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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的东道主英国人，他们很少出现在他的笔下。赫尔岑同穆勒、卡莱尔和欧文见过面。他在英国的第一个夜晚，就是和英国主人一起度过的。他与一两名激进派报纸的编辑（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林顿和考文，曾帮助他传播自己的观点、同欧洲大陆的革命者和俄国的秘密宣传渠道保持联络）以及议会中有激进倾向的议员，包括地位次要的大臣，有着很好的交往。不过大体上说，他同英国人的交往似乎比他同时代的同胞卡尔·马克思还要少。他喜欢英国，赞赏她的宪政制度，他在《往事与随想》中比较过法国人和英国人，或是英国人和德国人，对英国人的民族性格表现出机敏而令人发笑的见识。但是他做不到全心全意地喜欢他们：在他看来他们太孤芳自赏，太冷漠，太缺乏想像力，太不关心最符合他心意的那些道德、社会和美学问题，太物质主义，太容易自我满足。他对他们的判断虽然总是很机智，有时甚至鞭辟入里，但也免不了一些老生常谈。他讲述过一个法国人因为在温莎大公园里杀死了政治对手而在伦敦受到的审判，他虽然写得相当出色，但也不过像是一幅风俗画，一幅有趣的出色漫画。法国人、瑞士人、意大利人，甚至德国人，更不用说波兰人，更接近他。他和英国人无法建立真正的私交。当他思考人类时，他并没有想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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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他的中心工作之外，他也把精力用在自己孩子的教育上。他把他们托付给一个德国女士玛尔维达·冯·梅森伯格，她后来成了尼采和罗曼·罗兰的朋友。他的私生活同他的密友奥加廖夫及其妻子密不可分，后者充当了他的女管家。虽然这两个朋友的相互奉献始终如一，回忆录中却很少谈到这种关系令人好奇的感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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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的方面，他过着一种富足和有教养的文人生活，他是俄国人，具体说是莫斯科上流社会中的一员，失去了故土，无法安顿下来。这种生活充满了偶然的希望甚至狂喜，随后是漫长的痛苦和自我批判，尤其是无所不在的、痛切的思乡之情。除了客观原因外，也许正是这种情况，使他倾向于把俄国农民理想化，幻想解决当时主要社会问题——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剥削、压迫者和受压迫者都失去人性——的办法，就是维护俄国的农村公社。他从中看到了发展一种非工业化的、半无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种子。在他看来，只有这种解决办法（显然受到傅立叶、蒲鲁东和乔治·桑的观点的影响），可以摆脱从卡贝到马克思的西方共产主义所要求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兵营式的纪律，或是平庸的、半社会主义的信条中包含的那种同样令人窒息的、而且在他看来更为庸俗的理想，还有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以及英国费边分子鼓吹的对发达工业制度的进步作用的信念。他有时也改变自己的观点：在人生将尽之际，他开始承认有组织的城市工人的历史意义。但是无论如何，他依然坚持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信念，认为它可以把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同集体活动和责任协调起来。他至死都抱着一种浪漫主义观点，认为一个公正的新社会制度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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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的思想既不连贯也不系统。他中年时的风格已经失去了年轻时令人信服的机智，传达着一种从未在他身上消失的思乡之情，对盲目的偶然性的意识令他困惑，虽然他对人生价值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黑格尔影响的痕迹几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的荒谬性令我们伤心……虽然有人以为世界上的一切最终都会是美好、公正和和谐的。有关自然和历史的深刻的抽象智慧把我们迷惑得太深了；该是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自然和历史充满了偶然和无意义，充满了混乱和失误。”这是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典型心情；他的表述没有章法，只是各种片断、插曲和孤立事件的堆砌，事实和诗意的遐想混杂在一起，这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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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情变化无常。有时他相信需要来一场横扫一切的大革命风暴，即使它采取野蛮的侵略形式，有可能摧毁他所珍爱的一切价值。有时他又指责他的老友巴枯宁——他逃出俄国监狱后，在伦敦与赫尔岑会合——迅速发动革命的要求；因为巴枯宁没有认识到，用监狱的石头建不起自由人的住所；他不了解十九世纪普通的欧洲人身上还有旧秩序留下的奴隶制的深刻印记，不可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能够建立起新秩序的，不是获得解放的奴隶，而是在自由中成长起来的新人。历史自有其节奏。只有耐心和渐进主义——不是彼得大帝式的草率和粗暴——能够带来持久的变革。在这种时刻，他怀疑未来属于自由的和无政府的农民，或是属于大胆而无情的计划者；也许只有产业工人，能够成为不可避免的新集体主义经济制度的继承人。266但很快他又陷入原来的失望情绪，怀疑普通人是否真想得到自由：在每一代人中间，也许只有很少的人想这样做，而大多数人只需要一个好政府，并不在乎它掌握在谁的手里。