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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三巨头政治》特别赞成欧洲三个文明强国的统一:德国——观念的家园和宗教自由的斗士;法国——社会改革和政治独立取得胜利的战场;英国——经济自由的故乡,而且这种自由本身就是法国和德国精神的综合——既不像德国那样过于“思辨”,也没有法国那种过于“庸俗的”唯物主义。这三个大国必须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对抗俄国,它是反动势力的堡垒,是野蛮镇压的来源,有着吞并欧洲、扼杀其自由的危险。把俄国当做西方的敌人,呼吁为了反对它而团结一致,这在当时的德国和欧洲各地十分普遍。赫斯这本书中惟一的独到之处,是他把这种常见的建议同激进社会变革、“和平革命”(他认为暴力还会滋生暴力,这将破坏和平重建的土壤)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欧洲,使它不至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制度的矛盾的重压之下陷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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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引起了一些注意。赫斯作为一名雄辩的左翼鼓动家出现在德国的知识界面前,在随后两年里,人们向他提供了不同的记者职务并被他接受,这使他与另一些志趣相投的年轻人有了更密切的接触,著名者有恩格斯、马克思和卢格。最热忱的黑格尔派变成了共产主义者,赫斯让年轻的恩格斯皈依了他的信仰。280他在1841年遇到了马克思,后者虽然通过洛伦茨·施泰因(他曾介绍过法国共产主义派别的领袖的观点)已发表的德文著作,对当时的共产主义学说略有所知,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赫斯那些炽热的滔滔陈辞,最早动摇了他对黑格尔的官僚国家乃人类理性和纪律的表现这种政治学说的信念,使他转而走上了好战的社会集体主义道路。在赫斯的著作中,确实有一些段落不能让当时的马克思满意。伦理学的腔调,尤其是经常提到希伯来先知,从来就不合他的口味。非常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本人决定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杜绝这种令他尴尬的来源。他根本不打算经受身份不明的折磨,就像更为敏感和心肠不够硬的人那样,例如犹太人波尔纳,或海涅、拉萨尔或狄斯累利,在成年后的生活中始终受着它的折磨。他因为自己受到的歧视而产生的深切而愤怒的感情,都被他——也许不是完全有意识地——转移到了一个更广大的领域:他把自己的痛苦等同于一切地方受欺辱受压迫的人的痛苦,尤其是无产阶级的痛苦,由此获得了心理上的解放。他发出怒吼是以被压迫工人的名义,而不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犹太人被剥夺了教授资格而受到的耻辱。他所说的工人,只是一个伟大的象征性的多数,它同具体的个人无关,同他本人的世界以及他本人的伤痛相距遥远。他完全是在为他们要求并预言正义、复仇和破坏。至于犹太人,他在遇到赫斯两年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就宣布他们仅仅是当时社会弊病的一种令人讨厌的征候,是社会机体上的一个赘瘤——他们不是一个种族或民族,甚至不是一种通过皈依别的信念或生活方式就能得到拯救的宗教,而是一群寄生虫,一帮由造就了他们的那个经济上自相矛盾和不公正的社会必然会培养出来的钱商。在将会克服所有社会弊病的行动——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和全面的社会革命——中,他们也会被消灭。这篇文章中得到恩格斯温和响应的强烈的反犹语调(在当时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中间,反犹态度并不少见),在马克思后来的岁月里成了他越来越突出的特点。它影响了共产主义者,尤其是犹太共产主义者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也是他傲慢而又粗俗的性格中最神经质和表现着反叛精神的一面。赫斯采用的语气就大为不同。赫斯的实际看法,同马克思或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激进分子的观点并非十分不同,他把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等同于资本主义及其罪恶。他以公开的厌恶和蔑视的态度谈论他们,把他们称为众多贪婪的钱商——“守财奴”。在他看来,他们就是占有精神的象征。然而,他的语气既不同于痛苦的海涅,也不同于烦躁的马克思。他并没有痛恨自我的体会,因此不想粗暴地对待自己的本性。他不想从自己身上去掉出身的痕记,因为他没有感到它像个恶性肿瘤,令他感到压抑和蒙羞。在《欧洲的三巨头统治》中,他只是重复了他四年前说过的话——犹太人的任务就是分散到各地并和人们同化——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建立最初的基督教的任务,然后(既然犹太教比基督教更强调社会纽带)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对社会进行更新;他们起着促使西方“运动”起来的“锥刺”和“酵母”的作用,使它不至于像中国那样停滞不前,但是这项工作已经完成。由于他们拒绝了基督教,他们现在就像鬼魂一般,“既不能死,也不能生”,就像骷髅和化石,该是他们和非犹太人通婚而自行消失的时候了。