性，是理性无力证实或驳倒的，譬如我对自己的身份的意识，对我的自觉的努力和行动所揭示出的我的因果效用的意识243，对我的意志自由的意识。对于上帝的存在、理性的世界以及另一些感性事物，我也有类似的确定性。雅各比认为，这些信念不仅是我们的行动、感情和思想的前提，而且是与生俱来的，它们把我们同实在联系在一起，完全不依靠任何假设或理论建构，例如自然之统一性的假设——这是自然科学命题所必需的。因为假说是证实或证伪的对象，而信仰或信念（它们的消失是难以想像的）是完全自由的。我们对自己的存在、对我们自己的独特性格的确定性是一种“感觉”（ein Gefühl）——一种实在的感觉；它确保它所揭示的一切事物之实在性。我们对自己的自我的信念，是其他一切知识的试金石：我们用它而不是别的方法，来衡量其他信念的可靠性，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存在”（Dasein zu enthüllen）244；做到这一点的正是这种感觉——Gefühle或Gesinnungen；“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能够建立真理。为给这种观点找到依据，他引用了休谟的《人性论》245，在这里信念被描述为“心灵感受到的东西，它们把判断的观念同想像力的虚构区别开来。它赋予它们更大的力量和影响；使它们看上去更重要；使它们牢牢扎根于心灵之中；使它们成为我们一切行为的支配原则。”他还引用了《人类理解研究》第十二节中有关人们的“自然本能或先天知识，把信念安放在他们的感觉之中”的段落。“这张桌子，我们看上去是白色的，我们感到它是坚硬的，并相信它存在，但是它独立于我们的知觉，它是外在于我们认知它的心灵的事物。”246雅各比又说，“我们相信自己的感觉，因此相信存在着一个可感知的世界。同样，我们相信我们内在的感觉，因此相信存在着一个感觉之外的世界。”247在他看来这可以从休谟的前提中得出；这种信念（他丝毫没有提及休谟遇到的唯我论难题）对于他就像对于哈曼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变为Offenbarung（启示），即不需要理性的帮助便直接揭示出来的真理。他然后把这跟柏拉图或斯宾诺莎的普遍命题和抽象概念做了对比，他们是唯心论的逻辑严密的虚构体系的建筑师，这种体系意味着实在感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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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14 雅各比从敌人的资源中汲取营养的方式，可以用他看待休谟对设计论的著名反驳作为例子。雅各比独具特色地以哈曼的方式把它颠倒过来，以便加强他本人的信仰（Glaube）观。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认为248，既然这是一种类比论证，因此根据前提，它不能被用于独一无二的事物，即神。类比法只适用于包含着另一些实际的或可能的成分的那类实体。让我引用沃尔海姆在其讨论休谟宗教观的著作中对这一论证的简明扼要的表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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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16 我们能够从一个具体事件推知其原因的惟一事例，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事件的情况，换言之，假如一个事件在人类的经验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就不能把一个原因赋予这个事件。但不言而喻的是，“自然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宗教假设……变成了无根据的推理。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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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18 这也正是休谟对他《对话录》中所谓“宗教假设”进行三方面批判时的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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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20 雅各比由衷地欢迎这种推理模式。他同意普遍知识是建立在他所说的“比较”上，但既然上帝是独一无二的，就不可能拿什么东西和他进行比较。上帝不是一个一般概念。但是雅各比断言，我自己的心灵也不是这样的概念：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完全个人化的，无法从任何外在的起点达到它。这就是为何我知道上帝的原因，我是通过直接的感觉知道的，就像我知道自己一样。不是用类比或其他推理方式，也不是像我对自我身份的认知那样，用记忆或任何其他间接方式。对于我本人来说，我不是一个能够被描述的观念，我对自身之存在的确定性，与我对知道我自己是谁的确定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知识是其他一切认识的基础：它是直接的和先验的；难怪在日常感觉经验或逻辑范畴的昏暗世界里寻找自我的休谟和康德找不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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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22 这种为了支持信仰而篡改休谟的经验主义和怀疑论的做法，是这个教条主义的宗教先验论团体全部策略的典型表现：他们把休谟作为外来的专家，一个消灭他们深恶痛绝的东西——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家关于知识和实在的理论——的专家。