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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假如犹太人不继续在其他民族中间做可怜的伪君子,他们该做些什么呢?赫斯断言,犹太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宗教,才成了巴勒斯坦的爱国者。当他给祖父读耶利米在幻觉中见到拉吉在她的坟墓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们被带到巴比伦的监狱时,当他向祖父出示橄榄枝和枣椰枝,眼睛里闪着光芒说“它们来自以色列”时,他流下了热泪,这时他早已远离了自己的家乡莱因兰。他接着说,犹太人购买巴勒斯坦的土地,他们可以长眠于此。在结茅节期间307,他们带来棕榈枝系在爱神木上;而且他还可以补充说,他们在和圣地上的祖先相同的季节,祈求雨水或甘露。这决不仅仅是一种迷信或教条。来自巴勒斯坦的一切,让他们想到巴勒斯坦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动,让他们感到无比亲切。即使德国打算接受他们,也要以否定他们的种族、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特质、他们的历史记忆和他们的本性为代价——这一代价不仅从道德上说太高了,而且根本就无法支付:这种建议不但令人憎恶,而且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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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教旨主义者那儿也找不到办法。他们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否认一切科学,否定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他问道,一方是什么都没有学到的改革派拉比的虚无主义,另一方是什么都没有忘掉的正统派保守主义,犹太人怎样才能在它们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只有一种办法,它正在约旦河岸上等着犹太人。法兰西民族会帮助他们的。伟大的解放者法国,第一个打破古老的枷锁,宣布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一样享有公民自由——一旦凿通了苏伊士运河,法国一定会让犹太人在运河边建立殖民地,因为没有土地(赫斯一再重复这一点),就没有民族生活。但是,谁会去这个荒凉的东方国家?当然不是西方的犹太人。他们会留在欧洲各地,他们已经接受了那儿的教育、文化和可敬的社会地位。他们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太紧密了。他们已经丧失了犹太人的活力。他们并不想迁移到那片遥远而贫瘠的土地。他们可以用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势力帮助移民,但是他们自己不会去那儿。对于他们,巴勒斯坦最好是成为一个赫斯所说的“精神中心”。308那儿将建起大学,这些移民将说一种共同的语言。那么到那儿去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对此不必有任何怀疑。东欧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古老的信仰使他们一向保持着团结,他们没有受自己的环境的玷污。这些人,也只能是这些人,将迁移到那儿。309他们的生命力,就像有时在埃及的木乃伊墓葬中发现的坚果一样:一旦得到土壤、阳光和空气,就会发芽成长,重新变得枝繁叶茂。310没落的理性主义的过时产物的致命残留,已经束缚住了西方的犹太人,除了外来的打击,没有任何内在的力量能够清除它们;但是当民族感情的火花燃成圣火,预示着新的春天,预示着他们的民族获得了新的生命时,阻碍着东方犹太人进步的东正教的坚硬外壳就会被打破了。311犹太人中的同化论者,厌恶他们所谓的宗教蒙昧主义,他们要根除这种迷信。但是,打碎包裹着犹太教的拉比外壳,也就打碎了里面的种子。它不需要破坏,只需要生长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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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场哈西德派运动,还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枝节。312摩西·门德尔松发起的改革运动是要淡化犹太教,使身处异邦的犹太人获得自由——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哈西德复兴主义教派才是犹太宗教的真正发展,是对虔诚的大众对真诚的生活、对古老象征的新鲜意义的需要做出的回应,所以注定有着伟大的未来。改革派把犹太教的东西用于非犹太人的目的,而且暗中赞同海涅的观点,认为犹太宗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种不幸,他们甚至忘记了,即使那些改宗的犹太人,不管其愿意不愿意,都痛苦地受着犹太大众的处境的影响;和他们不同,哈西德是一股活泼的精神力量。不错,赫斯把查巴德哈西德派创始人的名字搞混了,他谈到了维尔诺的萨缪尔,却没有提到施努尔·扎尔曼。但是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流亡的共产主义鼓动家,竟然听说了这场运动,竟然这么早就认识到,这场运动的发起人巴尔·舍姆,最终注定会战胜摩西·门德尔松。