文明大国的“三巨头统治”将彻底解放他们,赋予他们人权和公民权;但是,只有当所有仇恨和蔑视他们的其他人都消失之后,他们真正的解放才会出现。总而言之,他重复了一些高尚的常识,那是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自由主义同化派的主要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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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条所导致的叛教行动,造成了他和自己虔诚的犹太父亲之间的最终决裂。但是这并不是当时赫斯对犹太人的全部感情故事,1840年,在大马士革,一个犹太人因为祭神杀牲而受到指控并被定罪。随后便发生了反犹主义的骚乱。对这种可怕而古老的诽谤的反应,导致了法国和英国的犹太人群情激愤,使他们在各地的同情者为之震惊,结果是蒙特菲奥雷·克列米厄教团为这种不公正而得到了一定的补偿。赫斯对这件事做出了痛苦的反应,并且他后来告诉我们,他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过去提倡的解决全人类疾病的方案,是否也能自动地治好犹太人的疾病。在同一年,即反法国沙文主义的巨浪席卷整个德国期间,他偶然看到了诗人贝克所写的一首仇法的诗作,他怀着突发的爱国热忱为它谱曲,并把这首作品送给作者。贝克在信封的背面以伪装的但仍可辨认的笔迹,对他做了冷淡而礼貌的、包含着反犹语气的回答。281赫斯大为气愤。但是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决定克服自己对大马士革和贝克的情怀。他想说服自己,这些都是一个垂死挣扎的社会的反常表现。人类社会的新生将使它们永远不可能再出现。在未来天下一家的社会里,没有教派或利益的存身之地。犹太人必须消失,变成一个历史的团体。普遍的宗教必须取代纯民族的宗教。犹太人即使不能让自己改宗基督教,他们至少必须让自己的子女改宗。利用这种方式,“犹太——基督教商人的世界”将会以不失尊严的解散方式消失。犹太人的苦难不管多么深重和不公,毕竟无产阶级的苦难比它更大更严重。赫斯压抑着自己受伤的情怀,至少在当时是如此。信仰战胜了来自经验的直接证据。282这是自他那时以来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典型经历。赫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常常太天真,太缺少批判精神。他的一直未被个人虚荣或教条所玷污的道德见解救了他。他总是有着清醒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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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魅的时刻尚未来临。1841年,赫斯陷入了卡尔·马克思卓越而勇敢的观点的符咒之中。这年8月他与马克思会面,向他宣扬共产主义,9月初便写信283给他的持怀疑论的朋友奥尔巴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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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最伟大的、也许是现今在世的惟一真正的哲学家……马克思博士——这是我的偶像的姓名——还是个很年轻的人(最多二十四岁),将会向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发出最后的致命一击。他把哲学的深刻与最敏锐的机智结合在了一起:想想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吧,不是被随便放在一起,而是被融合成了一个人——你会听到马克思博士的声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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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马克思合作出版激进的《莱茵报》,直到莱因兰的事情变得过于狂热。他受到了在德国煽动暴力共产主义(对于一个爱好和平、强烈反对使用暴力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历史责任)的指控,为了安全起见,他作为这份报纸的记者被派往巴黎。在巴黎,他为著名的俄国革命家巴枯宁向革命共产主义的转变(后来他才信奉了无政府主义)出了一臂之力,并且一度是蒲鲁东的热情支持者。他欣赏蒲鲁东和卡贝——当时所有社会主义者中最狂热的人,因为他们直接向穷人和被压迫者发出呼吁,不像圣西门或傅立叶那样,等待某个开明专制者和百万富翁来贯彻他们的社会计划。1843年他回到了科隆,在工人中间进行煽动,发表了一些无足称道的左派文章,攻击私有制、宗教和国家的暴政。他似乎采取了一种介乎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政治立场。284他这时是一帮有信仰的弟兄中活跃的一员,其中包括蒲鲁东、布鲁诺·鲍威尔、卡尔·格林和马克斯·施蒂纳,后来马克思谴责他们全是抽象的道德论者——他们否定资本主义,除了认为它是一种罪恶外,再也没有更好的理由。这不过是一种伪装成客观判断的主观主义。马克思认为,既然事实上人人都受着自己的阶级立场的制约,既然他们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只是对他们的利益(也就是说,在一定阶段他们的阶级需要和渴望什么,或他们受着什么威胁或害怕什么)做出的合理解释,所以,认为一个人可以站在超越战斗、超越阶级斗争的优越的中立立场上进行褒贬,就会陷入一种致命的“形而上学”幻觉。