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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12 大体上说，他的悲观主义与日俱增。他最初有着理想主义的人生观，不太在乎它和现实——不管是尼古拉的俄国，还是西方腐败的宪政制度——之间的巨大差距。他年轻时曾赞扬雅各宾的激进主义，谴责它在俄国的敌人——盲目的保守主义、斯拉夫怀乡病、他的朋友格拉诺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谨小慎微的渐进主义，以及黑格尔派劝人耐心和理性地服从不可逃避的历史节奏的做法，他认为这似乎是为了确保新兴资产阶级的胜利。他出国前的态度是勇敢的乐观主义，后来他没有改变观点，而是变得更冷静了，倾向于采取更为清醒和批判的眼光。他在1847年就想到，一切真正的变革必然是缓慢的；传统的力量（他一度给予嘲讽，到英国后又加以赞赏）是非常强大的；人们的可塑性并不像十八世纪的人想像的那样大，他们也并非真的追求自由，他们只追求安全和满足；共产主义不过是被颠倒过来的沙皇制度，是用一条枷锁取代了另一条枷锁。政治理想和口号会变得空洞，虔诚的狂热分子打着这种旗号，愉快地屠杀他们的同胞。他对开明的精英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从原则上说可以填平不再抱有信心（这成了后来俄国思想中一个令人困惑的话题），因为觉醒的人民，出于无法改变的社会和心理原因，有可能厌恶和拒绝文明的礼物，因为这种礼物对他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即使这些看法只有一少部分正确，变革就是可行的或可取的吗？于是赫尔岑日益强烈地意识到，有些障碍是难以克服的，有些限制是难以逾越的，于是才有了他的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才有了他在六十年代中期深藏于内心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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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14 一些苏联学者把这种态度解释成他开始接近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承认了社会发展的无情规律——具体地说就是工业化的不可避免，尤其是无产阶级将要发挥的关键作用。在他生前，或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赫尔岑在俄国的左翼批评者并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对他们来说，不管是对是错，这些信念似乎是对保守主义和背叛者表示同情。因为在五十和六十年代，俄国已经成长起来新一代激进分子，他们的背景是一个正处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落后国家，这个过程缓慢、分散而又低效。这些人有着复杂的社会出身，对1848年软弱的自由派的妥协充满蔑视，对西方的自由前景也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决定采用更为无情的方式；只有科学能够证明的东西，他们才会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打算变成铁石心肠，为了打败同样无情的压迫者的政权，必要时甚至可以变成残酷的无耻之徒；他们对四十年代那一代“软弱分子”的唯美主义和对文明价值的执着，感到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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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16 赫尔岑认识到，这些“虚无主义者”（在屠格涅夫对这种冲突第一次做了生动描写的小说《父与子》发表后，他们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把他视为过时的贵族中的业余文人，对他发动的大肆批评和歪曲，同他本人年轻时对亚历山大一世政权中无能的改革者的厌恶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使他的处境更易于忍受。意志坚定的革命者的误解让托尔斯泰高兴，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在俄国查禁赫尔岑的著作，是政府方面典型的蠢行；政府极力想阻止年轻人陷入革命的泥沼，在他们还根本看不到这些书、仍然走在正道上时，就把他们抓起来发配到西伯利亚或是投入监狱；赫尔岑就是从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他看到了这种危险，他发出警告，尤其是在《致一位老同志的信》中。托尔斯泰指出，这是“革命虚无主义”——与赫尔岑的杰出分析相比，托尔斯泰对它发出了更为严厉的谴责——最好的解毒剂。“假如没有把（赫尔岑）与年轻一代隔绝，我们俄罗斯人过去二十年的生活就会有所不同。”268托尔斯泰接着说，查禁他的著作既是一种罪行，在那些不希望暴力革命的人看来，也是一项愚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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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18 托尔斯泰有时就不是这么大度了。