因为哈西德派和犹太复国主义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是一股活着的力量,而改革运动却不是这样,虽然它有人道主义、文明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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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认为,在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土耳其帝国领土上的数百万愚昧的人,即这些落后地区的犹太人,将移居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犹太人存在着自我认同,这既“不需要证明,也不需要否定”。313就像其他犹太人一样,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同化到自己出生的国家中去。即使今天(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些瞧不起他们的犹太裔公民同胞使自己日耳曼化的做法,而且根本不把他们不断列举出的那些“文化成就”放在眼里的德国人,一旦犹太人成了一个自己祖先土地上的民族,他们也会把拒绝给予他们个人的东西,给予作为一个民族的他们。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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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一天或许尚未临近:在这之前,宗教是犹太教伟大的守护者,切不可用任何理由将它冲淡或让它适应时代。对于赫斯,犹太宗教从它世俗的方面看,是一切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因为它不承认任何等级或阶层,它假定一切生灵的统一性。它不允许封建制度,不允许社会等级制,它是公正的和平等的,是最高尚的现代社会运动的真正起源。它确实承认民族身份的原则,可是(赫斯如此认为)它认为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例如普鲁士的民族主义,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此予以否定。但是它同样没有给自己的对立面——空洞造作的世界主义——留下一席之地,因为它否定对民族身份的正义要求,歪曲了事实,编造出虚幻的理想,用它所伪造的计划诱惑天真的人陷入灾难。真正的国际主义的首要条件就是应当存在民族。国际主义不是消灭民族的运动,而是团结各民族的运动。因此,赫斯欢迎犹太史学在德国犹太人中的复兴,以赞赏的态度提到韦尔、孔波尔特、伯恩施坦、维尔这些名字,尤其是格拉茨,他成了他的朋友。赫斯从他的犹太民族史中愉快地反复引用过一句话:“请注意,是人民,不是教会或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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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压抑了二十多年的思想,如今终于喷涌而出。他一再回到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灌输给他的信仰。“一旦我有了家庭,尽管我有顽固的异教思想,我本人不但会加入犹太人的教会,还会在家里遵守一切犹太节日和斋戒日,以便让我的民族传统始终活在自己的心中,活在我的儿女的心中。”315他拒绝任何形式的掺假和妥协,任何形式的为满足现代需要而做的调适。没有任何理由缩短祈祷词,也不可用德语代替希伯来语。必须怀着最大的敬意对待犹太布道者。他最担心的莫过于他所谓的“虚无主义”。316他认为改革运动是浅薄而不可信的,是对基督教病态的和低俗的模仿,是古老而独特的事物的现代假冒伪劣品。如果他必须选择的话,他宁愿保留犹太律法汇编《布就筵席》(Shulchan Aruch)中的六百三十条教规。将来有一天,在耶路撒冷召集的一个新的犹太教公会(Sanhedrin),也许会修改或废除它们;但是在此之前,犹太人必须原封不动地保留他们拥有的东西——他们真正的精神遗产。赫斯嘲讽这样一些犹太人,他们自负地认为受了神的召唤,要在各民族中履行某种子虚乌有的“使命”317——教导他们对其他宗教宽容,或传播“纯粹一神论”318的信条,甚至经商的技艺。“那些不相信自己的民族复兴的犹太人,最好还是像今天开明的基督徒一样,为瓦解自己的宗教而工作。我能理解他们怎么会持这种观点;我所不理解的是,一个人怎么能够既相信‘启蒙’,同时又相信犹太人在流亡中肩负的使命,也就是说,同时相信犹太教的消失和它的继续存在。”319那些愿意为了“自由”和“进步”这种抽象概念而牺牲自己历史的犹太人,他们真的以为任何人都会参与其中吗?320梅耶尔比尔当真认为,除了他本人之外大家都是受骗者,因为他在自己的歌剧中极为谨慎地避开了《圣经》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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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了他对德国犹太人的解释之后,赫斯转向在巴勒斯坦殖民这个具体问题。他注意到,桑恩的卡利舍尔拉比已经为这种迁移拟好了一份计划;321他还注意到,一位埃尔内斯特·拉哈拉内先生,在一本题为《新的东方问题》(The New Oriental Question)的书中也赞成这种观点。