人们要想对某种既定的观点、制度和政权发起攻击或摧毁它,惟一正确的客观基础就是有关历史发展的新辩证科学。理性的政治要支持历史——阶级斗争——即将创造的东西,要谴责那些必然会被它毁灭的东西。推动历史运动的,是客观的物质因素及其对人类意识和对它的反思所起的作用,因此抵制这种运动是任性的和不理智的,简直就是一种自杀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蒲鲁东、卡贝和赫斯就是“唯心主义者”和空想家,他们注定会使自己变成低能儿,后来的托洛茨基则把他们称为“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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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虽然瞧不起他们过去的老师(大概还包含着对先驱的妒嫉),他们同赫斯却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利用了他的一些文稿(尽管只是为了进行谴责)285,怀着一种爱恨交加的态度看待他,后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们异口同声地称为“多情善感的、唯心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东西,都采取了这种态度。赫斯太单纯,太缺乏自尊意识,因此对这种侮辱人的态度他不会做出回应,甚至根本就不在意。他总是想以善报恶,毕生对“科学”社会主义之父怀着深深的敬意甚至忠诚。不管他们有什么错误,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被压迫工人的正义事业的不屈不挠的工作者。这对他就足够了。凡是反抗不公正,为全人类更自由更美好的生活而战斗的人,都是他的朋友和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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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巴黎度过了一段不稳定的生活,通过给不同的德国移民报刊写文章而增长了见识,然后他在1845年去了布鲁塞尔,时断时续地在那儿一直住到1848年。他返回过德国,在埃尔伯菲尔德为恩格斯编过一份左派杂志《社会镜报》(Der Gesell-schaftsspiegel),进行鼓动(他们在各地都赢得了信徒,但不包括工人),写文章讨论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罪恶,认为那是在富足中出现生产过剩和苦难的根源;谴责货币本身就是“Entmen-schlichung”(异化)——把人变成按一定价格买卖的商品——过程中的一个因素,这种观点后来被马克思当做“散发着一丝哲学气味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微弱回声”而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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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48年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德国。他的遗孀后来坚持说,他直到去世,对这场革命始终持谴责的态度,然而这也许只是一种善意的编造。这场革命的失败并没有摧垮他的精神,或减少他对人类的信心。俾斯麦、奥地利皇帝和拿破仑亲王轻松战胜了民主的力量,使他那些法国和德国的激进派盟友在道德和思想上一蹶不振,和他们不同,他从来没有向敌人屈服,也没有退缩到移民的那种典型的怨天尤人和无所作为的状态中去,只是偶尔想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对所有的人进行谴责。他周游瑞士、比利时和荷兰,在马赛开了一家经营刷子的店铺,最后在1854年又回到巴黎,在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流浪生活后,他在那儿定居。这位德国共产主义之父生活在贫穷之中(一度因他父亲于1851年去世后留给他的一笔遗产而有所改善),但他依然毫不动摇地相信无产阶级的社会,相信人类可以达到完美,相信经验的发现和发明方面的进步所起的作用。他钻研人类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因为他确信具备技能和公共精神的人,能够利用科学知识,使人类得到新生。凡是在他看来向往光明的人,他一概报以政治上的同情。他赢得了费迪南·拉萨尔——“一个犹太人的肩膀上长着一颗歌德的脑袋”——的友谊和尊敬,并协助他创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是欧洲所有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在这个时期,他还热情讴歌意大利为取得统一和独立而开展的斗争。意大利人,尤其是马志尼及其朋友,代表着他一直理解和相信的民族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主义不是历史中的一个真正的基本要素,赫斯并不接受这种理论。他谴责世界主义是对使人类丰富多彩的真实历史差别的故意的、违反自然的抹杀。但是他看不出任何民族有理由认为自己一定优于其他民族,他明确反对黑格尔在“历史性”民族和那些不幸的“衰败”民族之间所做的划分——更好战的民族注定会利用他们的优势“发挥一种历史作用”,拥有进行同化和统治的“历史”权利。