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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62 就像他这个圈子中的其他成员，如诗人和小说家屠格涅夫、评论家别林斯基、未来的政治煽动家巴枯宁和卡特科夫（前者属于革命事业，后者则属于反革命事业）、评论家安年科夫，以及他的好友奥加廖夫一样，赫尔岑和当时的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都对黑格尔哲学如痴如醉。他撰写引人入胜的政治和哲学文章和涉及社会问题的小说。这些东西发表后，得到广泛的阅读和讨论，给作者赢得了相当大的声望。他采取了一种毫不妥协的立场。作为持异见的俄国贵族中的一个主要代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更多地不是来自对资产阶级西方的自由放任经济的野蛮和混乱的反对——俄国当时处在工业化初期，仍然是个半封建的、社会和经济都很原始的社会——而是来自对当地社会问题的直接反应：百姓的贫困、奴隶制、在所有方面都缺乏个人自由，以及不讲法律的野蛮官僚制度。257此外，还有一种强大的、半野蛮社会的民族自豪感，它的领袖清楚这个社会的落后，对文明的西方怀着一种混杂着羡慕、忌妒和嫌恶的复杂感情。激进派相信沿着西方路线进行民主的和世俗化的改革；而斯拉夫主义者则回到了神秘的民族主义，他们鼓吹必须恢复他们认为被彼得一世的改革所摧毁的“有机”生活和信仰形态，他们认为这场改革不过是鼓励了一种不计后果而又下贱的模仿——对没有信仰的、堕落到不可救药程度的西方的模仿。赫尔岑是个极端的“西化派”，但是他保持着同对手的联系——他把其中最杰出的人视为浪漫的反动派，他们受到民族主义的误导，但是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属于可敬的同盟军。这也许是因为他希望看到，人类感情尚未泯灭的全体俄国人一起反抗那个罪恶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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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64 伊万·雅科夫列夫于1847年去世。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留给了露易莎·哈格和其子亚历山大·赫尔岑。赫尔岑对自己的能力信心百倍，心中燃烧着（用费希特反映那一代人态度的一句话说）“来到这个世界，就要有一番作为”的欲望，他决定移居国外。当时他是否希望或打算在国外度过余生，我们不得而知，但后来情况变得就是如此。这一年他离开俄国开始旅行，与他结伴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母亲、两个朋友和仆人。他们穿越德国，于1847年的年底来到了他所向往的巴黎，文明世界的首都。他立刻融入各国流亡者的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的生活之中，他们在这座骚动不安的城市的思想和艺术活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1848年，当欧洲各国相继爆发革命时，他发现自己同巴枯宁和蒲鲁东一起，站在了革命社会主义中的极左派一边。有关其活动的流言蜚语传到了俄国政府那儿，他接到了马上回国的命令。他拒绝服从。他和母亲在俄国的财产被宣布没收。银行家詹姆斯·罗特希尔德对这位年轻的俄国“男爵”抱有好感，而且处在能对俄国政府施加压力的地位上，经过他的努力，赫尔岑收回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此后便没有经受过金钱匮乏的体验。这使他获得了许多流亡者无从享受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也使他能够为其他一些难民和激进事业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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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66 他在革命前不久到达巴黎后，便开始为他的朋友主持的莫斯科期刊撰稿，对巴黎的生活和文化状况进行深入而严厉的批判，尤其是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堕落所做的辛辣的分析，其尖锐程度甚至他的同代人马克思和海涅的著作也难望其项背。他的大多数莫斯科朋友读后都表示不快：他们认为他的分析属于纸上空谈和不负责的极端主义，是典型的夸夸其谈，不适合一个治理混乱的落后国家的需要，因为同它相比，西方中产阶级的进步不管有什么缺陷，都是走向启蒙的重要一步。这些早期著作——《马利尼大道来信》（Letters from Avenue Marigny）和随后的意大利随记——所具有的品质，成了他后来所有著作的典型风格：流畅的描述句，新鲜、晓畅而直接，穿插着一些生动但绝非无关的题外话，在同一话题的许多关键处，还有真实的或想像出来的引语，还有让他那些民族主义的俄国朋友感到不安的法语文风。由此造成的是一种即兴表演的效果：一个聪明家伙的令人陶醉的谈话，他有着不同寻常的清醒头脑和诚实，在观察和表达能力方面具有独特的天分。