在距他们会面还有六个月的1860年，他在阅读赫尔岑的著作时既欣赏又愤怒：“赫尔岑是个头脑不集中的人，而且有着病态的自恋，”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过他的宽厚、才干、善良和优雅的思想，都是俄国式的。”269不同的通信一次次记录下托尔斯泰阅读赫尔岑的事实，有时他还以极大的赞赏态度向家人朗读。1896年，当他有一次处在最愤怒和反理性主义的心情中时，他说：“尽管他才华横溢，他说过什么新鲜或有用的观点？”270——他是为了证明，俄国严厉的书报检查使四十年代的那一代人无法畅所欲言，赫尔岑在巴黎可以无拘无束地写作，却“没有说出句有用的话”。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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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20 最令托尔斯泰愤怒的是赫尔岑的社会主义。在写给他的姑妈亚历山德拉·托尔斯塔娅的一封信里，他说他瞧不起俄国警察怀疑他藏匿于家中的赫尔岑的各种声明。272在托尔斯泰眼里，赫尔岑相信政治是一件武器这个事实，就足以使他受到谴责。从1862年开始，托尔斯泰宣布，他对自由主义改革以及通过法制和制度变革改善人类生活的信念持敌视态度。赫尔岑也处在这种诅咒的范围之内。此外，托尔斯泰似乎感到，他对赫尔岑和他的公众地位缺乏个人同情——甚至是一种妒忌。当托尔斯泰处在强烈的失望和愤怒之中，声言要永远离开俄国（他大概并不是十分认真）时，他说不管自己会做些什么，他不会加入赫尔岑的行列，或是在他的旗帜下前进：“他走他的路，我走我的。”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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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22 他很瞧不起赫尔岑的革命性情和本能。赫尔岑对俄国具体的革命学说和方案不管有多少怀疑——在这方面没有谁能超过他——他毕生都相信在俄国发动一场革命有着道德的和社会的必要性与不可避免性——一次暴力转型，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公正的、社会主义的制度。确实，大暴乱会毁灭他本人所信奉的价值，尤其是他和他这类人须臾不可缺少的自由，对于这种可能性，甚至是高度的可能性，他并没有闭眼不看。但是，他不仅承认即将到来的大灾变的不可避免，而且承认它的历史正义性。他的道德观，他对人类价值的尊重，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都使他有别于六十年代更为年轻的激进派。但是，虽然他不喜欢政治狂热，不管它是来自左派还是右派，他并没有变成一个谨慎的、改良主义的自由宪政主义者。甚至在他持渐进主义观点的时期，他依然是个煽动家，是个彻底的平等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正是他这种思想，使他赢得了俄国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米哈伊洛夫斯基还是列宁——的承认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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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24 在1863年波兰反抗俄国的起义中，他坚定不移地支持波兰，这并不是他的谨慎和中庸使然。俄国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及其镇压行为，甚至使他失去了俄国自由派的同情。《钟声》发行量在下降。新的“坚定的”革命者需要他的钱，但是他们坦言，他们把他视为自由派的老古董，是过时的人道主义观点的宣传家，在即将到来的残酷社会斗争中派不上用场。他在六十年代末离开伦敦，打算在日内瓦创办一份法文版的《钟声》。在这件事落空后，他走访佛罗伦萨的朋友，然后在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前夕回到了巴黎，在那儿死于胸膜炎。他在道德上和身体上都已崩溃，但他并没有绝望，依然集中精力从事写作。他的遗体被运回尼斯，葬在他妻子身边。一座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塑像至今仍矗立在他的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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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26 赫尔岑的思想早就成为俄罗斯政治思想整体的一部分——自由派和激进派，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声称他是他们的前辈。但是，他留给今天的东西，并不是一种学说或信条，它们只是一些文章，一些著名的书信，是由回忆、观察、道德热忱、心理分析和政治论述构成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混合体，它们同杰出的文学才华结合在一起，使他的名字成为不朽。他的遗产首先是一种热情不熄的性情，和对自然的运动及其不可预见的各种可能性的意识，他对此有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即使是他那丰富而多变的文风，也无从充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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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28 他相信生活的终极目标就是生命本身；每日每时都有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另一天或另一种经历的手段。