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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36 就像一些有着认知上的诚实和道德意识、无所畏惧的人一样，摩西·赫斯同一些更有天资、头脑更精密的社会思想家相比，毕竟更深刻地理解了某些基本问题。当他是个社会主义者时——这一阶段是因他的去世才终结的——他说，消灭财产和破坏中产阶级，未必能自动地导致天国；因为这样做未必能消除不公正或保障社会和个人平等。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个大胆而有创见的观点。他的盟友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看到一种明确的社会结构，抱有一种唯理性主义的而不是合理的愿望，要以近乎几何学的、黑白分明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就像他们在十八世纪的先驱一样，他们虽然有不同的假设，但他们都试图把历史作为一门精确的科学看待，想通过历史研究推演出某种惟一的行动方案，它保证能让人类获得永远的自由、平等、幸福和善。赫斯敢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和不宽容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的怀疑：除非建立这个新世界的人自身也遵照公正的原则生活，也感受到对个人的仁爱而不是笼统的人道主义，也就是说，除非具备任何社会和政治改革本身并不能予以保证的性格和人生观，否则从原则上说任何方案能否取得以上成果还在未定之数。孤注一掷地把一切都寄望于社会问题的某种最终的解决方案，这当然是不成熟的标志（即使它可以证明一种高尚和无私的品性）。当这种不成熟配合以无情的意志和组织天才，使此辈能够强迫人们接受与他们的天性和他们自己的愿望毫无关系的模式时，以纯粹的、没有私利的理想主义为起点的东西，将不可避免地以压迫、残酷和流血而告终。对称和有序的意识，进行严格推理的天才，是某些自然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社会组织的领域，除非受到丰富的同情心、理解力和人道主义的约束，它们必然会一方面导致可怕的欺凌，另一方面导致难以言表的苦难。赫斯虽然知道，他所钦佩的态度强硬的战友，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无情地谴责他的固执、无知和不负责任的空想主义，但他依然不能强迫自己用他们那种方式观察这个世界。他不接受他们的人性观。他深信某些一般人类价值永恒而普遍的有效性。直到去世，他始终坚信，人类的情操、自然感情、社会正义的愿望、在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群体——家庭、宗教团体或民族——中的个人自由和休戚与共，具备其自身固有的美好价值。他不认为这些深刻的人类旨趣，不管它们在不同的时空中可能出现什么形态，必然会因为历史的演化而变化，或受到阶级意识或任何其他相对暂时现象的制约，达到了所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决定论的程度。至于民族独立的相对价值和重要性，只要指出最近的匈牙利和波兰等地的事变，大概就足够了，328它们证明了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民族情感的解释中，以及认为它对显然不再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缺少影响力这种论断中，包含着一些给所有身陷其中的人造成很大悲剧的谬论。这仅仅是最新和最引人注目的事例，说明赫斯比他的同志们更清楚地阐明了真理，他没有丝毫的沙文主义或病态的民族主义，而且还应当补充说，他是处在极左社会主义的背景下，而他又是其最纯洁、最雄辩的支持者之一。在我看来，仅凭这一条就可以断定，即使作为一名社会理论家，他的主张与他的批评者所说的相反，却并非很难得到认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329为使他们自己的信条享有更大的声誉，全面低估了他的意义，然而这是以牺牲历史事实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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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40 从赫斯对（按通常人们的说法）犹太人问题的观点可以说，他的预言已经证明几乎有着不可思议的准确性。他在一段更像是出自巫师之口的文字中宣布，自由派的德国犹太人终有一天会遭到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大屠杀。谁也不会否认，至少这个预言已得到证实，尽管它的真实性实在太残酷。同样，赫斯反对甚嚣尘上的同化论，他关于同化论者把自己及其受害者置于其中的处境的言论，在我看来已经被后来发生的事件完全证实。今天，没有人可以假装不清楚赫斯在谈到“各种地理学和哲学借口”330时所要表达的意思：犹太人（或其他人）以这种借口编造自己不是什么，而其实他们再明显不过地就是那种状态，因为他们不能正视同他们自己有关的令人尴尬的真理；所以这只能欺骗他们自己，让他们的朋友感到不安和羞耻，让他们的敌人取笑和轻蔑乃至仇恨。赫斯认为，犹太人事实上就是一个民族，不管为了证明他们不是一个民族而用巧妙的定义耍什么把戏，他用简单的、有点让人吃惊甚至震惊的语言说出了这一点。看来很清楚的是，假如犹太人不像他所说的那样，而是像他的敌人——不管他们是正统的拉比、自由派的同化论者还是教条的共产主义者——所说的那样，那么以色列国，不管对它持什么态度，是不可能存在的。此外，他认为西方的犹太人不会自愿选择移居，无论他们在自己社会里遇到什么困难，因为他们毕竟很幸福、很舒适，他们已同这些社会打成一片。