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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18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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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20 赫斯脱离他年轻时强烈的反宗教共产主义和反民族主义，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他对同化论者的严辞抨击，部分地说，其实也是对他那个死去的自我的抨击。通过全面的通婚和为子女培养一种不同于自己的信仰，让民族体面地消失，这种办法现在受到了他的严厉驳斥，但这正是他本人过去赞成的方式。在他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日子里，他所持的善良的国际主义，如今被这样一种认识（几乎所有犹太社会思想家，不管他持什么观点，似乎迟早都会产生这种认识）所取代：犹太人问题自成一类，它似乎需要一种它自己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排斥甚至最有效的万灵药方。就赫斯的情况而言，这也不是一个受到迫害、精疲力竭的老社会主义者的反应——他已经疲惫不堪，不能再等待大同世界梦想的实现，于是决定作为权宜之计，采取一种更为有限的办法，或是回到年轻时幸福舒适的时光，以此逃避普遍的社会斗争这副不堪承受的重担。这样想就大大误解了赫斯。他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会放弃信仰，除非他以合理的方式让自己相信它是错误的。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使他放弃社会主义。他显然不觉得在共产主义理想和相信犹太民族的复兴之间有什么不和谐之处。赫斯不像黑格尔或马克思那样是个天才的历史思想家，能够打破既往的传统，领悟到以往没人注意（或至少没有清楚描述过）的各种关系，向人类灌输自己的见解，改变人类在思考其处境、历史和命运时所使用的范畴，但是他也没有受到这些专断的体系创立者的缺陷的危害。他在认知上（其实在其他方面也一样）极其诚实，不会出于心理或策略上的理由，试图把事实强塞进某种凭空想像的教条模式。他的著作，尤其是他后期的著作，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真理的无私奉献，它是以耿直的、有时孩子气的单纯表达出来。正是这一点，使他的话经常更能打动人心，能够说出比那个时代更著名的预言家更为丰富和有分量的语言，更为长久地活在人们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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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22 赫斯既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也没有放弃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看不到它们之间有不相容之处。他的社会主义——只是对社会公正与和谐生活的一种愿望——并不比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更排斥民族意识。他不能理解在不同的目标或政治之间有什么不可避免的冲突，只要它们看上去都正确，都反应着真实的要求和出于道德上的善意。在他看来没有多少理由阻止或劝阻现代犹太人庆祝——譬如说——逾越节或履行其他宗教使命，把它们视为陈旧的残存习俗或迷信，同启蒙的科学世界观没有相同之处。他想当然地认为，一种真理和一种价值没有必要压制别的真理和价值，因此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和体现在个人对社会民族的历史的意识中的真理，如果正确地给予理解，是根本不可能发生冲突的。牺牲任何善的、真实的或美好的东西，会可悲地、毫无理由地让生活变得贫乏。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况一样，当时头脑更为坚定的革命者所嘲笑的，正是这种“理想主义”，这种“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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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24 在当上了拉萨尔在科隆的代表后，即《罗马和耶路撒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始终对书中的主张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出版五年之后，赫斯于1867年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正如大家所知，这个组织是由他的老同志和不留情面的批驳者卡尔·马克思成立的。