拉哈拉内受雇于拿破仑三世皇帝的私人官邸,既是基督徒,又是个热忱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对获得解放的犹太富人的冷漠和犹太穷人的失败情绪,一概予以谴责。他认为一个巴勒斯坦国家是犹太人问题的惟一解决之道。苏丹和教皇无疑会反对这项计划,但是他充满信心地认为,自由的法兰西民主制度终将压倒他们。他谈到了犹太人对历史家园的基本权利,还乐观地相信,在犹太银行家(或是全体犹太人民以民主捐款这种更为高尚的方式)拿出一点金钱贿赂土耳其人后,他们会同意犹太人的大规模殖民。他以抒情的笔触,谈到了犹太幸存者无限的神秘性,谈到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事实:面对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罗马人、亚洲人、非洲人、野蛮人、封建君主、强悍的掠夺者、耶稣会、现代暴君,他们竟活了下来,而且人数倍增。法国人和犹太人必须携手前进,他们必须一起振兴巴勒斯坦这片干涸的土地,把它从可怕的土耳其人手中收复。法国的民主、犹太人的天才和现代科学形成的这一新三角联盟,将再次拯救一个古老的民族,使那片古老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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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见,赫斯怀着满腔热情欢迎这种观点。他以一种典型的启示录的口吻预言,作为犹太宗教基础的民族团结和统一,将会逐渐达到天下一家。自然科学将会使工人获得解放,种族斗争将消失,因此阶级斗争也会消失。犹太教和犹太人的历史(这是个广义的比喻,他把《旧约》和犹太教法典、艾赛尼教派和耶稣的教诲全包括在其中)告诉人们:“要做受压迫者,不要做压迫者;受到虐待,莫还之以虐待;让爱上帝成为你一切行为的动机;要苦中做乐。”世界将因这一福音而得到新生;但当务之急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犹太富人必须购买土地,培训农业专家;“以色列人同盟”(Alliance Israélite,法国犹太人的一个慈善团体)必须帮助匈牙利斯图尔——维森伯格的纳托内克拉比,他正准备就这一计划与苏丹交换意见,身上带着一封土耳其驻维也纳大使的推荐信。担任犹太殖民者领导的人,必须是通晓现代的思想和行动方法的人,而不是蒙昧主义的拉比。这项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它必须实现;除了世界主义外,路上没有任何障碍。赫斯以一篇热情洋溢的附注,结束了他那非凡的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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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过去后,《罗马和耶路撒冷》的语言似乎已经过时。它的风格有时多情善感,有时流于辞藻,有时仅仅是些无聊的废话。书中有许多离题话,谈了许多早己被人彻底遗忘的事情。但它仍不失为一部杰作。它的生命力在于它那醒目的诚实,它的无惧无畏,它的切合实际的想像力,以及它所揭示的问题的现实性。赫斯打算论断和医治的病症并没有消失;相反,它在今天就和当时一样普遍,只是人们对它的征候有了更好的了解。因此,这本书尽管缺少文学才气,却是不受时代限制的。因为它的内容朴实,没有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一些最有创见的篇章也不免受其玷污的死板公式(如今往往是毫无意义的)和黑格尔式废话,所以它依然有着新鲜而直接的影响力;它仍然能激起同情或强烈的反对;它仍然属于一流的分析和论战作品。凡是关心其主题的人,不可能在读它时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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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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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脱离他年轻时强烈的反宗教共产主义和反民族主义,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他对同化论者的严辞抨击,部分地说,其实也是对他那个死去的自我的抨击。通过全面的通婚和为子女培养一种不同于自己的信仰,让民族体面地消失,这种办法现在受到了他的严厉驳斥,但这正是他本人过去赞成的方式。在他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日子里,他所持的善良的国际主义,如今被这样一种认识(几乎所有犹太社会思想家,不管他持什么观点,似乎迟早都会产生这种认识)所取代:犹太人问题自成一类,它似乎需要一种它自己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排斥甚至最有效的万灵药方。就赫斯的情况而言,这也不是一个受到迫害、精疲力竭的老社会主义者的反应——他已经疲惫不堪,不能再等待大同世界梦想的实现,于是决定作为权宜之计,采取一种更为有限的办法,或是回到年轻时幸福舒适的时光,以此逃避普遍的社会斗争这副不堪承受的重担。这样想就大大误解了赫斯。他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会放弃信仰,除非他以合理的方式让自己相信它是错误的。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使他放弃社会主义。