虽然和他的朋友海涅一样，他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德国人野蛮行为的发展，但希特勒还是大大超出了他们二人所能想像的范围；所以，赫斯根据当时可以得到的证据，正确地假定，不是德国的犹太人，而是东方的犹太人，将在内部团结和经济困境的驱使下走向新世界，尤其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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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42 他相信自然科学可以用来创造社会幸福；他相信合作、共同工作、国有制或至少是公有制。这些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已在今天的以色列国得到了落实——其落实的程度令赞成其他社会组织形式的人感到不快。他深信应当忠实地维护历史传统。他在说这些话时，很少像柏克或费希特那样偏激，那样充满偏见和不理性。他这样做，并非因为他害怕变革——他毕竟是个激进派和革命者——而是因为他虽持有最极端和激进的信念，但是他也坚持这样的信念：绝对不可以、也不应当为了某种抽象的理想，要求任何人肢解自我，放弃那些能给他带来人类所知道的最深刻的精神满足的东西——自我表达的权利，私人交往的权利，热爱自己熟悉的地方或生活方式的权利，热爱美好的事物、热爱个人的、家庭的和自己的民族的历史根源和象征的权利。他认为，即使只作为暂时的权宜之计，也不应当为了从一些抽象的、与个人无关的前提中演绎出来的美好方案，为了从外部起源推导出来并以牵强的手段强加于人的某种生活方式，而牺牲任何个人的不可分解的关系模式——核心情感或精神体验，人类的生活就是由这些模式构成的。直到赫斯的生命终结，他说过和写下的一切，都有一个前提：否认一个人内心认为正确的东西，不管出于什么策略或教条的动机而粗暴地对待事实，人立刻就会堕落，就会变得毫无价值。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的基础，有着问心无愧的道德性质。他坚信道德信念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这是个经验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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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44 他真心实意宣扬的社会主义道德，以及被他理想化了的民族主义，大体上说，比他那些马基雅维利式的对手更“现实主义的”办法有着更长远的生命力，更有益于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基于这个原因，可以把他算做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先知之一，他说过许多新颖而正确的、至今依然十分重要的话。这位“共产主义拉比”、海涅和米什莱的朋友、马克思在其难得的幽默时刻所说的“蠢驴摩西·赫斯”，有资格享有不朽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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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49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1701829025]

1701830250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狄斯累利、马克思及对认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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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54 凡是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有充分意识的犹太，都对历史十分着迷。他们比其他任何生存至今的群体都有着更漫长的回忆，他们意识到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更悠久的连续性。把他们连结在一起的纽带，已经证明比迫害和贬低他们的人所使用的武器更强大，而且比一种狡猾的武器——他们自己的兄弟和犹太同胞的劝说——也更强大；这些人有时以真诚和聪明的办法力求证明，犹太人只是被一种共同的宗教或共同的苦难团结在一起，他们的差异大于他们的共性，因此更为开明的生活方式——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将使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和平地消失在他们的社会和民族环境之中；因为，譬如说，同一位论派（Unitarians）、佛教徒、素食主义者或任何遍布世界的、有某种共同的但并不总是热情坚持的信念的其他群体相比，他们的团结强不了多少。假如真是如此，也就不可能存在足够的理由或足够的愿望过一种共同体的生活，向巴勒斯坦移民并最终建立一个以色列国。无论有其他什么因素进入这个独特的混合体——至少让世界上的其他人立刻承认他们是犹太民族，尽管犹太人自己并不总是这样做——历史的意识——对历史之连续性的意识——都是最为强大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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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56 十九世纪的俄国革命家赫尔岑说过，他自己祖国的强大不在于其历史，它乏善可陈，而在于其版图——它的虽然野蛮却极为广袤的领土。犹太人也可以合理地说，他们历来缺少的恰恰就是版图——生存和发展的足够土地，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历史实在太多了。已故的刘易斯·纳米尔曾告诉我，有位尊贵的英国贵族问他，他这个犹太人为何写英国史而不写犹太史，他答道：“德比！根本就没有现代犹太史。只有犹太人的殉道史，这引不起我的兴趣。”这种回答很典型，而且无疑是要让那个没头脑的贵族安分守已。但是它也确实包含着某种真理。