他在1867和1868年的第一国际会议上代表柏林工人，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同蒲鲁东和巴枯宁——他过去深深敬佩的老友——的代表开战，因为他认为他们的理论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从来没有变成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仍然不相信暴力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范畴；他是个成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管怎么说，他是个社会主义者，在谈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国家时，他宣布那个国家的土地必须由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犹太人所拥有，以阻止私人剥削。同样，他认为对未来移民中劳动者的充分的法律保护是绝对必要的条件，并且宣布，工业、农业和商业组织必须遵守摩西的原则——他认为这同社会主义的原则一样。他希望在这个新犹太国家里看到拉萨尔在德国组织的那种工人合作社，并能得到国家的帮助，直到无产阶级构成了巴勒斯坦居民中的大多数，那时国家将无需革命，就自动地、和平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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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26 很容易想像，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尤其是那些受到赫斯最尖刻的语言攻击的德国自由派犹太人，以极端敌视的态度看待所有这些观点。过去还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过这样的话。过去一百年来，对德国犹太人的劝说和讨论一向没有中断。门德尔松及其追随者指责他们盲目地避开大好机会，不愿进入终于敞开大门接纳他们的西方文化世界。正统派谴责他们不敬上帝，谴责他们是异端和罪人。有人让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古老信仰；让他们放弃信仰；让他们调整信仰以适应现代生活；让他们淡化信仰；让他们批判地评价自己的祖先以效仿德国文化；让他们成为历史学家、学者和高级批评家；让他们从自己的门或是别人建好的门，进入西方文明；让他们干脆不要进入西方文明。但是在这些极为嘈杂的声音中，还没有哪个人建议他们承认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是一个民族，它虽然古怪，别具一格，但仍然是个民族。因此他们没有什么可放弃的东西，他们不应当自欺欺人，竭力说服自己，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从来就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比他们自己真正拥有的东西更可爱；他们不应当怀着痛苦而难以承受的耻辱感，放弃他们真正喜爱的东西，他们自己的习俗、人生观、记忆、传统，他们的历史，他们的骄傲，他们对一个民族的认同意识，他们——就像其他民族一样——赖以生存的一切，让他们尊重自己也让别的民族尊重他们的一切。同赫斯对其讲话的那些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相比，其他民族——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也许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他写道，凡是为自己的国土而斗争的民族，只要不想陷入严重的自相矛盾，都不能否认犹太民族拥有自己土地的权利。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话却伤害了许多人，而且恰恰因为它们是正确的。他把自己的对手称为“基督教社会中有教养的暴发户”322，其尖刻性已使其有失公允。他们的反应不难想见。当时最著名的德国犹太裔学者斯坦因施耐德，用还算温和的语气，称赫斯是个悔过的罪人，323并且补充说，他希望此书不会被已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敌人所利用。学者和政论家、犹太教改革的鼓吹者，亚伯拉罕·盖格尔，赫斯曾以雄辩的语言嘲笑他拒绝承认自己的民族身份，并且在思想和感情上竭力要成为一名黑格尔派的德国犹太人，他做出了可以理解的敌对反应。他在一篇题为《旧浪漫主义，新反动派》的匿名文章中说，作者“几乎完全是个门外汉，在作为社会主义者陷入破产后，又想用民族主义讨人欢心……除了捷克人、黑山人和塞克勒人的民族问题外，还想让犹太人问题死灰复燃。”324《犹太人通报》说：“……我们首先是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然后才是犹太人。”325文明的成长将使对巴勒斯坦的欲望在东方犹太人中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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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28 这场论战——即使今天仍未完全停止——就这样开始了，它发生在“犹太复国主义”一词开始广为流传的三十多年前。“以色列人世界同盟”（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小心地把自己的杂志《以色列文献》（Archives Israélites）向赫斯开放，并给予他很有节制的支持。