他显然不觉得在共产主义理想和相信犹太民族的复兴之间有什么不和谐之处。赫斯不像黑格尔或马克思那样是个天才的历史思想家,能够打破既往的传统,领悟到以往没人注意(或至少没有清楚描述过)的各种关系,向人类灌输自己的见解,改变人类在思考其处境、历史和命运时所使用的范畴,但是他也没有受到这些专断的体系创立者的缺陷的危害。他在认知上(其实在其他方面也一样)极其诚实,不会出于心理或策略上的理由,试图把事实强塞进某种凭空想像的教条模式。他的著作,尤其是他后期的著作,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真理的无私奉献,它是以耿直的、有时孩子气的单纯表达出来。正是这一点,使他的话经常更能打动人心,能够说出比那个时代更著名的预言家更为丰富和有分量的语言,更为长久地活在人们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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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既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也没有放弃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看不到它们之间有不相容之处。他的社会主义——只是对社会公正与和谐生活的一种愿望——并不比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更排斥民族意识。他不能理解在不同的目标或政治之间有什么不可避免的冲突,只要它们看上去都正确,都反应着真实的要求和出于道德上的善意。在他看来没有多少理由阻止或劝阻现代犹太人庆祝——譬如说——逾越节或履行其他宗教使命,把它们视为陈旧的残存习俗或迷信,同启蒙的科学世界观没有相同之处。他想当然地认为,一种真理和一种价值没有必要压制别的真理和价值,因此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和体现在个人对社会民族的历史的意识中的真理,如果正确地给予理解,是根本不可能发生冲突的。牺牲任何善的、真实的或美好的东西,会可悲地、毫无理由地让生活变得贫乏。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况一样,当时头脑更为坚定的革命者所嘲笑的,正是这种“理想主义”,这种“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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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上了拉萨尔在科隆的代表后,即《罗马和耶路撒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始终对书中的主张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出版五年之后,赫斯于1867年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正如大家所知,这个组织是由他的老同志和不留情面的批驳者卡尔·马克思成立的。他在1867和1868年的第一国际会议上代表柏林工人,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同蒲鲁东和巴枯宁——他过去深深敬佩的老友——的代表开战,因为他认为他们的理论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从来没有变成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仍然不相信暴力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范畴;他是个成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管怎么说,他是个社会主义者,在谈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国家时,他宣布那个国家的土地必须由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犹太人所拥有,以阻止私人剥削。同样,他认为对未来移民中劳动者的充分的法律保护是绝对必要的条件,并且宣布,工业、农业和商业组织必须遵守摩西的原则——他认为这同社会主义的原则一样。他希望在这个新犹太国家里看到拉萨尔在德国组织的那种工人合作社,并能得到国家的帮助,直到无产阶级构成了巴勒斯坦居民中的大多数,那时国家将无需革命,就自动地、和平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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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想像,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尤其是那些受到赫斯最尖刻的语言攻击的德国自由派犹太人,以极端敌视的态度看待所有这些观点。过去还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过这样的话。过去一百年来,对德国犹太人的劝说和讨论一向没有中断。门德尔松及其追随者指责他们盲目地避开大好机会,不愿进入终于敞开大门接纳他们的西方文化世界。正统派谴责他们不敬上帝,谴责他们是异端和罪人。