在雅各比看来，实在是由他有时所谓的“Wesenheitsgefühl”——对本质事物的直接感觉——揭示的，他把这种能力称为上帝的恩赐。他把信仰说成是salto mortale（凡人的飞跃），信念的飞跃，没有它，我们就会继续被囚禁在逻辑、数学或形而上学建构的虚幻世界中——哈曼所说的空中楼阁，它远离实在，许多可敬的思想家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的一生。因此，休谟的怀疑论能够拯救我们。而且雅各比告诉我们，这能使他获得不朽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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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2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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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26 总结一下这种特殊的关系吧：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反对者是否需要用休谟来确立自己的立场，是值得怀疑的。然而这却是个历史事实，他们的奠基人，哈曼和雅各比，对他针对他们的主要敌人——自然神论者——提出的反驳论证都十分着迷，与彻底的无神论者相比，他们更痛恨这种人，这大概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后者至少没有把真诚的信徒对上帝的直接认知庸俗化。他们简单地从休谟的著作中取出他们需要的东西。莱特文在最近的一篇关于休谟的文章250中正确地指出，“每一位大哲学家都被赋予了相反的性格”。莱辛、赫尔德和歌德对斯宾诺莎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充当了法国唯物主义的秘密鼓吹者后，又被改造成一个泛神论的先验论者和德国绝对唯心主义之父。休谟被一些人描述成“最具破坏性的怀疑论者，他不但撕下了传统哲学的伪装，而且证明一切知识都是幻觉”，另一些人则把他改造成了“一个固执的经验主义者，他相信人类能够获得无可争议的真理”。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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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28 这些解释，以及另一些解释，都可以从休谟的著作中找到支持。柏克不相信哲学的抽象概念，他相信自然、出色的感觉、历史和文明，他敌视绝对原则和无条件的普遍命题，他反对打着永恒原则的旗号，或根据变化无常的民众情绪进行激进的变革——这些态度都有休谟的来源，正像它们也有孟德斯鸠和胡克的来源一样。穆勒及其后的罗素，把他们对科学方法的信任，他们对教条主义、先验主义和神学家的错误类比的否定，他们对接受错误信念的倾向和赞成永恒原则的习惯表现出的疑虑，归功于休谟，他们同意可能性是最接近于难以达到的经验确定性的近似物，他们对非理性主义的痛恨，他们对较为冷静的感情的赞扬，他们的自然主义和温和的功利主义倾向，也统统被归功于休谟。但是对哈曼及其门徒来说，休谟只是一个比康德更具破坏力的陈旧的理性主义的批判者。在他们看来，他似乎终于颠覆了不变的经验范畴的观点和任何形式的二元论，即存在着两个世界的学说，不管它是笛卡尔的、莱布尼茨的还是康德的。只有一个世界，即直接面对的实在的世界；虽然休谟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他们的认识大为不同，但是认识到它的统一性，认识到柏拉图的谬论——它是把实在同日常经验区分开的一切尝试的基础——对于他们有着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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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30 对于这些神秘的唯名论者来说，在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并不存在一道墙。上帝用他们所理解的符号向他们说话，那是自然、历史和经文中的符号，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向上帝的话语敞开着。他们是用信仰武装起来的人，不需要他们看到就在他们面前的有关实在的证明或证据。他们听到树林在低语，奔流的小溪在诉说，岩石在讲道，（稍做修改后）他们也在万物中看到了上帝。在他们眼里，这些东西并不是隐喻：他们所崇拜的上帝是人格化的上帝，他们把泛神论视为无神论的一种。哈曼及其盟友不想让无所不在的信仰的力量受到任何阻碍，这种信仰不容忍任何规则，不服从任何定律，它与人类智巧的贫乏世界——制度化的秩序、功利主义的算计、受到逻辑和证据制约的自然科学的人为建构，普鲁士国王及其廷臣、边沁、巴黎的激进思想家、也许还有休谟所追求的秩序井然的组织——的距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启蒙运动的理想，至少对它的德国反对者之一伦茨来说，比苟延残喘的生活强不了多少。