文章弥漫着强烈的政治激进主义气氛，又渗透着贵族特有的（甚至是更为典型的莫斯科人的）那种态度，即对心胸狭小、精打细算、自我满足、铜臭气，总之是对一切谨小慎微或倾向于妥协和中庸之道的事情的厌恶，而路易·菲利普和基佐被他视为这种现象最令人厌恶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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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68 赫尔岑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散发着乐观的理想主义——一种对社会、思想和道德方面享有自由的社会的向往，他像蒲鲁东、马克思和布朗基一样，在法国工人阶级身上看到它的起点；还有对激进革命的信念，认为只有这样的革命能够创造出使他们获得解放的条件；然而他对一切普遍公式、对所有政党的纲领和战斗呐喊，对那些伟大的、堂而皇之的历史目标——进步、自由、平等、民族统一、历史权利、人类的团结——又怀着深刻的不信任。在这些原则和口号的名义下，人类肯定很快就会再度受到欺凌和杀戮，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谴责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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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70 就像黑格尔的左翼弟子中更为极端的分子，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斯·施蒂纳一样，赫尔岑也在那些大而无当的抽象原则中看到了危险，只要一听到它们的声音，人们就会陷入残酷却毫无意义的杀戮——各种新的偶像的圣坛，在他看来，明天还会由牺牲者的鲜血来祭奠，就像昨天或前天的牺牲者为过去的神癨——教会、君主、封建制度或神圣的部落习俗，如今它们已经信誉扫地，成了人类进步的绊脚石——而流的鲜血，同样没有任何道理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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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72 除了对抽象理想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这种怀疑态度外，赫尔岑还说了一些更令人不安的话，他说出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在较为自由和文明的精英（他知道自己属于其中的一员）的人道主义价值同无声无息的广大群众的实际需要、愿望和利益之间，存在着不断扩大而难以填平的鸿沟。这些群众在西方仍然十分野蛮，在俄国或亚洲的平原上就更是如此。旧世界显然已经摇摇欲坠，而且它也应当覆灭。它将被它的牺牲者——对他们的主子的艺术和科学毫不关心的奴隶——所摧毁；事实上，赫尔岑还在问：他们何必关心这种事情？难道它不是以他们的痛苦和低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吗？这些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新野蛮人，对建立在他们父辈骸骨上的旧世界，怀着理所当然的仇恨，会把他们的压迫者的大厦，连同西方文明中那些最崇高最美丽的东西，连根掀翻。这场灾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公正的，因为这种在其受益者眼里既高贵又有价值的文明，给人类的绝大多数除了带来苦难和毫无意义的生活之外，没有带来任何东西。然而他并没有妄言对于和他一样品尝丰盛的文明成果的人来说，以上理由使这种前景变得不再那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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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74 因此，俄国和西方的评论家经常断言，赫尔岑在巴黎变成了一个热忱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失败使他幻灭，又产生出一种新的、更为悲观的现实主义。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充分的证据。258甚至在1847年，怀疑主义的迹象，尤其是对人类能够得到多大改造的悲观主义，以及对这些变革（无畏而聪明的革命者或改革家、他那些西化的俄国朋友眼里的理想形象）的更深层的怀疑——完成了这些变革，是否会导致一个更加公正和自由的制度，还是只会导致新的主子对新的奴隶的统治呢？——不祥的征兆在大崩溃之前就能听到了。不过，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个信心坚定和极为乐观的革命者。意大利和法国工人的叛乱及其受到残酷镇压的场景，终身萦绕于赫尔岑的脑际。他对1848-1849年事件，尤其是对巴黎7月暴动的第一手描述，堪称“贯彻着信仰的”历史和社会学文献的杰作。他对这些起义中的人物描写以及对他们的思考也是如此。