有人让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古老信仰;让他们放弃信仰;让他们调整信仰以适应现代生活;让他们淡化信仰;让他们批判地评价自己的祖先以效仿德国文化;让他们成为历史学家、学者和高级批评家;让他们从自己的门或是别人建好的门,进入西方文明;让他们干脆不要进入西方文明。但是在这些极为嘈杂的声音中,还没有哪个人建议他们承认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是一个民族,它虽然古怪,别具一格,但仍然是个民族。因此他们没有什么可放弃的东西,他们不应当自欺欺人,竭力说服自己,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从来就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比他们自己真正拥有的东西更可爱;他们不应当怀着痛苦而难以承受的耻辱感,放弃他们真正喜爱的东西,他们自己的习俗、人生观、记忆、传统,他们的历史,他们的骄傲,他们对一个民族的认同意识,他们——就像其他民族一样——赖以生存的一切,让他们尊重自己也让别的民族尊重他们的一切。同赫斯对其讲话的那些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相比,其他民族——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也许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他写道,凡是为自己的国土而斗争的民族,只要不想陷入严重的自相矛盾,都不能否认犹太民族拥有自己土地的权利。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话却伤害了许多人,而且恰恰因为它们是正确的。他把自己的对手称为“基督教社会中有教养的暴发户”322,其尖刻性已使其有失公允。他们的反应不难想见。当时最著名的德国犹太裔学者斯坦因施耐德,用还算温和的语气,称赫斯是个悔过的罪人,323并且补充说,他希望此书不会被已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敌人所利用。学者和政论家、犹太教改革的鼓吹者,亚伯拉罕·盖格尔,赫斯曾以雄辩的语言嘲笑他拒绝承认自己的民族身份,并且在思想和感情上竭力要成为一名黑格尔派的德国犹太人,他做出了可以理解的敌对反应。他在一篇题为《旧浪漫主义,新反动派》的匿名文章中说,作者“几乎完全是个门外汉,在作为社会主义者陷入破产后,又想用民族主义讨人欢心……除了捷克人、黑山人和塞克勒人的民族问题外,还想让犹太人问题死灰复燃。”324《犹太人通报》说:“……我们首先是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然后才是犹太人。”325文明的成长将使对巴勒斯坦的欲望在东方犹太人中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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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战——即使今天仍未完全停止——就这样开始了,它发生在“犹太复国主义”一词开始广为流传的三十多年前。“以色列人世界同盟”(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小心地把自己的杂志《以色列文献》(Archives Israélites)向赫斯开放,并给予他很有节制的支持。这个同盟乐于看到这位著名的评论家站在自己一边,然而它又害怕有组织地向巴勒斯坦移民这种观点,尽管它准备支持那些已经上路的犹太人,这是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努力的结果,因为人们已经开始做出一些无足轻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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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引起的喧嚣很快就平息了。就像赫斯的早期著作一样,可以确定地说,它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不但虔诚的犹太人或基督徒说过犹太人要返回巴勒斯坦,而且远征埃及时的伟大的拿破仑本人、费希特、俄国十二月党人皮斯特尔——他和费希特一样,希望使欧洲摆脱犹太人——和法国的犹太评论家约瑟夫·萨尔瓦多、古怪的英国旅行家劳伦斯·奥利凡特,犹太拉比卡利舍尔,还有其他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人,都这样说过。在巴黎同赫斯见过面的乔治·亨利·刘易斯,也许跟乔治·艾略特谈起过他的观点,激发她写出了《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这部有一个犹太民族主义主角的小说。但是所有这些事情,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说明不了任何问题,除了散居在东欧(也许偶然还有澳大利亚)的极少数犹太人团体外,没有谁拿它们当真。赫斯在他生前注定看不到哪怕是落实他的理想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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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的生活也很典型。就像另一些贫穷的流亡记者一样,他为不同的德国和瑞士报刊,还有芝加哥的德语周刊《伊利诺斯州报》担任通讯员。从1865年起,他为后者写过一系列通讯,其中表现出的对欧洲事务的把握能力,几乎不亚于《纽约论坛报》的欧洲通讯员卡尔·马克思的文章,而且在准确预测事件上比后者要强得多。