和十八世纪的人道主义者赫尔德一样,他相信人类自然地分化成不同的种族或民族。他不想费心去定义这些概念,因为他认为它们意味着任何头脑健全的人都会承认的事情,只是由于以它们的名义犯下的和仍会犯下的野蛮暴行,才让人产生了有损其名声的联想。他无保留地谴责普鲁士的沙文主义。他憎恶俄国的扩张主义和专制统治。但是意大利人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自由国家的愿望,却博得了他最热烈的同情。他认为,教皇的统治,而不是外国人的入侵,才是意大利的落后、分裂、经济和精神痛苦的真正原因,这反映着从马基雅维利到今天所有意大利爱国者的观点。在他思考意大利的民族主义问题时,在他以真诚的同情和赞赏态度参与意大利爱国主义运动(欧洲的自由派——尤其是英国的——都对加里波第和马志尼的追随者有这样的感情)时,他自己那个散布在各地、“默默无闻的”民族——犹太人——的性质和命运,再一次占据了他的思想。他在1861年得到普鲁士国王的大赦后回到科隆。1862年,他发表了自己最出色也是最著名的著作《罗马和耶路撒冷》,对自己的新学说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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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拉萨尔的民族主义品牌的社会主义——在这段时期赫斯和拉萨尔合作密切——影响了他,还是他的思想发展有自身的内在模式,无可怀疑的是,他后来的言论和文章让人觉得,他就像个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人。他的书在当时欧洲的政治专家或一般读者中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就像赫斯本人一样,它一向处在当时的主要思潮之外。然而对于有教养的德国犹太人,它却如同它打算做到的那样,就像是一颗落下的重磅炸弹。即使在它出版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它的许多内容肯定已经陈旧,有很多事实上属于狂热的乌托邦和幻想,因此肯定会过时——有时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的成分,但是它仍然让人觉得它是一部大胆而有创见的社会分析杰作。这是一本清晰、深刻、率直和不妥协的著作,同时又汇集了许多令人烦恼的国内现实,令各地犹太人中的自由主义同化派感到不舒服;而且,尽管偶尔有一些卖弄词藻的地方,它表现出一种简单明了、极为感人的信仰。它包含着对西方犹太人处境的描述,对他们病情的诊断,以及一份有关未来的纲领。赫斯的那些持世界主义观点的社会主义朋友的冷言冷语,显然对他失去了影响。他表达了自己的一种重要信念,多年来他一直把它压在心头,但是最终证明它强大的力量难以窒息,只有说出来才能让他感到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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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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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和耶路撒冷》包括一篇前言、写给一位已故女士的十二封信286、结语和十篇附注。它讨论了一个中心话题的方方面面——犹太人,他们是什么,他们应当是什么。他在书的开头部分,即在第一封信里,定下了全书的基调。作者在那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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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年的疏远之后,我重新回到自己的民族中间。我分享着它每日的喜怒哀乐,分享着它的回忆和向往。分享着它在自己的家园,在它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民族中间的精神斗争。尽管经过了两千年共同的生活和努力,它仍没有做到同这些民族融为一体。我自以为已从心中永远消灭的一种思想,再一次生动地出现:我的民族身份的思想,它与我的祖先和那片圣地——永恒之城,相信生命统一性和普天一家的信仰的诞生地——的遗产是分不开的。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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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接着宣布,民族身份是真实的。民族是自然的历史产物,就像家庭,就像生理类型一样。否认这一点只会混淆事实,它是来自害怕和怯懦这种不值得尊敬的动机。就犹太人的情况而言,用来反对民族主义和中世纪偏见的响亮词藻,只是为了掩盖他们的愿望,他们要摆脱自己那个“不幸的、受到迫害和嘲笑的民族。……现代自由派的犹太人满嘴都是有关人类和启蒙的漂亮词藻,他们一心想掩盖对自己兄弟的不忠,这只会让人嗤之以鼻”288。这造成了一种让每个人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境况。欧洲人总是把犹太人的存在当做一种反常现象。正义和人道精神的进步也许终有一天导致犹太人获得正义:他们有可能获得解放,但是只要他们的行动原则是“Ubi bene,ibi patria”(活得惬意处,即是祖国)289,他们就决不可能受到尊重。否定民族身份的做法失去了人们的尊重。同化也不是解决的办法:“虔诚的老犹太人是不会那样做的,即使让人割掉舌头,他也不会用同化来否定自己的民族身份。