他认为遥不可及的目标是梦想，相信它们乃是致命的幻觉；为了遥远的目标而牺牲今天或当下可以预见的未来，必然会导致人类的牺牲。他相信从与人无关的客观世界里找不到价值，它们是由人创造的，而且随着世代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他相信理性、科学方法、个人行动和通过经验发现的真理；然而他倾向于怀疑，对普遍公式和规律、对有关人类事务的戒律的信仰，不过是为了摆脱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多变，躲入我们的完美幻觉所构筑的虚假安全之中，这种做法有时会造成血流成河，而且总是有违理性的。他对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有着充分的自知之明。他以痛苦的、有时并非有意的自我剖析为代价，获得了这些知识，他以不同寻常的生动准确和诗意的语言讲述了他的看法。他的纯粹个人的信条，自他早年以来从未改变：“艺术，个人幸福的夏日的阳光，这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惟一的东西”，他在一段自我剖析的话中如是说，六十年代这曾让那些年轻的俄国革命者深感惊讶。但即使是他们或他们的后代，也从来没有否认他的艺术和思想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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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30 赫尔岑并不是个不偏不倚的观察家，他也不想做这样的人。他创造了一种文风，一种世界观，一点也不亚于他的祖国的诗人和小说家，用高尔基评价他的话说，“一个丰富的思想国度”274，其中的每一样东西一下子就可以辨认出来是他的，而且只能是他的。他在这片土地上播种他的各种感触，他借助自己强大的和始终如一的历史想像力，使各种事物、情怀、人物、观念、私人和公共事件、制度和整个文化，变得有血有肉，他在这个使他自己的回忆、理智和艺术天才得以恢复和重建的坚固的世界里，抵制着各种衰败的势力。《往事与随想》是他在毁灭的洪水——四十年代它吞噬了不少理想主义的激进分子——中用来拯救自己的诺亚方舟，而且拯救的不仅是他一个人。赫尔岑也许首先是为了拯救自己而建立起来的大厦，使用的材料是来自他本人的困境——流放、孤独和绝望。他在国外写作，主要关心的是一些欧洲的问题和人物，但是对于赫尔岑所属的那个文明、敏感、具备道德关切和天赋的俄国社会来说，这些回忆录却是一座伟大而不朽的丰碑，在最初的章节问世后的一百多年里，它的生命力和魅力从未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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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35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1701829024]

1701830136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赫斯的生平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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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38 摩西·赫斯既是个共产主义者，也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前一个运动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事实上是他开创了后一个运动。当然，这个显著的事实，是他得以留名后世的主要甚至是惟一的原因。赫斯在其动荡而奉献的一生中，做出了一些极有创见和含义丰富的判断，即使在今天，它们仍没有得到我认为应有的承认。他是个在他那一代人中名望不大的预言家，在他自己的国家更是藉藉无名，但是他说出了许多前无古人的话，而且后来变得既重要又正确。具体说来，他从整个欧洲社会的生活，尤其是欧洲犹太人的生活中，诊断出一种疾病的症候，他担心它会变成一种致命的疾病，或尽管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很危险的。他为此提出了救治方案，它们不管是否有效，毕竟是些能够实现的具体建议，而不是顾影自怜的呼喊、空泛的辞藻或是含糊而无用的幻想。他的观点在提出时，就像有些或所有类似的观点一样，被人们视而不见。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态度完全有失公正。我想提出的相反观点是，至少在1848年后，赫斯是位深刻而独立的思想家，他比他的大多数批评者更多地理解和阐明了他本人所讨论的问题，而那些批评者相反的诊断虽然在当时受到青睐，却难以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不过，就算我在这件事上搞错了，赫斯所提出的问题，他在提出问题时所采用的形式，在今天依然极有活力，而且变得比他生前更为重要。