这个同盟乐于看到这位著名的评论家站在自己一边，然而它又害怕有组织地向巴勒斯坦移民这种观点，尽管它准备支持那些已经上路的犹太人，这是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努力的结果，因为人们已经开始做出一些无足轻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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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30 这本书引起的喧嚣很快就平息了。就像赫斯的早期著作一样，可以确定地说，它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不但虔诚的犹太人或基督徒说过犹太人要返回巴勒斯坦，而且远征埃及时的伟大的拿破仑本人、费希特、俄国十二月党人皮斯特尔——他和费希特一样，希望使欧洲摆脱犹太人——和法国的犹太评论家约瑟夫·萨尔瓦多、古怪的英国旅行家劳伦斯·奥利凡特，犹太拉比卡利舍尔，还有其他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人，都这样说过。在巴黎同赫斯见过面的乔治·亨利·刘易斯，也许跟乔治·艾略特谈起过他的观点，激发她写出了《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这部有一个犹太民族主义主角的小说。但是所有这些事情，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说明不了任何问题，除了散居在东欧（也许偶然还有澳大利亚）的极少数犹太人团体外，没有谁拿它们当真。赫斯在他生前注定看不到哪怕是落实他的理想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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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32 他后来的生活也很典型。就像另一些贫穷的流亡记者一样，他为不同的德国和瑞士报刊，还有芝加哥的德语周刊《伊利诺斯州报》担任通讯员。从1865年起，他为后者写过一系列通讯，其中表现出的对欧洲事务的把握能力，几乎不亚于《纽约论坛报》的欧洲通讯员卡尔·马克思的文章，而且在准确预测事件上比后者要强得多。326他在1870年被这家报纸辞退，这显然是因为他过于关心政治，而他的德裔美国读者对此并没有多少兴趣。同年，当普法战争爆发时，他作为普鲁士公民被逐出巴黎，尽管人们不难想见，他谴责俾斯麦的侵略和强权，号召犹太人把同情心放在法国——自由和博爱的摇篮、革命和人类全部理想的家园——一边。他去了布鲁塞尔，在那儿呼吁全体自由人民结成同盟，反抗“俄罗斯化的德国”——一个蓄意毁灭法兰西的国家，仅仅是因为法国要让人类生活得更加幸福。就像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一样，他于1875年在贫困中寂然离世。根据他本人的遗愿，他被安葬在多伊兹犹太人公墓他父母的身边。他的遗作《动态的基本学说》（Die Dynamische Stofflehre）由其忠实的妻子于1877年在巴黎出版，以表示对他的真诚纪念。她把此书称为他生命之作，然而它不过是一部混乱的、掺杂着哲学和科学思辨的著作，在今天看来没有任何意义或价值。327他真正的生命之作是那本单纯而感人的书，同其他任何类似的著作相比，它依然包含着更多有关十九世纪和我们今天的犹太人的真理。它就像它的作者一样被人遗忘了，直到事件本身从不公正的忘却中恢复。今天，以色列国的两个主要城市中的一些街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也许是最令他惊喜的事情。1862年以后，他首先是个犹太人，然后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猜想，他也许会认为，恩格斯及其模仿者对他的思想和人格的系统贬低，已经被犹太国家给予他的承认所补偿了。但是在他生前，这种事情似乎还没有任何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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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3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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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36 就像一些有着认知上的诚实和道德意识、无所畏惧的人一样，摩西·赫斯同一些更有天资、头脑更精密的社会思想家相比，毕竟更深刻地理解了某些基本问题。当他是个社会主义者时——这一阶段是因他的去世才终结的——他说，消灭财产和破坏中产阶级，未必能自动地导致天国；因为这样做未必能消除不公正或保障社会和个人平等。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个大胆而有创见的观点。他的盟友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看到一种明确的社会结构，抱有一种唯理性主义的而不是合理的愿望，要以近乎几何学的、黑白分明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就像他们在十八世纪的先驱一样，他们虽然有不同的假设，但他们都试图把历史作为一门精确的科学看待，想通过历史研究推演出某种惟一的行动方案，它保证能让人类获得永远的自由、平等、幸福和善。