从第二神庙（Second Temple）被毁到相对较晚近的时期，把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渠道，其实就是一部迫害和殉难、软弱和英雄主义的故事，是不间断的抗争，它比任何其他人类群体所曾从事的斗争都更为古怪。不过从犹太史学家的角度看，这项工作因为一个事实而变得较为容易：主要是由于基督教徒、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穆斯林的系统而一致的迫害，迫使犹太人进入了一些界线分明的犹太人聚居区、定居点或类似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共同体的历史虽然惨痛，但也很容易辨认、描述和分析。至少在十八世纪以前，欧洲的情况似乎一直就是如此。个别犹太人离开他们的群体，生活在非犹太人中间。有时他们受洗成为基督教徒，有时他们暗中举行他们祖先宗教的全部或一部分仪式，或像斯宾诺莎那样，成为公开的异教徒，受到自己群体的唾弃，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则对他们报之以小心翼翼的尊重，但他们从未完全认同于这个社会。这种人并不多。因此，在古代世界或中世纪，或在文艺复兴时代和稍后，谁是犹太人谁不是犹太人的问题，并不是个严肃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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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58 如果我们给犹太人的历史大体上断一下代，我们可以说至少存在着三个重要时期：（1）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小亚细亚或北非还有少数殖民地的时期；（2）中世纪流离失所的时期，这时他们生活在孤立的群体中，因此他们的命运，至少从理论上说，并不十分难以把握；（3）获得解放以后的时期。历史学家的真正困难即来自这个时期：犹太人的历史是什么，不是什么？谁属于这个历史，谁不属于这个历史？东方的共同体的社会、思想和宗教史显然是，俄罗斯——波兰的犹太人聚居地的历史也是。然而对西方的犹太人我们该说些什么？作为一个共同体来追溯他们的制度史是可能的吗？在英国，他们这段时期的历史是最幸运的，平淡无奇，引不起纳米尔这类人的兴趣，他们喜欢色彩和变化，喜欢复杂的个性和环境的作用。正如黑格尔所言，幸福的时期是历史卷册中的空白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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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60 然而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有犹太血缘或犹太信仰的个人的经历，也是犹太历史的一部分吗？大多数研究犹太史的学者都提到这样一些人物，如纳克索斯的约瑟夫或斯宾诺莎，而研究意大利史的学者却很少把红衣主教马萨林、阿尔贝罗尼或玛丽·德·梅迪契算做意大利的历史人物。这样做不无道理，因为直到近代以前，很少出现身份认同这个严肃的问题：普卢塔克并没有遇到自己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的问题；约瑟夫斯对自己的身份没有怀疑；斯宾诺莎从来不自问他是否真是荷兰人。欧洲民族国家打破了各种团体，以及它们要求人们的完全效忠，使这幅画面发生了变化，引起了忠诚问题上的冲突。对犹太人来说，这种危机的出现要晚于他们的邻居。当犹太人聚居区的大门被打开，犹太人先是小心翼翼、然后更有信心和更加成功地同有着其他信仰的同胞公民融合在一起，越来越多地分享着他们共同的私人和公共生活，此时这一点才变得十分明显。在近代史上，我们如何在犹太人本身的历史同他们所属的社会的历史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我们都很熟悉那些多少有点病态的清单，上面列明了犹太人的辩护者所说的他们对整个文化的贡献，以此提醒那些贬低他们的人，基督教文明从中受益良多。海涅、菲利克斯·门德尔松和李嘉图的生平和成就，是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吗？如果以他们改宗为由把他们排除在外，那么——随便举几个上个世纪的例子——我们对拉萨尔、梅耶尔比尔、毕沙罗又该说些什么呢？他们并没有改宗基督教，但他们同规范的犹太人生活有什么特殊关系？我们并不把培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或罗素称为基督教思想家；然而，我们能把胡塞尔、柏格森或弗洛伊德，算做某种特殊意义上的犹太思想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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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62 这个问题引出了一个古老的话题，作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和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共同结果，它如今直接来到我们面前——“犹太人是什么？”的问题。他同自己社会中其他人是什么关系？从什么意义上说这是“他的社会”？从什么意义上说不是？他同这个社会中其他成员的差异，是不是类似于另一些更常见的差异，例如那些使通常被视为单一社会整体——国家或民族——中的人分成不同阶级、职业、信仰等社会团体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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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64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对于那些得以从古老的囚室中走出来重见天日的人，对于走出了西方世界的犹太人聚居区的限制——或无其名有其实的这类地方——的人，这个问题变得尤为紧迫。