他预见到了埃米尔·法盖对卢梭的箴言——“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的嘲弄：“同样有理由说，羊生来是食肉动物，却无处不在吃草。”赫尔岑采用了类似的“reductio ad absurdum”（归谬法）。267人们对自由的欲望，不会超过鱼儿想飞的欲望。存在着少数飞鱼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所有的鱼生来就想飞，或它们并不十分满足于呆在水下，永远脱离阳光。然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乐观主义，认为有的地方——在俄罗斯——生活着一些没有分裂的人，天性未改的农民，还没有受到西方人的腐败和世故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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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这种受卢梭启发的信念，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了。他有着太强的现实感。不管他和他的社会主义朋友做出多少努力，他做不到完全自欺欺人。他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怀疑主义和对自己的怀疑主义的怀疑之间摇摆不定，他的道德力量，完全是因为他对一切不公正、一切专横、一切平庸现象的仇恨，尤其是因为他对反动派的野蛮行为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虚伪无法做到丝毫的妥协。这种态度保护着他，鼓励着他的是他对这些罪恶注定消失的信念，还有他对自己的孩子和挚友的爱，对人生多变和人类性格的好笑情不自禁感到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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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说，他的悲观主义与日俱增。他最初有着理想主义的人生观，不太在乎它和现实——不管是尼古拉的俄国，还是西方腐败的宪政制度——之间的巨大差距。他年轻时曾赞扬雅各宾的激进主义，谴责它在俄国的敌人——盲目的保守主义、斯拉夫怀乡病、他的朋友格拉诺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谨小慎微的渐进主义，以及黑格尔派劝人耐心和理性地服从不可逃避的历史节奏的做法，他认为这似乎是为了确保新兴资产阶级的胜利。他出国前的态度是勇敢的乐观主义，后来他没有改变观点，而是变得更冷静了，倾向于采取更为清醒和批判的眼光。他在1847年就想到，一切真正的变革必然是缓慢的；传统的力量（他一度给予嘲讽，到英国后又加以赞赏）是非常强大的；人们的可塑性并不像十八世纪的人想像的那样大，他们也并非真的追求自由，他们只追求安全和满足；共产主义不过是被颠倒过来的沙皇制度，是用一条枷锁取代了另一条枷锁。政治理想和口号会变得空洞，虔诚的狂热分子打着这种旗号，愉快地屠杀他们的同胞。他对开明的精英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从原则上说可以填平不再抱有信心（这成了后来俄国思想中一个令人困惑的话题），因为觉醒的人民，出于无法改变的社会和心理原因，有可能厌恶和拒绝文明的礼物，因为这种礼物对他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即使这些看法只有一少部分正确，变革就是可行的或可取的吗？于是赫尔岑日益强烈地意识到，有些障碍是难以克服的，有些限制是难以逾越的，于是才有了他的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才有了他在六十年代中期深藏于内心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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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苏联学者把这种态度解释成他开始接近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承认了社会发展的无情规律——具体地说就是工业化的不可避免，尤其是无产阶级将要发挥的关键作用。在他生前，或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赫尔岑在俄国的左翼批评者并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对他们来说，不管是对是错，这些信念似乎是对保守主义和背叛者表示同情。因为在五十和六十年代，俄国已经成长起来新一代激进分子，他们的背景是一个正处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落后国家，这个过程缓慢、分散而又低效。这些人有着复杂的社会出身，对1848年软弱的自由派的妥协充满蔑视，对西方的自由前景也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决定采用更为无情的方式；只有科学能够证明的东西，他们才会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打算变成铁石心肠，为了打败同样无情的压迫者的政权，必要时甚至可以变成残酷的无耻之徒；他们对四十年代那一代“软弱分子”的唯美主义和对文明价值的执着，感到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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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认识到，这些“虚无主义者”（在屠格涅夫对这种冲突第一次做了生动描写的小说《父与子》发表后，他们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把他视为过时的贵族中的业余文人，对他发动的大肆批评和歪曲，同他本人年轻时对亚历山大一世政权中无能的改革者的厌恶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使他的处境更易于忍受。