霍尔巴赫的学说给年轻的歌德留下的印象是，它死气沉沉，如僵尸一般，是一切活力、自由和想像的终结。这些浪漫主义先驱中的一些人认为，他们在休谟的怀疑论中找到了反对这些精神敌人的最具毁灭力的武器。休谟清除了为理性主义大厦的坚实基础提供保障所必需的先验规律（事实上，在他之后的哲学家尽管煞费苦心，原来的信念再也没能恢复）。但是对于我正在讨论的这些思想家来说，消除这种先验的地基似乎有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作用：为宗教信仰的获胜清理出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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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32 从休谟和他的世界观中，不可能衍生出更多的东西了。他对几位德国反常规的思想家发生影响的故事，顶多只能算是对他的哲学解释的一个脚注，尽管可能是个极不寻常的脚注。对于十九和二十世纪欧洲的非理性主义思想——不论它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的历史来说，它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对理性的这种反叛标志着一些现代的起点。头脑冷静、通达事理、性情温和且有讥讽意识的休谟，有着坚定的现实感、文笔流畅而又严谨的休谟，竟会在这场放浪形骸、狂躁喧嚣的运动中得到半个经典作家的地位，成为它的奠基人之一——即使严格说来不是正统的奠基人（不过，哈曼对一切尤其是对正统的来源，都持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而他对这场运动的所有领袖可以说一无所知，每念及此，不免让人纳闷。也许事情只能如此，因为他几乎不可能赞成他们或他们的观点。面对这场无所拘束的精神热情的风暴，他除了自己惯常的嫌恶外，很难会有什么其他感觉。此外，假如他知道他们坚持认为从他的思想中受益匪浅，他或许会把这视为一个有违他的意愿的、不受欢迎的结果，然而这大概是他们的思想的一个并非完全不可预料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即使最为清醒而严谨、最有自我保护意识和通达的思想家，也并非总能完全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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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37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1701829023]

1701830038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赫尔岑和他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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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40 亚历山大·赫尔岑就像狄德罗一样，是位天才的业余学者，他的观点和活动改变了自己国家社会思想的方向。也像狄德罗一样，他是位善谈者，他操着同样流利的俄语和法语，同自己的密友，或是在莫斯科的沙龙里谈天说地——总是新思如潮，形象迭出；在后人看来（正像狄德罗一样），其中或许不乏废话：他没有博斯维尔或爱克曼记录下他的谈话，他也不是个能够忍受这种关系的人。他的文风基本上属于谈话体，理所当然地也就兼有谈话的优点和缺陷：流畅、自发、易流于天生讲故事者那种强调的语气和夸张，但又总能回到故事或论证的主线上来。尤为重要的是，他的文风充满了口语的活力——他所欣赏的法国哲人们那种字斟句酌的文章，或他学习过的德国人那种可怕的哲学文体，似乎都没有对他产生影响；我们能大量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在文章中，在小册子中，在自传中，更不用说在他给友人的信函和便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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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42 思想开明、富有想像力，并且有着自我批判精神的赫尔岑，也是一位天资卓越的社会观察家。即使在讲究清晰表达的十九世纪，他对自己所见所闻的记录，也是难得一见的。他有一颗敏锐、容易激动而又极具反讽意味的头脑，有着炽热的诗人气质，能够写下动人的抒情篇章——这些品质在他对人物、事件、观念、私人交往和政治形势的一系列生动记述中，以及他对自己周围整个生活形态的描述中，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他是位极其细致、敏感和聪明的人，言谈入木三分，并且喜欢论战。他自认为是“揭开表象和习俗伪装”的专家，形象地把自己称为社会和道德内核的破坏性的发现者。托尔斯泰对赫尔岑的观点没有什么共鸣，对当时的文人也从无溢美之辞，对同属于自己的阶层和国家的文人就更是如此。但他在临终之际也说，他从未遇到过任何人像赫尔岑那样，“罕见地把迸发出火花的深度与才华结合在一起”。