这些文章和书信大多仍然没有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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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76 赫尔岑既不能也不愿回到俄国。他成了一名瑞士公民，除了革命的灾难之外，他又经历了一场个人的悲剧：他最亲密的新朋友之一，同时也是马克思和瓦格纳的朋友，海涅半嘲讽地称为德国革命的“铁云雀”的激进德国诗人格奥尔格·赫尔维格，勾引走了他深爱的妻子。赫尔岑对爱情、友谊、性别平等，以及资产阶级道德观念的不合理性，持有一种进步的、有点像雪莱式的观点，在这场危机中受到考验，并且因此而破碎了。他几乎因为悲痛和嫉妒而陷入疯狂：他的爱情，他的虚荣心，他对全部人类关系之基础的更深层的假设，经受了致命的打击，此后他再没有从这场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他做了几乎没有人曾经做过的事情：他细致入微地记述自己的愤怒，他和自己的妻子、和赫尔维格及其妻子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每一步，仿佛这些都是他记忆中的往事；他记下他们之间的每一次谈话，每一时刻的愤怒、失望、冲动、爱、希望、忿恨、轻蔑和痛苦的自暴自弃。他自己的道德和心理状态的每一种色调和细微变化，都变得十分鲜明，其背景则是由流亡者和阴谋家组成的世界里的一种公共生活，他们有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俄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在一个人生舞台上来去匆匆，而他总是处在这个舞台的中心，是它的一个不能自拔的悲剧英雄。他的记录并没有失去平衡——没有显而易见的歪曲——但仍然是彻头彻尾自我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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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78 赫尔岑终其一生对外部世界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很有分寸感，但这种认识的手段却是他本人的浪漫化的人格，以及他的个人世界中那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不健全的自我。他的痛苦不管多么强烈，他对自己的悲惨遭遇依然能够保持充分的艺术化的控制，而且在写作时也是如此。大概正是这种反映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的艺术化的自我主义，要对娜塔丽的压抑感和他在讲述发生的事情时缺少节制负部分责任：赫尔岑完全想当然地认为读者具有理解力，甚至认为他们对他本人即作者的精神和感情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有着不加区分的兴趣。娜塔丽的信件以及她不顾一切地逃到赫尔维格身边，便说明了赫尔岑自以为是的盲目性给她的脆弱而又热情的性格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对娜塔丽和赫尔维格的关系所知不多，她同他也许只有性爱，而他也一样。信件中夸张的文学语言所掩盖的，要多于它们所暴露的。但是她显然感到自己不幸福，难以自拔地受到情人的吸引。就算赫尔岑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它的理解也是模模糊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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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80 他就像对待黑格尔或乔治·桑的思想一样，去占有同他最亲近的人的感情，也就是说，他把自己需要的拿过来，把它注入自己的经验激流之中。他慷慨地让别人分享他的经历，但这是出于他对个人自由和个人生活与个人关系的绝对价值深切的、毕生持有的信念，他很少能够理解或宽容自己身边完全独立的人物。他仔细描述自己的痛苦，极为详尽和准确，他从不自我宽恕，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但并不伤感，而且表现出不可救药的自我专注。这是一份令人悲痛的文献。他生前并没把这个故事完全公之于众，如今它却构成了他的回忆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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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82 自我表现——说出自己的话的需要，或许还有得到其他人、得到俄国和欧洲承认的愿望，是赫尔岑天性中的第一需要。因此，甚至在他生命中这段最黑暗的时期，他仍然用各种语言源源不断地写了大量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书信和文章；他尽力使蒲鲁东保持干劲，他同瑞士的激进派和俄国的流亡者保持书信往来，他广泛地阅读，做笔记，了解各种思想，参与辩论，作为一名政论家和左派及革命事业的积极支持者不懈地工作着。没过多久，娜塔丽便回到了尼斯他的身边，但很快就在他的怀中去世。