326他在1870年被这家报纸辞退,这显然是因为他过于关心政治,而他的德裔美国读者对此并没有多少兴趣。同年,当普法战争爆发时,他作为普鲁士公民被逐出巴黎,尽管人们不难想见,他谴责俾斯麦的侵略和强权,号召犹太人把同情心放在法国——自由和博爱的摇篮、革命和人类全部理想的家园——一边。他去了布鲁塞尔,在那儿呼吁全体自由人民结成同盟,反抗“俄罗斯化的德国”——一个蓄意毁灭法兰西的国家,仅仅是因为法国要让人类生活得更加幸福。就像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一样,他于1875年在贫困中寂然离世。根据他本人的遗愿,他被安葬在多伊兹犹太人公墓他父母的身边。他的遗作《动态的基本学说》(Die Dynamische Stofflehre)由其忠实的妻子于1877年在巴黎出版,以表示对他的真诚纪念。她把此书称为他生命之作,然而它不过是一部混乱的、掺杂着哲学和科学思辨的著作,在今天看来没有任何意义或价值。327他真正的生命之作是那本单纯而感人的书,同其他任何类似的著作相比,它依然包含着更多有关十九世纪和我们今天的犹太人的真理。它就像它的作者一样被人遗忘了,直到事件本身从不公正的忘却中恢复。今天,以色列国的两个主要城市中的一些街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也许是最令他惊喜的事情。1862年以后,他首先是个犹太人,然后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猜想,他也许会认为,恩格斯及其模仿者对他的思想和人格的系统贬低,已经被犹太国家给予他的承认所补偿了。但是在他生前,这种事情似乎还没有任何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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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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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些有着认知上的诚实和道德意识、无所畏惧的人一样,摩西·赫斯同一些更有天资、头脑更精密的社会思想家相比,毕竟更深刻地理解了某些基本问题。当他是个社会主义者时——这一阶段是因他的去世才终结的——他说,消灭财产和破坏中产阶级,未必能自动地导致天国;因为这样做未必能消除不公正或保障社会和个人平等。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个大胆而有创见的观点。他的盟友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看到一种明确的社会结构,抱有一种唯理性主义的而不是合理的愿望,要以近乎几何学的、黑白分明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就像他们在十八世纪的先驱一样,他们虽然有不同的假设,但他们都试图把历史作为一门精确的科学看待,想通过历史研究推演出某种惟一的行动方案,它保证能让人类获得永远的自由、平等、幸福和善。赫斯敢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和不宽容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的怀疑:除非建立这个新世界的人自身也遵照公正的原则生活,也感受到对个人的仁爱而不是笼统的人道主义,也就是说,除非具备任何社会和政治改革本身并不能予以保证的性格和人生观,否则从原则上说任何方案能否取得以上成果还在未定之数。孤注一掷地把一切都寄望于社会问题的某种最终的解决方案,这当然是不成熟的标志(即使它可以证明一种高尚和无私的品性)。当这种不成熟配合以无情的意志和组织天才,使此辈能够强迫人们接受与他们的天性和他们自己的愿望毫无关系的模式时,以纯粹的、没有私利的理想主义为起点的东西,将不可避免地以压迫、残酷和流血而告终。对称和有序的意识,进行严格推理的天才,是某些自然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社会组织的领域,除非受到丰富的同情心、理解力和人道主义的约束,它们必然会一方面导致可怕的欺凌,另一方面导致难以言表的苦难。赫斯虽然知道,他所钦佩的态度强硬的战友,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无情地谴责他的固执、无知和不负责任的空想主义,但他依然不能强迫自己用他们那种方式观察这个世界。他不接受他们的人性观。他深信某些一般人类价值永恒而普遍的有效性。直到去世,他始终坚信,人类的情操、自然感情、社会正义的愿望、在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群体——家庭、宗教团体或民族——中的个人自由和休戚与共,具备其自身固有的美好价值。他不认为这些深刻的人类旨趣,不管它们在不同的时空中可能出现什么形态,必然会因为历史的演化而变化,或受到阶级意识或任何其他相对暂时现象的制约,达到了所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决定论的程度。至于民族独立的相对价值和重要性,只要指出最近的匈牙利和波兰等地的事变,大概就足够了,328它们证明了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民族情感的解释中,以及认为它对显然不再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缺少影响力这种论断中,包含着一些给所有身陷其中的人造成很大悲剧的谬论。