就算他没有做足以引起我们注意的其他事情，我认为单凭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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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4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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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42 摩西·赫斯1812年出生在波恩市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其祖先可能来自波兰。他的父母属于因法国的解放战争而获得解放的那一代德国犹太人。在1795到1814年间，波恩处在法国人的统治下，犹太人聚居区的大门一下子便四面敞开，其居民在遭受了数百年的驱逐之后，终于重见天日。人身自由（或至少是这种自由一定程度的扩大）、经济机会、世俗知识和自由主义观念，对于刚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的孩子，其作用就像是上头的烈酒。当1815年拿破仑终于失败后，莱因兰又被并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试图走回头路，重新实施了大多数限制其国内犹太人的原有的法律，这在刚刚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中间造成了一场危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一想到要回到过去卑贱的地位，就感到无法忍受，于是怀着不同程度的真诚信念皈依了基督教。激进的记者路德维希·波尔纳，在一天之内便改换了姓名和信仰。卡尔·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也是如此。诗人海涅、法学家爱德华·甘斯、路德维希·斯塔尔（他后来与人合作创建了保守党），以及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的儿子，都是最著名的改宗基督教的人。还有一些人从相反的方向做出反应。出于虔诚和骄傲的双重原因，他们变得更加狂热地信奉自己古老的宗教。在这些人中间就有赫斯的家庭成员。他父亲在1817年去了科隆，在那里建了一家榨糖厂，很快便生意兴隆。后来他成了这座城市里的犹太人首领。他五岁大的独生子被留在了波恩，信仰虔诚的外祖父为他提供了传统的犹太人教育，传授给他有关《圣经》、《犹太教法典》和中世纪文献方面的坚实知识。在将近半个世纪后，赫斯对这位思想单纯的老商人做过感人肺腑的记述：在他讲到耶路撒冷神庙被毁和犹太人的流离失所时，泪水便会夺眶而出。毫无疑问，早年教育给赫斯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影响：犹太历史中的各种人物和象征倍伴了他一生。人们也许不禁会想，假如卡尔·马克思，一个犹太拉比的孙子，也是以这种方式被培养成人，而不是（像事实上那样）由他的父亲，一个伏尔泰的温和的信徒，用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养育成人，那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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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44 赫斯十四岁那年他母亲去世，此后他便住在父亲在科隆的宅子里。他十八岁时，父亲不太情愿地让他进了波恩大学。他在那里有何表现，未留下任何记载。事实上，他是否毕业都令人怀疑。至少可以说，这段经历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我们对这时的他几乎一无所知；只有一个例外：就像德国的其他许多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深受当时风靡德国知识界的神秘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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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46 他父亲想让他经营自己正在扩张的生意。莫里茨·赫斯——这是他当时的名字——断然拒绝了。他对自己要做些什么似乎还没有明确的想法。他只想服务于人类，帮助穷人，解放被压迫者，但无论如何不是赚钱。因为在他眼里这是资产阶级私心的一种最令人憎恶的形式。他和父亲吵了架，带着很少一点钱离开了父母的家。他要去看看世界，或至少是看看欧洲。他去了英国，在那里饥肠辘辘。然后他又到了荷兰和法国。1832年他在巴黎，可能是在贫穷的德国移民——他们大多数是左翼流亡分子——中间，吸收了当时流行于这个较为自由的首都的激进思想。2751830年的革命在欧洲自由派中间唤起了强烈的希望，巴黎正在孕育着社会主义的宗派和思想，尤其是那些受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学说影响的人，总的来说，这种学说呼吁人们正视并反抗残酷的竞争和私人企业造成的罪恶及其必然给人类的灵与肉造成的冲突和伤害；它们呼吁代之以集体事业的合作，这将以一种有计划的、和谐的方式，使人类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在人间创造出普遍的繁荣、公正和幸福。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是头脑混乱的空想家，另一些人则是严肃和非常实干的组织者，他们认识到技术进步的革命性后果。