赫斯敢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和不宽容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的怀疑：除非建立这个新世界的人自身也遵照公正的原则生活，也感受到对个人的仁爱而不是笼统的人道主义，也就是说，除非具备任何社会和政治改革本身并不能予以保证的性格和人生观，否则从原则上说任何方案能否取得以上成果还在未定之数。孤注一掷地把一切都寄望于社会问题的某种最终的解决方案，这当然是不成熟的标志（即使它可以证明一种高尚和无私的品性）。当这种不成熟配合以无情的意志和组织天才，使此辈能够强迫人们接受与他们的天性和他们自己的愿望毫无关系的模式时，以纯粹的、没有私利的理想主义为起点的东西，将不可避免地以压迫、残酷和流血而告终。对称和有序的意识，进行严格推理的天才，是某些自然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社会组织的领域，除非受到丰富的同情心、理解力和人道主义的约束，它们必然会一方面导致可怕的欺凌，另一方面导致难以言表的苦难。赫斯虽然知道，他所钦佩的态度强硬的战友，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无情地谴责他的固执、无知和不负责任的空想主义，但他依然不能强迫自己用他们那种方式观察这个世界。他不接受他们的人性观。他深信某些一般人类价值永恒而普遍的有效性。直到去世，他始终坚信，人类的情操、自然感情、社会正义的愿望、在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群体——家庭、宗教团体或民族——中的个人自由和休戚与共，具备其自身固有的美好价值。他不认为这些深刻的人类旨趣，不管它们在不同的时空中可能出现什么形态，必然会因为历史的演化而变化，或受到阶级意识或任何其他相对暂时现象的制约，达到了所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决定论的程度。至于民族独立的相对价值和重要性，只要指出最近的匈牙利和波兰等地的事变，大概就足够了，328它们证明了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民族情感的解释中，以及认为它对显然不再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缺少影响力这种论断中，包含着一些给所有身陷其中的人造成很大悲剧的谬论。这仅仅是最新和最引人注目的事例，说明赫斯比他的同志们更清楚地阐明了真理，他没有丝毫的沙文主义或病态的民族主义，而且还应当补充说，他是处在极左社会主义的背景下，而他又是其最纯洁、最雄辩的支持者之一。在我看来，仅凭这一条就可以断定，即使作为一名社会理论家，他的主张与他的批评者所说的相反，却并非很难得到认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329为使他们自己的信条享有更大的声誉，全面低估了他的意义，然而这是以牺牲历史事实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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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38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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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40 从赫斯对（按通常人们的说法）犹太人问题的观点可以说，他的预言已经证明几乎有着不可思议的准确性。他在一段更像是出自巫师之口的文字中宣布，自由派的德国犹太人终有一天会遭到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大屠杀。谁也不会否认，至少这个预言已得到证实，尽管它的真实性实在太残酷。同样，赫斯反对甚嚣尘上的同化论，他关于同化论者把自己及其受害者置于其中的处境的言论，在我看来已经被后来发生的事件完全证实。今天，没有人可以假装不清楚赫斯在谈到“各种地理学和哲学借口”330时所要表达的意思：犹太人（或其他人）以这种借口编造自己不是什么，而其实他们再明显不过地就是那种状态，因为他们不能正视同他们自己有关的令人尴尬的真理；所以这只能欺骗他们自己，让他们的朋友感到不安和羞耻，让他们的敌人取笑和轻蔑乃至仇恨。赫斯认为，犹太人事实上就是一个民族，不管为了证明他们不是一个民族而用巧妙的定义耍什么把戏，他用简单的、有点让人吃惊甚至震惊的语言说出了这一点。看来很清楚的是，假如犹太人不像他所说的那样，而是像他的敌人——不管他们是正统的拉比、自由派的同化论者还是教条的共产主义者——所说的那样，那么以色列国，不管对它持什么态度，是不可能存在的。此外，他认为西方的犹太人不会自愿选择移居，无论他们在自己社会里遇到什么困难，因为他们毕竟很幸福、很舒适，他们已同这些社会打成一片。虽然和他的朋友海涅一样，他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德国人野蛮行为的发展，但希特勒还是大大超出了他们二人所能想像的范围；所以，赫斯根据当时可以得到的证据，正确地假定，不是德国的犹太人，而是东方的犹太人，将在内部团结和经济困境的驱使下走向新世界，尤其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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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42 他相信自然科学可以用来创造社会幸福；他相信合作、共同工作、国有制或至少是公有制。