这仅仅是最新和最引人注目的事例,说明赫斯比他的同志们更清楚地阐明了真理,他没有丝毫的沙文主义或病态的民族主义,而且还应当补充说,他是处在极左社会主义的背景下,而他又是其最纯洁、最雄辩的支持者之一。在我看来,仅凭这一条就可以断定,即使作为一名社会理论家,他的主张与他的批评者所说的相反,却并非很难得到认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329为使他们自己的信条享有更大的声誉,全面低估了他的意义,然而这是以牺牲历史事实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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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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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赫斯对(按通常人们的说法)犹太人问题的观点可以说,他的预言已经证明几乎有着不可思议的准确性。他在一段更像是出自巫师之口的文字中宣布,自由派的德国犹太人终有一天会遭到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大屠杀。谁也不会否认,至少这个预言已得到证实,尽管它的真实性实在太残酷。同样,赫斯反对甚嚣尘上的同化论,他关于同化论者把自己及其受害者置于其中的处境的言论,在我看来已经被后来发生的事件完全证实。今天,没有人可以假装不清楚赫斯在谈到“各种地理学和哲学借口”330时所要表达的意思:犹太人(或其他人)以这种借口编造自己不是什么,而其实他们再明显不过地就是那种状态,因为他们不能正视同他们自己有关的令人尴尬的真理;所以这只能欺骗他们自己,让他们的朋友感到不安和羞耻,让他们的敌人取笑和轻蔑乃至仇恨。赫斯认为,犹太人事实上就是一个民族,不管为了证明他们不是一个民族而用巧妙的定义耍什么把戏,他用简单的、有点让人吃惊甚至震惊的语言说出了这一点。看来很清楚的是,假如犹太人不像他所说的那样,而是像他的敌人——不管他们是正统的拉比、自由派的同化论者还是教条的共产主义者——所说的那样,那么以色列国,不管对它持什么态度,是不可能存在的。此外,他认为西方的犹太人不会自愿选择移居,无论他们在自己社会里遇到什么困难,因为他们毕竟很幸福、很舒适,他们已同这些社会打成一片。虽然和他的朋友海涅一样,他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德国人野蛮行为的发展,但希特勒还是大大超出了他们二人所能想像的范围;所以,赫斯根据当时可以得到的证据,正确地假定,不是德国的犹太人,而是东方的犹太人,将在内部团结和经济困境的驱使下走向新世界,尤其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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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自然科学可以用来创造社会幸福;他相信合作、共同工作、国有制或至少是公有制。这些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已在今天的以色列国得到了落实——其落实的程度令赞成其他社会组织形式的人感到不快。他深信应当忠实地维护历史传统。他在说这些话时,很少像柏克或费希特那样偏激,那样充满偏见和不理性。他这样做,并非因为他害怕变革——他毕竟是个激进派和革命者——而是因为他虽持有最极端和激进的信念,但是他也坚持这样的信念:绝对不可以、也不应当为了某种抽象的理想,要求任何人肢解自我,放弃那些能给他带来人类所知道的最深刻的精神满足的东西——自我表达的权利,私人交往的权利,热爱自己熟悉的地方或生活方式的权利,热爱美好的事物、热爱个人的、家庭的和自己的民族的历史根源和象征的权利。他认为,即使只作为暂时的权宜之计,也不应当为了从一些抽象的、与个人无关的前提中演绎出来的美好方案,为了从外部起源推导出来并以牵强的手段强加于人的某种生活方式,而牺牲任何个人的不可分解的关系模式——核心情感或精神体验,人类的生活就是由这些模式构成的。直到赫斯的生命终结,他说过和写下的一切,都有一个前提:否认一个人内心认为正确的东西,不管出于什么策略或教条的动机而粗暴地对待事实,人立刻就会堕落,就会变得毫无价值。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的基础,有着问心无愧的道德性质。他坚信道德信念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这是个经验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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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心实意宣扬的社会主义道德,以及被他理想化了的民族主义,大体上说,比他那些马基雅维利式的对手更“现实主义的”办法有着更长远的生命力,更有益于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基于这个原因,可以把他算做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先知之一,他说过许多新颖而正确的、至今依然十分重要的话。这位“共产主义拉比”、海涅和米什莱的朋友、马克思在其难得的幽默时刻所说的“蠢驴摩西·赫斯”,有资格享有不朽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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