是那些可耻的现代犹太人,他们在命运之手的压迫下放弃了自己种族。”290启蒙的大旗也不会使他们免于舆论的苛评。“用各种地理学或哲学借口进行辩护是没有用的。”291现代犹太人想逃离他认为就要沉没的船,这只会自取其辱。“你可以戴上一千副面具,你可以改名换姓,改变你的宗教和你的生活方式,直到没有人还会注意到你是犹太人。但是对犹太人名称的每一次羞辱还是会刺伤你,其程度甚至超过那些有尊严的人,他们依然忠于自己的家庭、维护自己高贵的姓氏。”292有些德国的犹太人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把自己的宗教现代化或是干脆改宗而获得拯救。然而这对他们毫无帮助。“不管是改革宗教还是受洗成为基督教徒,不管是教育还是解放,都不能使德国的犹太人畅行无阻地进入社会生活。”293他一次又一次地说,德国是极端反犹的,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德国人,强烈地意识到身材瘦小、黑头发的犹太人同他们有着本质的差别。德国人对犹太人鼻子的仇恨,并不亚于对犹太宗教或犹太姓氏的仇恨;294改变信仰或姓氏显然是没有用的:犹太人到头来想要否定的,不是他们的宗教,而是他们的种族:然而他们的鼻子不会消失,他们还是一头鬈发,他们的形象依然未变,还是和古埃及浮雕上的一样,那上面闪族人的形象是很容易辨认的。295他们是“一个种族,一个兄弟会,一个民族,它自身的存在不幸被它自己的子孙所否定,只要它依然是个没有家园的民族,即使街头恶少也会把羞辱它当成自己的义务”296。无家可归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因为没有了灵魂,“人们只能寄人篱下,靠别人养活”297。一切叛徒都过着这种卑贱的生活。“假如犹太人的解放确实与犹太人的民族身份不相容,那么犹太人就应当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298还有更激烈的语言:“犹太人并不是一个宗教群体,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特殊种族,否定这一点的现代犹太人不仅是叛教者,而且是他的民族、他的部落、他的家庭的叛徒。”299赫斯然后以最激烈的言辞谴责了种族沙文主义——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但是,否认自己的民族或种族,至少像宣扬它有优越的权利或权力一样可憎。德国的犹太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德国的反犹主义让他们非常困惑。他们觉得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是曾经为德国而战的战士,是和其他德国人一样强烈敌视法国人的“条顿狂”(Teutomaniacs)。300他们唱起家喻户晓的德国爱国歌曲,就像别的德国人一样激情澎湃。但是,这些歌曲的词作者之一贝克,对赫斯想为它谱曲的尝试嗤之以鼻,这虽然是一种粗野和可怜的表现,然而——他说如今他已经认识到——也是一种自然的反应。褊狭的民族主义确实是一种罪恶,但是人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种族主义的罪恶;因为种族是存在的,犹太人属于一个种族,它不是德国人的种族。否认这一点等于歪曲事实。成为一个种族或民族,不是要获得种族或民族的控制权。民族主义的弊病就在于它要主宰其他民族。但是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一样,需要一种正常的民族生活。赫斯接着说,法国的大史学家奥古斯丁·梯叶里在十九世纪初正确地认为,主宰历史的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种族或民族斗争。“闪族”或“条顿”不仅是语言学概念,每个种族都有不同的、没有可比性的天赋,它们都能为丰富人类生活做出贡献。根据赫斯的观点,雅利安种族具有解释的天赋——学问上的天赋——和创造美的天赋:一种技艺上的才能。闪族的天才在于——在他们的伦理观和他们对神圣事物的感觉中——用宗教把世界神圣化。种族不分优劣。必须使所有的种族得到自由,然后他们才能进行平等的合作。跟其他种族、跟许多基督教和穆斯林民族一样,犹太人在被各种传教者刻上了酣睡咒语的墓石下已经沉睡了很久,但是高卢公鸡(法国)唤醒了这个沉睡的王国,法国人,进步的斗士,将砸碎墓石,各民族将从他们的墓室中复活。301自从英诺森三世以来,罗马向来是个沉睡不醒的城市,但是今天它已经被为意大利自由而战的爱国者逐渐唤醒,又成了一座永恒的生命之城,和它一样,耶路撒冷也会觉醒的。台伯河的水流——北意大利凯旋的声音——把犹太人从酣睡中唤醒,他们又在锡安山上发出了声音。他承认自己也一直生活在梦中。只是在1840年,当犹太人因祭神杀牲在大马士革受到指控时,他自己才突然认识到真理在什么地方。“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属于我那个不幸的、受着诽谤和蔑视、散居在各地的民族。”302他接着说,他强压下痛苦的呐喊,是因为欧洲无产阶级受着更大的痛苦,他认为自己应当为它献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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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民族主义显然没有打动赫斯,因为它同罗马天主教有瓜葛,而罗马是反犹太毒素取之不竭的源泉。但是意大利的觉醒——世俗的和人文主义的——却使他认识到,所有严重的民族问题中的最后一个问题,犹太人问题,最终也必须加以解决。他宣布,这个问题被理性主义者和博爱论者的幻觉掩盖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他们否认犹太宗教的民族性质。