这些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已在今天的以色列国得到了落实——其落实的程度令赞成其他社会组织形式的人感到不快。他深信应当忠实地维护历史传统。他在说这些话时，很少像柏克或费希特那样偏激，那样充满偏见和不理性。他这样做，并非因为他害怕变革——他毕竟是个激进派和革命者——而是因为他虽持有最极端和激进的信念，但是他也坚持这样的信念：绝对不可以、也不应当为了某种抽象的理想，要求任何人肢解自我，放弃那些能给他带来人类所知道的最深刻的精神满足的东西——自我表达的权利，私人交往的权利，热爱自己熟悉的地方或生活方式的权利，热爱美好的事物、热爱个人的、家庭的和自己的民族的历史根源和象征的权利。他认为，即使只作为暂时的权宜之计，也不应当为了从一些抽象的、与个人无关的前提中演绎出来的美好方案，为了从外部起源推导出来并以牵强的手段强加于人的某种生活方式，而牺牲任何个人的不可分解的关系模式——核心情感或精神体验，人类的生活就是由这些模式构成的。直到赫斯的生命终结，他说过和写下的一切，都有一个前提：否认一个人内心认为正确的东西，不管出于什么策略或教条的动机而粗暴地对待事实，人立刻就会堕落，就会变得毫无价值。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的基础，有着问心无愧的道德性质。他坚信道德信念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这是个经验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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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44 他真心实意宣扬的社会主义道德，以及被他理想化了的民族主义，大体上说，比他那些马基雅维利式的对手更“现实主义的”办法有着更长远的生命力，更有益于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基于这个原因，可以把他算做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先知之一，他说过许多新颖而正确的、至今依然十分重要的话。这位“共产主义拉比”、海涅和米什莱的朋友、马克思在其难得的幽默时刻所说的“蠢驴摩西·赫斯”，有资格享有不朽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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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49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1701829025]

1701830250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狄斯累利、马克思及对认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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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54 凡是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有充分意识的犹太，都对历史十分着迷。他们比其他任何生存至今的群体都有着更漫长的回忆，他们意识到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更悠久的连续性。把他们连结在一起的纽带，已经证明比迫害和贬低他们的人所使用的武器更强大，而且比一种狡猾的武器——他们自己的兄弟和犹太同胞的劝说——也更强大；这些人有时以真诚和聪明的办法力求证明，犹太人只是被一种共同的宗教或共同的苦难团结在一起，他们的差异大于他们的共性，因此更为开明的生活方式——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将使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和平地消失在他们的社会和民族环境之中；因为，譬如说，同一位论派（Unitarians）、佛教徒、素食主义者或任何遍布世界的、有某种共同的但并不总是热情坚持的信念的其他群体相比，他们的团结强不了多少。假如真是如此，也就不可能存在足够的理由或足够的愿望过一种共同体的生活，向巴勒斯坦移民并最终建立一个以色列国。无论有其他什么因素进入这个独特的混合体——至少让世界上的其他人立刻承认他们是犹太民族，尽管犹太人自己并不总是这样做——历史的意识——对历史之连续性的意识——都是最为强大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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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56 十九世纪的俄国革命家赫尔岑说过，他自己祖国的强大不在于其历史，它乏善可陈，而在于其版图——它的虽然野蛮却极为广袤的领土。