意志坚定的革命者的误解让托尔斯泰高兴，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在俄国查禁赫尔岑的著作，是政府方面典型的蠢行；政府极力想阻止年轻人陷入革命的泥沼，在他们还根本看不到这些书、仍然走在正道上时，就把他们抓起来发配到西伯利亚或是投入监狱；赫尔岑就是从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他看到了这种危险，他发出警告，尤其是在《致一位老同志的信》中。托尔斯泰指出，这是“革命虚无主义”——与赫尔岑的杰出分析相比，托尔斯泰对它发出了更为严厉的谴责——最好的解毒剂。“假如没有把（赫尔岑）与年轻一代隔绝，我们俄罗斯人过去二十年的生活就会有所不同。”268托尔斯泰接着说，查禁他的著作既是一种罪行，在那些不希望暴力革命的人看来，也是一项愚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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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有时就不是这么大度了。在距他们会面还有六个月的1860年，他在阅读赫尔岑的著作时既欣赏又愤怒：“赫尔岑是个头脑不集中的人，而且有着病态的自恋，”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过他的宽厚、才干、善良和优雅的思想，都是俄国式的。”269不同的通信一次次记录下托尔斯泰阅读赫尔岑的事实，有时他还以极大的赞赏态度向家人朗读。1896年，当他有一次处在最愤怒和反理性主义的心情中时，他说：“尽管他才华横溢，他说过什么新鲜或有用的观点？”270——他是为了证明，俄国严厉的书报检查使四十年代的那一代人无法畅所欲言，赫尔岑在巴黎可以无拘无束地写作，却“没有说出句有用的话”。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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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托尔斯泰愤怒的是赫尔岑的社会主义。在写给他的姑妈亚历山德拉·托尔斯塔娅的一封信里，他说他瞧不起俄国警察怀疑他藏匿于家中的赫尔岑的各种声明。272在托尔斯泰眼里，赫尔岑相信政治是一件武器这个事实，就足以使他受到谴责。从1862年开始，托尔斯泰宣布，他对自由主义改革以及通过法制和制度变革改善人类生活的信念持敌视态度。赫尔岑也处在这种诅咒的范围之内。此外，托尔斯泰似乎感到，他对赫尔岑和他的公众地位缺乏个人同情——甚至是一种妒忌。当托尔斯泰处在强烈的失望和愤怒之中，声言要永远离开俄国（他大概并不是十分认真）时，他说不管自己会做些什么，他不会加入赫尔岑的行列，或是在他的旗帜下前进：“他走他的路，我走我的。”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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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瞧不起赫尔岑的革命性情和本能。赫尔岑对俄国具体的革命学说和方案不管有多少怀疑——在这方面没有谁能超过他——他毕生都相信在俄国发动一场革命有着道德的和社会的必要性与不可避免性——一次暴力转型，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公正的、社会主义的制度。确实，大暴乱会毁灭他本人所信奉的价值，尤其是他和他这类人须臾不可缺少的自由，对于这种可能性，甚至是高度的可能性，他并没有闭眼不看。但是，他不仅承认即将到来的大灾变的不可避免，而且承认它的历史正义性。他的道德观，他对人类价值的尊重，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都使他有别于六十年代更为年轻的激进派。但是，虽然他不喜欢政治狂热，不管它是来自左派还是右派，他并没有变成一个谨慎的、改良主义的自由宪政主义者。甚至在他持渐进主义观点的时期，他依然是个煽动家，是个彻底的平等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正是他这种思想，使他赢得了俄国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米哈伊洛夫斯基还是列宁——的承认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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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3年波兰反抗俄国的起义中，他坚定不移地支持波兰，这并不是他的谨慎和中庸使然。俄国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及其镇压行为，甚至使他失去了俄国自由派的同情。《钟声》发行量在下降。新的“坚定的”革命者需要他的钱，但是他们坦言，他们把他视为自由派的老古董，是过时的人道主义观点的宣传家，在即将到来的残酷社会斗争中派不上用场。他在六十年代末离开伦敦，打算在日内瓦创办一份法文版的《钟声》。在这件事落空后，他走访佛罗伦萨的朋友，然后在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前夕回到了巴黎，在那儿死于胸膜炎。他在道德上和身体上都已崩溃，但他并没有绝望，依然集中精力从事写作。他的遗体被运回尼斯，葬在他妻子身边。一座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塑像至今仍矗立在他的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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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的思想早就成为俄罗斯政治思想整体的一部分——自由派和激进派，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声称他是他们的前辈。但是，他留给今天的东西，并不是一种学说或信条，它们只是一些文章，一些著名的书信，是由回忆、观察、道德热忱、心理分析和政治论述构成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混合体，它们同杰出的文学才华结合在一起，使他的名字成为不朽。