就在她死前不久，他的母亲和他的一个聋哑儿子乘坐的一艘从马赛开出的船在暴风雨中沉没。他们的尸体没有找到。他的生活到达了最黑暗的谷底。他离开尼斯，离开了那个因为和许多人的友情把他同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意大利、法国和波兰的革命者组成的小圈子，和他的三个儿子一起去了英国。美国距离太远，而且在他看来也许也太单调了。英国离他在政治和个人生活中遭遇失败的地点，也许已经足够远了，但它仍然属于欧洲。那时这个国家对待政治流亡者最宽宏大量，对各种怪异的思想开明而宽容，或是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她为自己的公民自由以及她对外国压迫的受害者的同情心而骄傲。他在1851年到达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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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84 他和儿子在伦敦四处串门，游览郊区。在尼古拉一世的去世使他最亲密的朋友奥加廖夫得以离开俄国时，他也来到伦敦他的身边。他们一起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开始出版一份名为《北极星》的俄语杂志，这是第一份完全致力于毫不妥协地反抗沙皇俄国政权的机关刊物。《往事与随想》最初的几章就发表在这上面。对可怕的1848-1851年的记忆困扰着赫尔岑的思绪，毒化着他的血流：显然，让这段痛苦的往事有个了断，放松精神，成了不可缺少的心理需要。这就是他要写的回忆录的第一部分。生活在冷淡的陌生人中间难以言表的孤独感，259同时政治上的反动势力似乎吞噬了整个世界，没有留下任何希望，于是回首往事便成了对抗这种状况的鸦片。他不知不觉地沉湎于往事，在其中越陷越深，并且发现这已经成了他的自由和力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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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86 这就是他以《大卫·科波菲尔》为类比的这本书的写作背景。260他在1852年的最后几个月开始动笔，写作过程时断时续。前三部分大概完成于1853年末。1854年，他题名为《监禁与流放》的一个选本用英语出版（这个标题也许是受了西尔维奥·佩里科的《我的监狱》的启发）。它立刻大获成功；受此鼓舞，他继续写作。到1855年春天，他已完成了前四部分，并于1857年一起出版。他对第四部分进行修改，为它增加了几章新的内容，并着手写第五部分。他在1858年完成了第六部分的大部分内容。记述其私生活的内容——他的爱情和婚后最初几年的生活——写于1857年：直到这时他才能够让自己回忆这些事情。此后是七年的中断。在1860至1864年期间，他在伦敦发表了一些单独成篇的文章，例如讨论罗伯特·欧文、演员什切普金、画家伊万诺夫和加里波第（《卡米西亚的俄国人》）的各篇。这些文章虽然通常也被放在他的回忆录中，但当初他并没有这样的意图。前四部分的第一个完整版本出版于1861年。最后几部分——第八部分和第七部分的绝大多数内容——写于1865-18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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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88 赫尔岑有意没有发表其中的一些内容：他的个人悲剧的细节是在死后才出版的。生前他只发表了题为“海洋之夜”这一章的一部分。他还删去了他在维雅特卡同麦德维捷娃以及他在莫斯科同农奴姑娘卡特琳娜的故事——他向娜塔丽坦白这些事情，给他们的关系造成了第一道阴影，而且此后这道阴影再也没有完全消失。他生前无法忍受这些事被形诸文字。他也省略了“德国移民”的一章，其中包括他对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无所顾忌的评论，以及对他在俄国激进派中的某些老友的消遣性和讽刺性的记述。他对公开揭露革命者家丑的做法有着真诚的厌恶，明确表示他不会拿盟友开玩笑以供他们共同的敌人取乐。这本回忆录的第一个权威版本是由米哈伊尔·莱姆克编的第一部赫尔岑全集，它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前开始出版，并在革命后的几年内出齐。最完整的版本是把赫尔岑著作搜罗一尽的全集，它堪称苏联学术一座漂亮的里程碑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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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90 这些回忆录构成了与赫尔岑的主要活动——革命派记者的工作，他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联系在一起的一幅生动但残缺不全的背景。它的大多数内容，都曾发表于国外出版的所有俄语杂志中最著名的杂志《钟声》上，这是赫尔岑和奥加廖夫从1857年到1867年先在伦敦，后来在日内瓦编辑的一份杂志，上面印有“Vivos voco”（唤醒生命）这句箴言（来自席勒）。《钟声》取得过巨大的成功。