犹太人也可以合理地说，他们历来缺少的恰恰就是版图——生存和发展的足够土地，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历史实在太多了。已故的刘易斯·纳米尔曾告诉我，有位尊贵的英国贵族问他，他这个犹太人为何写英国史而不写犹太史，他答道：“德比！根本就没有现代犹太史。只有犹太人的殉道史，这引不起我的兴趣。”这种回答很典型，而且无疑是要让那个没头脑的贵族安分守已。但是它也确实包含着某种真理。从第二神庙（Second Temple）被毁到相对较晚近的时期，把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渠道，其实就是一部迫害和殉难、软弱和英雄主义的故事，是不间断的抗争，它比任何其他人类群体所曾从事的斗争都更为古怪。不过从犹太史学家的角度看，这项工作因为一个事实而变得较为容易：主要是由于基督教徒、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穆斯林的系统而一致的迫害，迫使犹太人进入了一些界线分明的犹太人聚居区、定居点或类似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共同体的历史虽然惨痛，但也很容易辨认、描述和分析。至少在十八世纪以前，欧洲的情况似乎一直就是如此。个别犹太人离开他们的群体，生活在非犹太人中间。有时他们受洗成为基督教徒，有时他们暗中举行他们祖先宗教的全部或一部分仪式，或像斯宾诺莎那样，成为公开的异教徒，受到自己群体的唾弃，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则对他们报之以小心翼翼的尊重，但他们从未完全认同于这个社会。这种人并不多。因此，在古代世界或中世纪，或在文艺复兴时代和稍后，谁是犹太人谁不是犹太人的问题，并不是个严肃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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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58 如果我们给犹太人的历史大体上断一下代，我们可以说至少存在着三个重要时期：（1）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小亚细亚或北非还有少数殖民地的时期；（2）中世纪流离失所的时期，这时他们生活在孤立的群体中，因此他们的命运，至少从理论上说，并不十分难以把握；（3）获得解放以后的时期。历史学家的真正困难即来自这个时期：犹太人的历史是什么，不是什么？谁属于这个历史，谁不属于这个历史？东方的共同体的社会、思想和宗教史显然是，俄罗斯——波兰的犹太人聚居地的历史也是。然而对西方的犹太人我们该说些什么？作为一个共同体来追溯他们的制度史是可能的吗？在英国，他们这段时期的历史是最幸运的，平淡无奇，引不起纳米尔这类人的兴趣，他们喜欢色彩和变化，喜欢复杂的个性和环境的作用。正如黑格尔所言，幸福的时期是历史卷册中的空白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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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60 然而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有犹太血缘或犹太信仰的个人的经历，也是犹太历史的一部分吗？大多数研究犹太史的学者都提到这样一些人物，如纳克索斯的约瑟夫或斯宾诺莎，而研究意大利史的学者却很少把红衣主教马萨林、阿尔贝罗尼或玛丽·德·梅迪契算做意大利的历史人物。这样做不无道理，因为直到近代以前，很少出现身份认同这个严肃的问题：普卢塔克并没有遇到自己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的问题；约瑟夫斯对自己的身份没有怀疑；斯宾诺莎从来不自问他是否真是荷兰人。欧洲民族国家打破了各种团体，以及它们要求人们的完全效忠，使这幅画面发生了变化，引起了忠诚问题上的冲突。对犹太人来说，这种危机的出现要晚于他们的邻居。当犹太人聚居区的大门被打开，犹太人先是小心翼翼、然后更有信心和更加成功地同有着其他信仰的同胞公民融合在一起，越来越多地分享着他们共同的私人和公共生活，此时这一点才变得十分明显。在近代史上，我们如何在犹太人本身的历史同他们所属的社会的历史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我们都很熟悉那些多少有点病态的清单，上面列明了犹太人的辩护者所说的他们对整个文化的贡献，以此提醒那些贬低他们的人，基督教文明从中受益良多。海涅、菲利克斯·门德尔松和李嘉图的生平和成就，是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吗？如果以他们改宗为由把他们排除在外，那么——随便举几个上个世纪的例子——我们对拉萨尔、梅耶尔比尔、毕沙罗又该说些什么呢？他们并没有改宗基督教，但他们同规范的犹太人生活有什么特殊关系？我们并不把培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或罗素称为基督教思想家；然而，我们能把胡塞尔、柏格森或弗洛伊德，算做某种特殊意义上的犹太思想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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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62 这个问题引出了一个古老的话题，作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和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共同结果，它如今直接来到我们面前——“犹太人是什么？”