德国犹太人中的宗教改革运动,除了让犹太人的生活变得空洞无物,砍掉了犹太之树上的树枝外,一无所获。运动的领袖恬不知耻地告诉犹太人,他们应当藏身于其他民族中间。结果如何?他们改名换姓,只是为了让反犹分子可以找出他们原来的犹太姓名,然后当面揭穿他们。因此,可怜的作曲家梅耶尔比尔,现在总是被他们称为雅各比·梅耶尔·利普曼·比尔;路德维希·波尔纳总是被称为巴鲁赫,这的确是他的本姓。303德国的社会主义者304陶醉于这种消遣,丝毫也不亚于其他人。这是一种奇耻大辱的处境。犹太人一直遭受迫害和杀戮,但他们在中世纪依然保持着对自己古老价值的坚定信仰,因此他们至少避免了堕落。而现代犹太人,尤其是那些已经改名换姓的犹太人,受到公开或隐蔽的侮辱,是他们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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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宣称,他原来的名字不是莫里茨,而是一个希伯来名字摩西。305他还说,他为没有人叫他“伊兹希”(Itzig)而遗憾;再没有比披着保护色招摇过市更恶劣的事情了。306他在该书前面的一段动人的文字里说,摩西并没有葬在圣地,因为根据犹太拉比的说法,当摩西出现在他未来的岳父、米甸的牧师杰瑟罗面前时,他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出身:他允许人们假定他是埃及人;而约瑟则对其同胞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而且绝没有抵赖他的身份和作为。片刻的软弱使摩西失去了葬在祖先土地上的权利,因为他用沉默否认了自己的祖先。所以,按照《圣经》上的说法,谁也不知道他的坟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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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假如犹太人不继续在其他民族中间做可怜的伪君子,他们该做些什么呢?赫斯断言,犹太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宗教,才成了巴勒斯坦的爱国者。当他给祖父读耶利米在幻觉中见到拉吉在她的坟墓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们被带到巴比伦的监狱时,当他向祖父出示橄榄枝和枣椰枝,眼睛里闪着光芒说“它们来自以色列”时,他流下了热泪,这时他早已远离了自己的家乡莱因兰。他接着说,犹太人购买巴勒斯坦的土地,他们可以长眠于此。在结茅节期间307,他们带来棕榈枝系在爱神木上;而且他还可以补充说,他们在和圣地上的祖先相同的季节,祈求雨水或甘露。这决不仅仅是一种迷信或教条。来自巴勒斯坦的一切,让他们想到巴勒斯坦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动,让他们感到无比亲切。即使德国打算接受他们,也要以否定他们的种族、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特质、他们的历史记忆和他们的本性为代价——这一代价不仅从道德上说太高了,而且根本就无法支付:这种建议不但令人憎恶,而且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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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教旨主义者那儿也找不到办法。他们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否认一切科学,否定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他问道,一方是什么都没有学到的改革派拉比的虚无主义,另一方是什么都没有忘掉的正统派保守主义,犹太人怎样才能在它们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只有一种办法,它正在约旦河岸上等着犹太人。法兰西民族会帮助他们的。伟大的解放者法国,第一个打破古老的枷锁,宣布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一样享有公民自由——一旦凿通了苏伊士运河,法国一定会让犹太人在运河边建立殖民地,因为没有土地(赫斯一再重复这一点),就没有民族生活。但是,谁会去这个荒凉的东方国家?当然不是西方的犹太人。他们会留在欧洲各地,他们已经接受了那儿的教育、文化和可敬的社会地位。他们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太紧密了。他们已经丧失了犹太人的活力。他们并不想迁移到那片遥远而贫瘠的土地。他们可以用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势力帮助移民,但是他们自己不会去那儿。对于他们,巴勒斯坦最好是成为一个赫斯所说的“精神中心”。308那儿将建起大学,这些移民将说一种共同的语言。那么到那儿去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对此不必有任何怀疑。东欧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古老的信仰使他们一向保持着团结,他们没有受自己的环境的玷污。这些人,也只能是这些人,将迁移到那儿。309他们的生命力,就像有时在埃及的木乃伊墓葬中发现的坚果一样:一旦得到土壤、阳光和空气,就会发芽成长,重新变得枝繁叶茂。