美洲等地那些理想化的、十分短命的共产主义殖民地来自前者，而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法国的新铁路系统、许多部门的新技术观念和制度——从产业垄断到新政，从巨大的卡特尔到国有企业、到五年计划和福利国家——则是来自后者。这些流派中最激进的，是仍然处于地下的激进共产主义的传统，其鼓吹者是被处决的革命家巴贝夫的坚定追随者，他宣布对私有财产的爱甚至拥有私人财产，乃是万恶之源，没有彻底的社会和经济平等，公正和自由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平等又取决于彻底消灭继承权和一切私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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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48 赫斯热情地接受了这些学说，又为它补充上他自己的信仰，即费希特和谢林的弟子所鼓吹的浪漫派直觉主义，还有他所理解的斯宾诺莎，就像他这一代激进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他试图把这种奇怪的混合物塞进当时伟大的主导哲学——黑格尔体系——的模子。在彻底贫困潦倒之时，他徒步走回科隆与父亲和好，担任了家族榨糖厂的文书。不难想见，这段经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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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50 他最后放弃了父亲的住宅，攒足了只够他生活几个月的钱，而且他极想让自己的文章出现在形而上学论战中；部分地是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这种论战取代了当时德国的政治讨论。他写了一本反映他全部世界观的著作。这本充满了黑格尔主义陈词滥调的形而上学历史哲学著作出版于1837年，标题是《一位斯宾诺莎的年轻信徒所写的神圣人类史》，今天实际上已不值一阅。虽然书名表明受到了斯宾诺莎的启发，其起点是一种模糊的理性主义和对万物之统一性的信念，但这本书几乎没有谈到那位十七世纪的大师；它的灵感更多地来自浪漫主义的新教神学，反映着施莱尔马赫的精神。它的核心观点是，最初人类是生活在对精神和物质不加区分的统一性之中——发明财产权以前的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状态。作者又把这一时期细分为十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受一个伟大领袖的主宰。这种原始的统一性被基督教所打破，它最初是想把精神和物质调和起来，但是在中世纪受到歪曲的形式中，精神被夸大了，因此导致一种片面的神秘主义。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的运动过程，就是让它回到正确道路上来。意识到自身历史使命的现代人的任务，就是像德国的谢林和法国的圣西门所宣扬的那样，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建立起理性的和谐关系，尽管在作者看来前者过于强调精神，而后者则过于强调物质。这种和谐的关系体现于一种新的分配制度——“社会的人道”（social humanity），在这种制度中，私人财产的罪恶制度——贪得无厌的社会形态——连同使人变成野兽、失去人性、只是个酒囊饭袋的竞争和劳动分工，将最终被消灭。因此，希伯来先知——这个新世界的最可靠的预言家——将最终得到证实。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必须服从道德命令，努力过一种相互自我牺牲的神圣生活。赫斯提到犹太人，只是为了证明它是被基督教所超越的一个原始阶段。他赞扬古代的犹太国家，认为它体现着一种统一性——国家、教会、信仰、政治和社会生活浑然一体，只有很少几条原则支配着整个人类生活。人曾经离开上帝，但他们还要回到他身边，“古代律法会以改变了的形式再次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将会消失，但这不会发生在他们从精神上征服世界之前。他们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其实他们的作用已经穷尽，基督教已经使他们变得过时，他们只能离开历史的舞台。“这些被他们的上帝选中的人必须永远消失，从他们的死亡中会产生出一个新的、更高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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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52 由形而上学、社会救世论（social messianism）和个人热情组成的大杂烩，是当时德国的大学正在向哲学听众灌输的众多历史——神学体系的常见内容。同这种大杂烩相比，赫斯的思想既不更糟，也不更好。大多数这样的著作在精神和意图上都有着深刻的宗教性质。它们试图在艺术或科学中找到拯救个人或民族的道路，因为正统的基督教教会好像已经没有能力为有批判精神的头脑提供这种出路了。有些人希望在文学、音乐、各种神秘的试验中找到宗教的替代品。还有些人，大概是这种精神中的大多数人，至少在受到德国影响的国家，希望从历史中找到不断揭示上帝之路或绝对精神的答案。