他的遗产首先是一种热情不熄的性情，和对自然的运动及其不可预见的各种可能性的意识，他对此有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即使是他那丰富而多变的文风，也无从充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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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生活的终极目标就是生命本身；每日每时都有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另一天或另一种经历的手段。他认为遥不可及的目标是梦想，相信它们乃是致命的幻觉；为了遥远的目标而牺牲今天或当下可以预见的未来，必然会导致人类的牺牲。他相信从与人无关的客观世界里找不到价值，它们是由人创造的，而且随着世代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他相信理性、科学方法、个人行动和通过经验发现的真理；然而他倾向于怀疑，对普遍公式和规律、对有关人类事务的戒律的信仰，不过是为了摆脱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多变，躲入我们的完美幻觉所构筑的虚假安全之中，这种做法有时会造成血流成河，而且总是有违理性的。他对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有着充分的自知之明。他以痛苦的、有时并非有意的自我剖析为代价，获得了这些知识，他以不同寻常的生动准确和诗意的语言讲述了他的看法。他的纯粹个人的信条，自他早年以来从未改变：“艺术，个人幸福的夏日的阳光，这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惟一的东西”，他在一段自我剖析的话中如是说，六十年代这曾让那些年轻的俄国革命者深感惊讶。但即使是他们或他们的后代，也从来没有否认他的艺术和思想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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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并不是个不偏不倚的观察家，他也不想做这样的人。他创造了一种文风，一种世界观，一点也不亚于他的祖国的诗人和小说家，用高尔基评价他的话说，“一个丰富的思想国度”274，其中的每一样东西一下子就可以辨认出来是他的，而且只能是他的。他在这片土地上播种他的各种感触，他借助自己强大的和始终如一的历史想像力，使各种事物、情怀、人物、观念、私人和公共事件、制度和整个文化，变得有血有肉，他在这个使他自己的回忆、理智和艺术天才得以恢复和重建的坚固的世界里，抵制着各种衰败的势力。《往事与随想》是他在毁灭的洪水——四十年代它吞噬了不少理想主义的激进分子——中用来拯救自己的诺亚方舟，而且拯救的不仅是他一个人。赫尔岑也许首先是为了拯救自己而建立起来的大厦，使用的材料是来自他本人的困境——流放、孤独和绝望。他在国外写作，主要关心的是一些欧洲的问题和人物，但是对于赫尔岑所属的那个文明、敏感、具备道德关切和天赋的俄国社会来说，这些回忆录却是一座伟大而不朽的丰碑，在最初的章节问世后的一百多年里，它的生命力和魅力从未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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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赫斯的生平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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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赫斯既是个共产主义者，也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前一个运动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事实上是他开创了后一个运动。当然，这个显著的事实，是他得以留名后世的主要甚至是惟一的原因。赫斯在其动荡而奉献的一生中，做出了一些极有创见和含义丰富的判断，即使在今天，它们仍没有得到我认为应有的承认。他是个在他那一代人中名望不大的预言家，在他自己的国家更是藉藉无名，但是他说出了许多前无古人的话，而且后来变得既重要又正确。具体说来，他从整个欧洲社会的生活，尤其是欧洲犹太人的生活中，诊断出一种疾病的症候，他担心它会变成一种致命的疾病，或尽管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很危险的。他为此提出了救治方案，它们不管是否有效，毕竟是些能够实现的具体建议，而不是顾影自怜的呼喊、空泛的辞藻或是含糊而无用的幻想。他的观点在提出时，就像有些或所有类似的观点一样，被人们视而不见。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态度完全有失公正。我想提出的相反观点是，至少在1848年后，赫斯是位深刻而独立的思想家，他比他的大多数批评者更多地理解和阐明了他本人所讨论的问题，而那些批评者相反的诊断虽然在当时受到青睐，却难以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不过，就算我在这件事上搞错了，赫斯所提出的问题，他在提出问题时所采用的形式，在今天依然极有活力，而且变得比他生前更为重要。就算他没有做足以引起我们注意的其他事情，我认为单凭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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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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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赫斯1812年出生在波恩市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其祖先可能来自波兰。他的父母属于因法国的解放战争而获得解放的那一代德国犹太人。