310没落的理性主义的过时产物的致命残留,已经束缚住了西方的犹太人,除了外来的打击,没有任何内在的力量能够清除它们;但是当民族感情的火花燃成圣火,预示着新的春天,预示着他们的民族获得了新的生命时,阻碍着东方犹太人进步的东正教的坚硬外壳就会被打破了。311犹太人中的同化论者,厌恶他们所谓的宗教蒙昧主义,他们要根除这种迷信。但是,打碎包裹着犹太教的拉比外壳,也就打碎了里面的种子。它不需要破坏,只需要生长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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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场哈西德派运动,还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枝节。312摩西·门德尔松发起的改革运动是要淡化犹太教,使身处异邦的犹太人获得自由——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哈西德复兴主义教派才是犹太宗教的真正发展,是对虔诚的大众对真诚的生活、对古老象征的新鲜意义的需要做出的回应,所以注定有着伟大的未来。改革派把犹太教的东西用于非犹太人的目的,而且暗中赞同海涅的观点,认为犹太宗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种不幸,他们甚至忘记了,即使那些改宗的犹太人,不管其愿意不愿意,都痛苦地受着犹太大众的处境的影响;和他们不同,哈西德是一股活泼的精神力量。不错,赫斯把查巴德哈西德派创始人的名字搞混了,他谈到了维尔诺的萨缪尔,却没有提到施努尔·扎尔曼。但是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流亡的共产主义鼓动家,竟然听说了这场运动,竟然这么早就认识到,这场运动的发起人巴尔·舍姆,最终注定会战胜摩西·门德尔松。因为哈西德派和犹太复国主义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是一股活着的力量,而改革运动却不是这样,虽然它有人道主义、文明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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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认为,在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土耳其帝国领土上的数百万愚昧的人,即这些落后地区的犹太人,将移居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犹太人存在着自我认同,这既“不需要证明,也不需要否定”。313就像其他犹太人一样,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同化到自己出生的国家中去。即使今天(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些瞧不起他们的犹太裔公民同胞使自己日耳曼化的做法,而且根本不把他们不断列举出的那些“文化成就”放在眼里的德国人,一旦犹太人成了一个自己祖先土地上的民族,他们也会把拒绝给予他们个人的东西,给予作为一个民族的他们。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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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一天或许尚未临近:在这之前,宗教是犹太教伟大的守护者,切不可用任何理由将它冲淡或让它适应时代。对于赫斯,犹太宗教从它世俗的方面看,是一切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因为它不承认任何等级或阶层,它假定一切生灵的统一性。它不允许封建制度,不允许社会等级制,它是公正的和平等的,是最高尚的现代社会运动的真正起源。它确实承认民族身份的原则,可是(赫斯如此认为)它认为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例如普鲁士的民族主义,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此予以否定。但是它同样没有给自己的对立面——空洞造作的世界主义——留下一席之地,因为它否定对民族身份的正义要求,歪曲了事实,编造出虚幻的理想,用它所伪造的计划诱惑天真的人陷入灾难。真正的国际主义的首要条件就是应当存在民族。国际主义不是消灭民族的运动,而是团结各民族的运动。因此,赫斯欢迎犹太史学在德国犹太人中的复兴,以赞赏的态度提到韦尔、孔波尔特、伯恩施坦、维尔这些名字,尤其是格拉茨,他成了他的朋友。赫斯从他的犹太民族史中愉快地反复引用过一句话:“请注意,是人民,不是教会或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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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压抑了二十多年的思想,如今终于喷涌而出。他一再回到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灌输给他的信仰。“一旦我有了家庭,尽管我有顽固的异教思想,我本人不但会加入犹太人的教会,还会在家里遵守一切犹太节日和斋戒日,以便让我的民族传统始终活在自己的心中,活在我的儿女的心中。”315他拒绝任何形式的掺假和妥协,任何形式的为满足现代需要而做的调适。没有任何理由缩短祈祷词,也不可用德语代替希伯来语。必须怀着最大的敬意对待犹太布道者。他最担心的莫过于他所谓的“虚无主义”。