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历史哲学（historiosophy）学派——想让历史承担起神学或思辨形而上学的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与谢林、黑格尔、孔德、施宾格勒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马克思和达尔文的信徒。阿诺德·汤因比是这种世俗救世论在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大概也是最后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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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54 《神圣人类史》无人问津，今天被人忘记也是理所当然。它的意义仅仅在于，它说明了即使在早期阶段，赫斯就是个成熟的社会主义者了，事实上他是德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平等派在德国最早的忠实信徒，一个姗姗来迟的、有点理想主义色彩的德国巴贝夫主义者。此外，这也证实了赫斯是哲学左派先驱——持极端激进观点的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员。黑格尔的门徒全都相信，他们的老师已经发现了人类历史的真正模式，即向着更多的理性化和自由永恒运动，在这种状态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清楚地理解“普遍精神”在逻辑上不可避免的目的是什么，这种对宇宙之目的的自我意识的成长所采取的形式，是人类理性知识的增长，是他们征服自然的力量和他们自身力量的增长，因此也是他们的自由的增长，这使千年盛世更接近了。对于持任何观点的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构成这个过程的，是在每个“层次”上——社会的、精神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心理的——各种力量永恒的斗争和冲突，它们导致各种危机（有时表现为社会革命的形式），而每一次这样的危机都标志着“世界精神”得到提升的一个阶段。左翼黑格尔派把它解释成有着这样的含义：社会中最先进的因素——对自己的身份、对已经达到的阶段和世界精神的提升所要导致的不可避免的下一步最理性的、最富有自我意识的因素——的重要作用基本上是破坏性的，它所破坏的是一切静止的、僵死的、愚蠢的和非理性的东西，一切阻挠自我批判和人类向着自己的目标进步的东西。在他们看来，绝对理性意味着人类对自己和自己的环境获得了绝对自由；只有通过积极地清除获得这种解放的障碍，才能达到这一点——这是一种显然有着革命含义的观点。一些青年黑格尔派把他们的激进主义局限于理论领域，把精力用在颠覆传统信念、主要是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信念上，例如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和他那本勇敢打倒偶像的《耶稣传》，或费尔巴哈和鲍威尔兄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从社会神话的角度解释宗教。有些人走得更远，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除非消灭使人处在无知之中，让人产生宗教、社会或政治幻想，使人类甘于接受自己的不幸和痛苦的社会和心理状态，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这些人包括年轻的哲学爱好者阿诺德·卢格、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最著名的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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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56 赫斯觉得，如果不站在这场为了人类灵魂的战斗的最前沿，就是懦弱的表现。他二十五岁，热情地准备着为自己的理想而受苦，他充满了对人类的爱，乐观向上，沉迷于抽象观念，他那些头脑顽固的家人竭力想让他走进实际事务的世界，而他对这个世界却厌恶透顶。他的婚姻最好地向我们说明了他的性格脾气。他在科隆遇上一个贫穷的女裁缝并和她结婚，有关他的文章有时暗示，这个女人是个妓女。276他这样做显然不是因为他爱上了她，而是为了纠正社会的不公正。他希望用行动来表明，人们相互之间需要爱，需要平等。就我们所知，他同妻子后来生活得十分幸福和谐，西比尔·赫斯是个举止得体的人，她一生都崇拜他，偶尔欺骗过他（他为此提出抗议，但并不十分强烈），以最大的献身精神分担他的贫穷。或许正是这种赤子之心——赫斯的不食人间烟火和洁白无瑕的性格，有时甚至具有真正的圣徒气象277——让他那些社会主义同伙中的“现实主义者”甚为恼怒，他们把赫斯看做一个好心肠的傻瓜。但是，即便是极为讨厌他的马克思，也找不出可以用来责骂他的道德观点或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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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58 赫斯在随后的四年里，埋头研读哲学和社会理论书籍，而且我们只能猜想，他的家人虽然气愤，却远远谈不上无情无义，一直在供养着他。他的第二本著作出版于1841年，得到了更多的注意。《欧洲的三巨头政治》（European Triarchy）基本上是一本政治著作，它是对现在已经快要被人忘记的《欧洲的五巨头政治》（European Pentarchy）的回答，这本书鼓吹由五个大国来瓜分欧洲。