在1795到1814年间，波恩处在法国人的统治下，犹太人聚居区的大门一下子便四面敞开，其居民在遭受了数百年的驱逐之后，终于重见天日。人身自由（或至少是这种自由一定程度的扩大）、经济机会、世俗知识和自由主义观念，对于刚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的孩子，其作用就像是上头的烈酒。当1815年拿破仑终于失败后，莱因兰又被并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试图走回头路，重新实施了大多数限制其国内犹太人的原有的法律，这在刚刚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中间造成了一场危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一想到要回到过去卑贱的地位，就感到无法忍受，于是怀着不同程度的真诚信念皈依了基督教。激进的记者路德维希·波尔纳，在一天之内便改换了姓名和信仰。卡尔·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也是如此。诗人海涅、法学家爱德华·甘斯、路德维希·斯塔尔（他后来与人合作创建了保守党），以及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的儿子，都是最著名的改宗基督教的人。还有一些人从相反的方向做出反应。出于虔诚和骄傲的双重原因，他们变得更加狂热地信奉自己古老的宗教。在这些人中间就有赫斯的家庭成员。他父亲在1817年去了科隆，在那里建了一家榨糖厂，很快便生意兴隆。后来他成了这座城市里的犹太人首领。他五岁大的独生子被留在了波恩，信仰虔诚的外祖父为他提供了传统的犹太人教育，传授给他有关《圣经》、《犹太教法典》和中世纪文献方面的坚实知识。在将近半个世纪后，赫斯对这位思想单纯的老商人做过感人肺腑的记述：在他讲到耶路撒冷神庙被毁和犹太人的流离失所时，泪水便会夺眶而出。毫无疑问，早年教育给赫斯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影响：犹太历史中的各种人物和象征倍伴了他一生。人们也许不禁会想，假如卡尔·马克思，一个犹太拉比的孙子，也是以这种方式被培养成人，而不是（像事实上那样）由他的父亲，一个伏尔泰的温和的信徒，用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养育成人，那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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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十四岁那年他母亲去世，此后他便住在父亲在科隆的宅子里。他十八岁时，父亲不太情愿地让他进了波恩大学。他在那里有何表现，未留下任何记载。事实上，他是否毕业都令人怀疑。至少可以说，这段经历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我们对这时的他几乎一无所知；只有一个例外：就像德国的其他许多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深受当时风靡德国知识界的神秘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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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想让他经营自己正在扩张的生意。莫里茨·赫斯——这是他当时的名字——断然拒绝了。他对自己要做些什么似乎还没有明确的想法。他只想服务于人类，帮助穷人，解放被压迫者，但无论如何不是赚钱。因为在他眼里这是资产阶级私心的一种最令人憎恶的形式。他和父亲吵了架，带着很少一点钱离开了父母的家。他要去看看世界，或至少是看看欧洲。他去了英国，在那里饥肠辘辘。然后他又到了荷兰和法国。1832年他在巴黎，可能是在贫穷的德国移民——他们大多数是左翼流亡分子——中间，吸收了当时流行于这个较为自由的首都的激进思想。2751830年的革命在欧洲自由派中间唤起了强烈的希望，巴黎正在孕育着社会主义的宗派和思想，尤其是那些受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学说影响的人，总的来说，这种学说呼吁人们正视并反抗残酷的竞争和私人企业造成的罪恶及其必然给人类的灵与肉造成的冲突和伤害；它们呼吁代之以集体事业的合作，这将以一种有计划的、和谐的方式，使人类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在人间创造出普遍的繁荣、公正和幸福。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是头脑混乱的空想家，另一些人则是严肃和非常实干的组织者，他们认识到技术进步的革命性后果。美洲等地那些理想化的、十分短命的共产主义殖民地来自前者，而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法国的新铁路系统、许多部门的新技术观念和制度——从产业垄断到新政，从巨大的卡特尔到国有企业、到五年计划和福利国家——则是来自后者。这些流派中最激进的，是仍然处于地下的激进共产主义的传统，其鼓吹者是被处决的革命家巴贝夫的坚定追随者，他宣布对私有财产的爱甚至拥有私人财产，乃是万恶之源，没有彻底的社会和经济平等，公正和自由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平等又取决于彻底消灭继承权和一切私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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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热情地接受了这些学说，又为它补充上他自己的信仰，即费希特和谢林的弟子所鼓吹的浪漫派直觉主义，还有他所理解的斯宾诺莎，就像他这一代激进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他试图把这种奇怪的混合物塞进当时伟大的主导哲学——黑格尔体系——的模子。在彻底贫困潦倒之时，他徒步走回科隆与父亲和好，担任了家族榨糖厂的文书。不难想见，这段经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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