252这种天赋使他的许多文章、政论、日常记录、偶尔写下的笔记和评论，尤其是写给亲友或政治友人的通信，至今仍让人展卷不忍释手，尽管其中所谈到的问题，大都销声匿迹，只有史学家才会对它们发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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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44 关于赫尔岑的著述虽然已有很多——不仅在俄国——但是他的传记作家，并不会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而感到轻松：他留下了一部无与伦比的关于他自己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一部堪与他同时代的同胞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媲美的文学巨著。他们也不是完全不明白这一点。他的终生好友屠格涅夫（他们之间起伏不定的私交，对于两人的生活都有重要意义；但这段复杂而有趣的故事，从未得到过充分的说明），称赞他既是位作家，也是个革命派的记者。杰出的评论家别林斯基，在他们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年轻时代，便发现、讲述和赞扬过他的文学天才。甚至易怒而多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把他排除在那些他视为亲西方的俄国革命者而深恶痛绝的人之外，他承认赫尔岑的文章具有诗意，直到生命终结，对他始终怀着十分友善的态度。至于托尔斯泰，同赫尔岑的交往以及他的作品都令他感到愉快：在他们在伦敦相遇五十年之后，他依然生动地记得当时的情景。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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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46 这位杰出的作家，生前便是一位欧洲的知名人士，他是米什莱、马志尼、加里波第和维克多·雨果的座上客，在自己的国家不仅被誉为革命者，而且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但直到今天他在西方仍不过是无名小卒，这未免让人不解。从阅读他的文章——大多数仍无译本——中得到的乐趣，使这种现象显得奇怪而毫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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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48 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年4月6日生于莫斯科，即拿破仑在波罗金诺战役后占领莫斯科并燃起毁城大火的前几个月。其父伊万·亚历山德洛维奇·雅科夫列夫，是个同罗曼诺夫王朝有远亲关系的世家子。就像出身富裕的其他俄国贵族子弟一样，他在国外生活了几年，旅途中遇上一位符滕堡小官员的女儿露易莎·哈格，并把她带回莫斯科。她是个举止得体、温顺但没有什么特点的姑娘，比他年轻许多。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相称，他从未按东正教的仪式与她成婚。雅科夫列夫是东正教徒，而她却一直保持着路德教信仰。254他是个特立独行、傲慢不群的人，而且变得越来越性情乖戾和愤世嫉俗。他在1812年战争前退休，法国人入侵时，他正住在莫斯科的家中。在占领期间，他得到他在巴黎认识的莫蒂埃元帅的赏识，同意为拿破仑捎信给亚历山大皇帝，作为回报，他得以使自己的家人安全离开那座被毁的城市。由于这一过失，他被遣回自己的庄园，过了很久才允许他重新回到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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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50 他在阿尔巴特街的那所昏暗的大宅子里，培养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为他取了赫尔岑这个姓，似乎是要强调他是非正常的私通生下的孩子，是心血来潮的产物。露易莎·哈格从未得到正式妻子的身份，不过孩子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受到当时俄国贵族青年的正规教育，也就是说，照顾他的是一群保姆和农奴，由德语和法语私人教师为他授课，他们都是那位神经质的、脾气暴躁的、关怀备至但又多疑的父亲仔细挑选出的。为培养他的才华可谓不遗余力。他是个活泼而富有想像力的孩子，学习知识既轻松又热情。他的父亲以自己的方式爱他：其程度显然超过了他十年前出生并且同样不合法的另一个的儿子，他为其取名“伊戈尔”（即“乔治”）。不过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他是个情绪低落的失败者，没有能力跟自己的家人、事实上是跟任何人沟通。伊万·雅科夫列夫精明、可敬，既谈不上冷漠，也谈不上不公正，恰似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那个“困难”人物，老鲍尔孔康基亲王一样，在他儿子的记忆中，他是个自寻烦恼，心情郁闷，封闭而半僵化的人。他紧闭所有的门窗，连自己的几个老友和兄弟也不接触，实际上家里看不到任何外人。他的儿子后来形容他是“两种不可调和的事物，即十八世纪同俄国生活相遇”255——给俄国贵族中许多较为敏感的人造成毁灭的文化冲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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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52 这孩子从父亲那种压迫性的、令他害怕的关心中逃开，如释重负地跑到母亲和仆人的房间里；她慈祥而随和，因丈夫的压制和自己的异族背景而忍气吞声，在家里只能百依百顺地接受自己的地位。