的问题。他同自己社会中其他人是什么关系？从什么意义上说这是“他的社会”？从什么意义上说不是？他同这个社会中其他成员的差异，是不是类似于另一些更常见的差异，例如那些使通常被视为单一社会整体——国家或民族——中的人分成不同阶级、职业、信仰等社会团体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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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64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对于那些得以从古老的囚室中走出来重见天日的人，对于走出了西方世界的犹太人聚居区的限制——或无其名有其实的这类地方——的人，这个问题变得尤为紧迫。这种解放来得太突然：还没有人为调适问题做好准备。有些人在一个陌生的、更为广阔的世界这个前景面前退缩了，他们更喜欢呆在有着古老限制的狭小的阴影中。还有些最热情、最有抱负、最有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的人，满怀殷切的希望走向光明。有些人成功地同自己的新同胞融为一体，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或至少是自己的习惯，显然没有付出多大的痛苦或精神代价，譬如十八世纪英国的犹太银行家吉登，他的名字今天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还有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或那些杰出的银行家和铁路建设者，圣西门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弟子们。另一些人，出于不同的原因，但经常是心理上的原因——天性中的某种与自己的意愿相反的不屈性格——觉得没有能力同化，或无法做到那些大大改变自己习惯的人所必须达到的调适程度，他们有时驶离此岸，却没有碇泊于彼岸，一直呆在两岸之间，他们受着诱惑，却不甘屈服，成了复杂而痛苦的人物；他们漂浮在水中，或者换个比喻，他们彷徨于无人之地，把他们和同胞分开的那种个人品性中的自恋、咄咄逼人的傲慢和过度的自尊，向他们阵阵袭来。他们不时被自怨自艾所折磨，觉得自己成了这个新社会中某些人嘲讽和厌恶的对象，而他们本来最希望得到这些人的承认和尊重。这就是被迫进入异族文化者的人所共知的处境，当然这并不限于犹太人。例如，不管是谁，只要读过半意大利人、半德国人的犹太音乐家费鲁西奥·布索尼的书信，都会认识到，他的生命被这种矛盾撕裂了。希莱尔·贝洛克那些夸张的粗暴风格，可归因于他在英国社会中不稳定的地位，虽然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还有许多不太知名的人士，即美国所谓的“归化群体”（hyphenated group331），尚未完全融入外国新生活的新移民。不过，这种不适感最生动的事例，还要算一切流浪族群中最著名、最有天才的群体——失去了自己的信仰的严格约束这一支撑结构的西方犹太人，他们面对一个谈不上友好的新世界，它神奇而危险，每前进一步都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后退的危险同样大，无知、焦虑、野心、危险、希望、恐惧，都在刺激着他们的想像力。过于急切地想进入一个显然不属于自己的传统，会导致自我挫败，导致过于热情地希望马上得到接受，希望丛生，然后是背叛：导致单相思、挫折、怨恨和悲痛，虽然这也可以强化感受力，而且就像牡蛎中的砂砾一样，能够引起造就天才珍珠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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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66 这就是希望走进外部世界的第一代天才而有抱负的犹太人的命运。大家都知道路德维希·波尔纳和海因里希·海涅的故事，332对于他们，这种不正常的身份变成了一种困惑。他们越是坚持自己属于德国人，是德国文化的真正传人，只关心德国的价值，或至少关心把启蒙的成果传播到他们的同胞中，他们在这些德国人眼里就越不像德国人。对于处境安全的人来说，追求安全是一种反常表现，这常使他们恼怒。在溜进了欧洲世界大门的犹太人中间，性情温和不事声张者，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他们的子女同邻居和平而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精神更为大胆的人则是破门而入，引起不愉快的注视，虽然勉强得到了承认，在他们的新环境中却从未觉得完全心安理得。他们为了保持步伐，为了战胜自己的无能，为了让别人相信他们的真实信仰、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创造力、他们在俱乐部中的合格身份，不断求助于各种权宜之计。他们越是抵抗，就越是证明了他们所造成的这一问题的性质，证明了它难以用任何简单的办法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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