它是第一份有系统地从事反对俄国独裁制度的革命宣传的杂志，在写作风格上融知识、真诚和明白晓畅于一体。它不但把俄国和俄国殖民地的人，而且把波兰人和另一些受压迫民族的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它通过秘密渠道传入俄国，国家的高官都定期阅读它，据说甚至包括沙皇本人。赫尔岑利用从秘密通信和私人消息获得的大量信息，讲述俄国官僚的种种劣迹，揭露具体的丑闻——各种行贿案、司法腐败、官员和大人物的专横与虚伪。《钟声》指名道姓，提供书面证据，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揭露俄罗斯生活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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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92 俄国游客为了一睹这位反对沙皇的神秘领袖而造访伦敦。在希望见他一面的众多访客中，包括俄罗斯帝国的将军、高官和皇室大臣。他们有些人是出于好奇，有些人是为了同他握手以表达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当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和尼古拉去世后，他在政治和文学上都达到了声誉的顶峰。赫尔岑公开呼吁262新沙皇解放农奴，“自上而下”发动大胆激进的变革，1858年在这方面采取了具体步骤之后，他对亚历山大二世所发的赞美以“噢！加利利人263，你终于胜利了！”为结语，264在俄罗斯内外都造成一种幻觉，以为一个新的自由时代终于露出曙光，在沙皇和反对者之间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理解甚至实际的合作。这种精神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但是赫尔岑的声誉高于在西方的所有其他俄国人：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他是所有真诚、开明、坚持人道主义的俄国人的公认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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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94 赫尔岑打破了进步的欧洲人——米什莱也许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头脑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神话：构成俄罗斯的，一方面是政府的大皮靴，另一方面是愚昧、沉默、懒散的广大野蛮农民，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他在这方面的功绩，超过了巴枯宁甚至屠格涅夫（其小说是西方了解俄国的主要来源）。俄罗斯的这种形象，是对俄国专制主义的主要牺牲者波兰民族有着广泛同情的副产品。波兰流亡者中的一些人，自发地对赫尔岑的真诚表示敬意，即使仅仅因为他是个少见的俄国人，他由衷地喜欢和赞赏作为个人的波兰人，怀着同情和他们一起工作。他把俄国的解放事业等同于所有受俄国压迫的民族的事业。其实，正是这种坚定地避开沙文主义的做法，是《钟声》最后倒闭和赫尔岑本人在政治上无所做为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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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96 除了俄国以外，赫尔岑把最深的爱给了意大利和意大利人。他同意大利流亡者马志尼、加里波第、萨菲和奥尔西尼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他虽然支持法国的每一次自由主义的开端，对法国的态度却有些暧昧。这有许多原因。就像托克维尔（他并不喜欢此人）一样，他厌恶一切集权制、官僚制和等级制的现象，一切屈从于严厉的形式或统治的东西。在他看来，法国是秩序、纪律和国家崇拜的化身，是统一的化身，是把所有事情塞进原则或统一模式的专制主义抽象公式的化身。它属于主要的奴役国家——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中的一员，他不断拿这些国家同分权的、压不垮的、不修边幅的和“真正民主的”意大利人做比较，认为他们和自由的俄罗斯精神有着最深的亲和性，俄罗斯的这种精神就体现在农村公社之中，它具备本能的正义和人类价值的意识。根据这种理想，即使英国人在他看来也不像法规森严的法国那样令人反感：他正是怀着这种心情，同浪漫的斯拉夫反对派接近。此外，他无法忘记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在巴黎背叛了革命，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对工人的处决和对罗马革命的镇压，以及法国的激进派政治家——拉马丁、马拉斯特、勒德鲁·罗兰和菲利克斯·皮阿——的虚伪、软弱和空话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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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098 他对法国在英国的主要流亡者的生活和表现的记述堪称杰作，他对每一个政治移民那些注定毫无结果的可笑而徒劳的表现，做了消遣性的描写，既有点同情，也有点轻蔑，这些人不断向一群因为距离太远或太厌烦而听不进去的听众，做着滔滔不绝的自我辩解。