它反映了作者在社会和政治观点上的进步。他告诉我们，人类惟一的得救之道就是普遍采用社会主义，尤其是消灭私有财产。278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经济效率的需要，也不是历史的无情要求，或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同其他阶级开战的特殊阶级——无产阶级，它注定要打败或压倒自己的对手；这样做的原因十分简单：只有社会主义符合正义。赫斯即使在完全同意把社会划分成不同的经济阶级时，同马克思及其学派也形成鲜明对照，他并不相信阶级冲突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他是个社会主义者，其实也是个共产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一切自私自利，就像一切统治一样，都有损于人类的人格，主子和奴隶都会受到它的伤害，因为在竞争的条件下，个人的天赋根本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就像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得出的结论一样，只有在与其他人和谐的合作之中才能实现这一点。在赫斯看来，共产主义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惟一能够实现的社会利他主义的形式（他在1843年干脆把它称为“实践伦理学”）。他并不想对无产阶级的构成或需要做具体的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就像他的激进派朋友马克思、卢格、恩格斯、格林、费尔巴哈和鲍威尔兄弟一样）他本人很少遇到这个阶级的成员，还因为他比自己盟友中的大多数人要诚实得多。在他看来，历史就是（个人的、阶级的或民族的）自我肯定的私心同相反的原则——利他主义、爱、社会正义——之间的一场斗争。至少在人们的愿望中，表现着对平等、休戚与共和正义的信仰，这个事实证明了这些品质是来自人的真实天性。人与人之间有可能进行理性而和谐的合作（有时他把斯宾诺莎或黑格尔，有时又把法国哲学家的观点作为权威引用），但必须不断为此战斗。人类的幸福就在人类的手中。只要能让足够多的个人相信作者提出的观点的正确性，人类就能够创造他们自己的幸福。“科学”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及其信徒——后来对这种“乌托邦式的”、“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的”学说大加嘲讽，斥之为社会主义荒谬的、“理想化的”、无法实现的形式，它高悬于脱离了时代的真空之中，是抽象的和反历史的，不是来自对具体社会条件的洞察。他们打出了自己更为优越的社会主义品牌，其惟一的理由是，它是从具体事实推导出来的——它的实现不是因为运气或偶然因素，不是因为既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情，（取决于这伙人或那伙人靠不住的善良意志，或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不可预见的环境）。马克思真诚地相信（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他之前的黑格尔一样），一项事业值得为之战斗，其惟一的理由是它代表着理性人的社会进化过程的下一个阶段，而惟一能够正确确定这个阶段的方式，就是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根据这种观点，社会革命——剥夺有产者并代之以公有制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理性的人所以有所追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追求任何别的东西，认同于其他任何群体，等于无视决定着每个人及其思想的社会“现实”，结果必然是被历史的力量所毁灭——只有白痴或疯子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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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60 赫斯完全不做如是观。他认为社会平等之所以可取，是因为它符合正义，而不是因为它不可避免。他也不把正义等同于在时间中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一切恶劣的、不合理的情况很久以前就已出现，并且一直存在。接受任何事情，不能仅仅因为它已经发生，而只能根据它在客观上是善的。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显然没有给他造成很深的影响，他坚持认为，获得社会正义，消灭贫困并平等分配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由于恶劣的分配方式，它造成了更多的苦难而不是幸福）的惟一手段，是坚信自己的行动符合道德必然性的人的自觉意志。一个人可以而且有义务用理性的论证让人们相信，假如他们把自己的财产用于生产和合作的用途，他们在物质和道德上都会生活得更好。这就是赫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加嘲讽的乌托邦情感主义。279他们称他为“摩西拉比”或“赫斯拉比”，对他的观点大加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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