316他认为改革运动是浅薄而不可信的,是对基督教病态的和低俗的模仿,是古老而独特的事物的现代假冒伪劣品。如果他必须选择的话,他宁愿保留犹太律法汇编《布就筵席》(Shulchan Aruch)中的六百三十条教规。将来有一天,在耶路撒冷召集的一个新的犹太教公会(Sanhedrin),也许会修改或废除它们;但是在此之前,犹太人必须原封不动地保留他们拥有的东西——他们真正的精神遗产。赫斯嘲讽这样一些犹太人,他们自负地认为受了神的召唤,要在各民族中履行某种子虚乌有的“使命”317——教导他们对其他宗教宽容,或传播“纯粹一神论”318的信条,甚至经商的技艺。“那些不相信自己的民族复兴的犹太人,最好还是像今天开明的基督徒一样,为瓦解自己的宗教而工作。我能理解他们怎么会持这种观点;我所不理解的是,一个人怎么能够既相信‘启蒙’,同时又相信犹太人在流亡中肩负的使命,也就是说,同时相信犹太教的消失和它的继续存在。”319那些愿意为了“自由”和“进步”这种抽象概念而牺牲自己历史的犹太人,他们真的以为任何人都会参与其中吗?320梅耶尔比尔当真认为,除了他本人之外大家都是受骗者,因为他在自己的歌剧中极为谨慎地避开了《圣经》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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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了他对德国犹太人的解释之后,赫斯转向在巴勒斯坦殖民这个具体问题。他注意到,桑恩的卡利舍尔拉比已经为这种迁移拟好了一份计划;321他还注意到,一位埃尔内斯特·拉哈拉内先生,在一本题为《新的东方问题》(The New Oriental Question)的书中也赞成这种观点。拉哈拉内受雇于拿破仑三世皇帝的私人官邸,既是基督徒,又是个热忱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对获得解放的犹太富人的冷漠和犹太穷人的失败情绪,一概予以谴责。他认为一个巴勒斯坦国家是犹太人问题的惟一解决之道。苏丹和教皇无疑会反对这项计划,但是他充满信心地认为,自由的法兰西民主制度终将压倒他们。他谈到了犹太人对历史家园的基本权利,还乐观地相信,在犹太银行家(或是全体犹太人民以民主捐款这种更为高尚的方式)拿出一点金钱贿赂土耳其人后,他们会同意犹太人的大规模殖民。他以抒情的笔触,谈到了犹太幸存者无限的神秘性,谈到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事实:面对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罗马人、亚洲人、非洲人、野蛮人、封建君主、强悍的掠夺者、耶稣会、现代暴君,他们竟活了下来,而且人数倍增。法国人和犹太人必须携手前进,他们必须一起振兴巴勒斯坦这片干涸的土地,把它从可怕的土耳其人手中收复。法国的民主、犹太人的天才和现代科学形成的这一新三角联盟,将再次拯救一个古老的民族,使那片古老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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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见,赫斯怀着满腔热情欢迎这种观点。他以一种典型的启示录的口吻预言,作为犹太宗教基础的民族团结和统一,将会逐渐达到天下一家。自然科学将会使工人获得解放,种族斗争将消失,因此阶级斗争也会消失。犹太教和犹太人的历史(这是个广义的比喻,他把《旧约》和犹太教法典、艾赛尼教派和耶稣的教诲全包括在其中)告诉人们:“要做受压迫者,不要做压迫者;受到虐待,莫还之以虐待;让爱上帝成为你一切行为的动机;要苦中做乐。”世界将因这一福音而得到新生;但当务之急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犹太富人必须购买土地,培训农业专家;“以色列人同盟”(Alliance Israélite,法国犹太人的一个慈善团体)必须帮助匈牙利斯图尔——维森伯格的纳托内克拉比,他正准备就这一计划与苏丹交换意见,身上带着一封土耳其驻维也纳大使的推荐信。担任犹太殖民者领导的人,必须是通晓现代的思想和行动方法的人,而不是蒙昧主义的拉比。这项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它必须实现;除了世界主义外,路上没有任何障碍。赫斯以一篇热情洋溢的附注,结束了他那非凡的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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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过去后,《罗马和耶路撒冷》的语言似乎已经过时。它的风格有时多情善感,有时流于辞藻,有时仅仅是些无聊的废话。书中有许多离题话,谈了许多早己被人彻底遗忘的事情。但它仍不失为一部杰作。它的生命力在于它那醒目的诚实,它的无惧无畏,它的切合实际的想像力,以及它所揭示的问题的现实性。赫斯打算论断和医治的病症并没有消失;相反,它在今天就和当时一样普遍,只是人们对它的征候有了更好的了解。因此,这本书尽管缺少文学才气,却是不受时代限制的。因为它的内容朴实,没有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一些最有创见的篇章也不免受其玷污的死板公式(如今往往是毫无意义的)和黑格尔式废话,所以它依然有着新鲜而直接的影响力;它仍然能激起同情或强烈的反对;它仍然属于一流的分析和论战作品。凡是关心其主题的人,不可能在读它时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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