至于那些仆人，他们都是来自雅科夫列夫庄园的家奴，已经学会了对主人的这个儿子和可能的继承人俯首帖耳。赫尔岑本人在后来的年代里，把他最深的社会情感（他的朋友、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对此有非常准确的诊断），他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关切，归因于自己儿时的这种野蛮的环境。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受着家人的溺爱，但是由于听到仆人的闲言碎语，而且至少有一次无意中听到父亲同一位军中老友的交谈，使他了解了自己反常的身世和母亲的地位。根据他本人的说法，这让他深受打击：这也许是他一生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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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54 给他讲授俄国文学和历史的是位年轻的大学生，这是个新浪漫主义运动的热忱追随者，这场运动，尤其是它的德国形式，当时开始支配了俄国的精神生活。他学习法语（他的父亲用法语书写比用俄语还要流利）、德语（他同母亲用德语交谈）和欧洲史而不是俄国史——他的家庭教师是一位法国大革命后移居俄国的法国流亡者。这个法国人并不暴露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赫尔岑告诉我们——直到有一天他的学生问他路易十六为何被处死时，他换了一种语气说，“因为他是祖国的叛徒。”256他发现这孩子有所反应，便放弃了拘谨的态度，公开向他谈论人的自由和平等。赫尔岑是个孤僻的孩子，一度受到溺爱，言行拘谨，现在却有了活力和焦虑。他在父亲的大书房里如饥似渴地读书，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法文书籍。尼古拉皇帝把十二月党人密谋的领袖绞死那年，他十四岁。他后来说，这一事变是他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不管是不是这样，对俄国宪政自由事业中这些贵族烈士的回忆，后来变成了一种神圣的象征，无论对于他还是他那个阶级的许多同代人都是如此，并且影响了他后来的一生。他告诉我们，在此事过去几年后，他和好友尼克·奥加廖夫站在俯瞰莫斯科的麻雀山上，发出庄严的、“汉尼拔式的”誓言：要为这些人权战士复仇，要献身于他们为之牺牲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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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56 他顺理成章地成了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他曾浸淫于席勒和歌德；他又开始钻研德国的形而上学——康德，特别是谢林。然后是新兴的法国历史学派——基佐和奥古斯丁·梯叶里，此外还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勒鲁，以及另一些不顾书报检查制度走私进俄国的社会主义小册子。他成了一个坚定而热情的激进分子。他和奥加廖夫属于一个学生团体，他们阅读禁书，讨论危险的思想；为此他和其他大多数“不可靠的”学生一起遭到逮捕，很可能是因为他委婉地拒绝了要他接受的观点，结果被判了监禁。他的父亲费尽力量为他减刑，却无力不让他的儿子被流放到靠近亚洲边界的边远小城。他在那儿其实并没有被囚于牢房，而是在当地的官府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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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58 让他惊喜的是，这个检验能力的新环境使他十分快乐。他表现出行政才干，成了一名胜任愉快的官员，大概还干劲十足——尽管后来他不大乐于承认这一点。他帮助揭露了腐败蛮横的长官，他对此人既厌恶又蔑视。在维雅特卡城，他同一个已婚女子坠入爱河，行为有失检点，后来又深深体验到悔恨的煎熬。他阅读但丁，经历了一段虔诚的时光，然后同他的最大的一位表妹娜塔丽开始了漫长而热情的通信，和他本人一样，她也是个非婚生子，住在她的一位富裕而专横的姨妈的宅子里给她做伴。由于父亲的不懈努力，他被送到弗拉基米尔市，在莫斯科友人的帮助下，娜塔丽也跟他私奔。他们违背亲戚的意愿，在弗拉基米尔成婚。后来他得到允许返回莫斯科，并被任命了彼得堡政府的一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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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60 不管他当时有什么抱负，他依然我行我素，致力于激进事业。由于他的一封言辞不慎、批评警察行为的信被检查官拆看，他又被判流放，这一次是去了诺夫格罗德。两年后，即1842年，他再次得到允许返回莫斯科。这时他已被人视为新激进派知识分子中坚定的一员，一位值得尊敬的事业的牺牲者。他开始给进步报刊写文章，中心话题始终如一：个人受到的压制；政治和个人专制使得人们卑贱而堕落；社会习俗的枷锁，黑暗的无知和政府的野蛮专横，俄罗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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