不过他对其个别成员却抱有好感：他有一段时间曾是蒲鲁东的紧密盟友，尽管他们存在分歧，但他一向尊敬他；他认为路易·布朗是个诚实而无畏的民主派，他同维克多·雨果也交情不错；他喜欢并赞赏米什莱。在后来的岁月里，他至少造访过一个巴黎的政治沙龙——诚然，那是个波兰人的沙龙——而且显然十分愉快：龚古尔兄弟在那里和他会面，并且在他们的日记中对他的露面和谈话做了生动的描述。265虽然他本人是半个德国人，或者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他就像他的朋友巴枯宁一样，强烈地厌恶他所认为的德国人那种不可救药的市侩作风、尤其是他们既有喜欢盲目服从权威的倾向，又有乐于公开相互诋毁这种不讨人喜欢的习气。他对赫尔维格的仇恨——他知道赫尔维格是马克思和瓦格纳的朋友；还有马克思对他所深爱的瑞士自然主义者卡尔·弗格特的猛烈攻击，大概对这种态度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他最亲密的朋友中，至少有三个人是纯粹的德国人。对于他来说，歌德和席勒的重要性远大于任何俄国作家。但是在他对德国流亡者的描述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真正恶毒的语气，这非常不同于他在描述伦敦——假如我们相信赫尔岑的话，这个城市对他们的荒唐表现和献身精神一概漠不关心——另一些外国移民的古怪行为时，表现出的那种让人愉快的戏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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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00 至于他的东道主英国人，他们很少出现在他的笔下。赫尔岑同穆勒、卡莱尔和欧文见过面。他在英国的第一个夜晚，就是和英国主人一起度过的。他与一两名激进派报纸的编辑（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林顿和考文，曾帮助他传播自己的观点、同欧洲大陆的革命者和俄国的秘密宣传渠道保持联络）以及议会中有激进倾向的议员，包括地位次要的大臣，有着很好的交往。不过大体上说，他同英国人的交往似乎比他同时代的同胞卡尔·马克思还要少。他喜欢英国，赞赏她的宪政制度，他在《往事与随想》中比较过法国人和英国人，或是英国人和德国人，对英国人的民族性格表现出机敏而令人发笑的见识。但是他做不到全心全意地喜欢他们：在他看来他们太孤芳自赏，太冷漠，太缺乏想像力，太不关心最符合他心意的那些道德、社会和美学问题，太物质主义，太容易自我满足。他对他们的判断虽然总是很机智，有时甚至鞭辟入里，但也免不了一些老生常谈。他讲述过一个法国人因为在温莎大公园里杀死了政治对手而在伦敦受到的审判，他虽然写得相当出色，但也不过像是一幅风俗画，一幅有趣的出色漫画。法国人、瑞士人、意大利人，甚至德国人，更不用说波兰人，更接近他。他和英国人无法建立真正的私交。当他思考人类时，他并没有想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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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02 除了他的中心工作之外，他也把精力用在自己孩子的教育上。他把他们托付给一个德国女士玛尔维达·冯·梅森伯格，她后来成了尼采和罗曼·罗兰的朋友。他的私生活同他的密友奥加廖夫及其妻子密不可分，后者充当了他的女管家。虽然这两个朋友的相互奉献始终如一，回忆录中却很少谈到这种关系令人好奇的感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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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04 至于其他的方面，他过着一种富足和有教养的文人生活，他是俄国人，具体说是莫斯科上流社会中的一员，失去了故土，无法安顿下来。这种生活充满了偶然的希望甚至狂喜，随后是漫长的痛苦和自我批判，尤其是无所不在的、痛切的思乡之情。除了客观原因外，也许正是这种情况，使他倾向于把俄国农民理想化，幻想解决当时主要社会问题——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剥削、压迫者和受压迫者都失去人性——的办法，就是维护俄国的农村公社。他从中看到了发展一种非工业化的、半无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种子。在他看来，只有这种解决办法（显然受到傅立叶、蒲鲁东和乔治·桑的观点的影响），可以摆脱从卡贝到马克思的西方共产主义所要求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兵营式的纪律，或是平庸的、半社会主义的信条中包含的那种同样令人窒息的、而且在他看来更为庸俗的理想，还有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以及英国费边分子鼓吹的对发达工业制度的进步作用的信念。他有时也改变自己的观点：在人生将尽之际，他开始承认有组织的城市工人的历史意义。但是无论如何，他依然坚持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信念，认为它可以把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同集体活动和责任协调起来。他至死都抱着一种浪漫主义观点，认为一个公正的新社会制度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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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06 赫尔岑的思想既不连贯也不系统。他中年时的风格已经失去了年轻时令人信服的机智，传达着一种从未在他身上消失的思乡之情，对盲目的偶然性的意识令他困惑，虽然他对人生价值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黑格尔影响的痕迹几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的荒谬性令我们伤心……虽然有人以为世界上的一切最终都会是美好、公正和和谐的。有关自然和历史的深刻的抽象智慧把我们迷惑得太深了；该是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自然和历史充满了偶然和无意义，充满了混乱和失误。”这是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典型心情；他的表述没有章法，只是各种片断、插曲和孤立事件的堆砌，事实和诗意的遐想混杂在一起，这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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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08 他的心情变化无常。有时他相信需要来一场横扫一切的大革命风暴，即使它采取野蛮的侵略形式，有可能摧毁他所珍爱的一切价值。有时他又指责他的老友巴枯宁——他逃出俄国监狱后，在伦敦与赫尔岑会合——迅速发动革命的要求；因为巴枯宁没有认识到，用监狱的石头建不起自由人的住所；他不了解十九世纪普通的欧洲人身上还有旧秩序留下的奴隶制的深刻印记，不可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能够建立起新秩序的，不是获得解放的奴隶，而是在自由中成长起来的新人。历史自有其节奏。只有耐心和渐进主义——不是彼得大帝式的草率和粗暴——能够带来持久的变革。在这种时刻，他怀疑未来属于自由的和无政府的农民，或是属于大胆而无情的计划者；也许只有产业工人，能够成为不可避免的新集体主义经济制度的继承人。266但很快他又陷入原来的失望情绪，怀疑普通人是否真想得到自由：在每一代人中间，也许只有很少的人想这样做，而大多数人只需要一个好政府，并不在乎它掌握在谁的手里。他预见到了埃米尔·法盖对卢梭的箴言——“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的嘲弄：“同样有理由说，羊生来是食肉动物，却无处不在吃草。”赫尔岑采用了类似的“reductio ad absurdum”（归谬法）。267人们对自由的欲望，不会超过鱼儿想飞的欲望。存在着少数飞鱼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所有的鱼生来就想飞，或它们并不十分满足于呆在水下，永远脱离阳光。然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乐观主义，认为有的地方——在俄罗斯——生活着一些没有分裂的人，天性未改的农民，还没有受到西方人的腐败和世故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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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10 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这种受卢梭启发的信念，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了。他有着太强的现实感。不管他和他的社会主义朋友做出多少努力，他做不到完全自欺欺人。他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怀疑主义和对自己的怀疑主义的怀疑之间摇摆不定，他的道德力量，完全是因为他对一切不公正、一切专横、一切平庸现象的仇恨，尤其是因为他对反动派的野蛮行为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虚伪无法做到丝毫的妥协。这种态度保护着他，鼓励着他的是他对这些罪恶注定消失的信念，还有他对自己的孩子和挚友的爱，对人生多变和人类性格的好笑情不自禁感到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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