这种解放来得太突然：还没有人为调适问题做好准备。有些人在一个陌生的、更为广阔的世界这个前景面前退缩了，他们更喜欢呆在有着古老限制的狭小的阴影中。还有些最热情、最有抱负、最有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的人，满怀殷切的希望走向光明。有些人成功地同自己的新同胞融为一体，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或至少是自己的习惯，显然没有付出多大的痛苦或精神代价，譬如十八世纪英国的犹太银行家吉登，他的名字今天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还有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或那些杰出的银行家和铁路建设者，圣西门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弟子们。另一些人，出于不同的原因，但经常是心理上的原因——天性中的某种与自己的意愿相反的不屈性格——觉得没有能力同化，或无法做到那些大大改变自己习惯的人所必须达到的调适程度，他们有时驶离此岸，却没有碇泊于彼岸，一直呆在两岸之间，他们受着诱惑，却不甘屈服，成了复杂而痛苦的人物；他们漂浮在水中，或者换个比喻，他们彷徨于无人之地，把他们和同胞分开的那种个人品性中的自恋、咄咄逼人的傲慢和过度的自尊，向他们阵阵袭来。他们不时被自怨自艾所折磨，觉得自己成了这个新社会中某些人嘲讽和厌恶的对象，而他们本来最希望得到这些人的承认和尊重。这就是被迫进入异族文化者的人所共知的处境，当然这并不限于犹太人。例如，不管是谁，只要读过半意大利人、半德国人的犹太音乐家费鲁西奥·布索尼的书信，都会认识到，他的生命被这种矛盾撕裂了。希莱尔·贝洛克那些夸张的粗暴风格，可归因于他在英国社会中不稳定的地位，虽然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还有许多不太知名的人士，即美国所谓的“归化群体”（hyphenated group331），尚未完全融入外国新生活的新移民。不过，这种不适感最生动的事例，还要算一切流浪族群中最著名、最有天才的群体——失去了自己的信仰的严格约束这一支撑结构的西方犹太人，他们面对一个谈不上友好的新世界，它神奇而危险，每前进一步都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后退的危险同样大，无知、焦虑、野心、危险、希望、恐惧，都在刺激着他们的想像力。过于急切地想进入一个显然不属于自己的传统，会导致自我挫败，导致过于热情地希望马上得到接受，希望丛生，然后是背叛：导致单相思、挫折、怨恨和悲痛，虽然这也可以强化感受力，而且就像牡蛎中的砂砾一样，能够引起造就天才珍珠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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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66 这就是希望走进外部世界的第一代天才而有抱负的犹太人的命运。大家都知道路德维希·波尔纳和海因里希·海涅的故事，332对于他们，这种不正常的身份变成了一种困惑。他们越是坚持自己属于德国人，是德国文化的真正传人，只关心德国的价值，或至少关心把启蒙的成果传播到他们的同胞中，他们在这些德国人眼里就越不像德国人。对于处境安全的人来说，追求安全是一种反常表现，这常使他们恼怒。在溜进了欧洲世界大门的犹太人中间，性情温和不事声张者，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他们的子女同邻居和平而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精神更为大胆的人则是破门而入，引起不愉快的注视，虽然勉强得到了承认，在他们的新环境中却从未觉得完全心安理得。他们为了保持步伐，为了战胜自己的无能，为了让别人相信他们的真实信仰、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创造力、他们在俱乐部中的合格身份，不断求助于各种权宜之计。他们越是抵抗，就越是证明了他们所造成的这一问题的性质，证明了它难以用任何简单的办法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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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68 在这篇文章中，我要谈谈这种历史和心理困境的两个重要代表：我选出这两个人来阐明我的看法，他们都是有影响的大人物，都有异乎寻常的才华。他们在一些明显的方面彼此大不相同，但他们都具备我所接触过的某些特殊品质，而且他们有着共同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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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70 德国历史哲学家赫尔德最早让人普遍注意到这样一种主张：在人类的基本需要——就像食物、住所、安全、生儿育女、群体生活一样基本的需要——中，也包括归属一个被某种纽带——尤其是语言、共同的回忆、长期生活于同一片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群体的需要，这个群体还附带着一些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属性：种族、血缘、宗教信仰、共同的使命感等等。不管我们揭示出多少在赫尔德思想中属于和平和人道主义的信念由于被夸大和曲解而造成的可怕结果，无可怀疑的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洲，却是一个受自觉的内聚原则支配的世界，一个以往相对受压制的群体——民族的、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等等——纷纷涌现的世界。在这个民族、种族和语言上的少数群体，以及阶级、政党、社会等级纷纷自我觉醒的时代，个人属于哪一个群体、哪儿是他天然家园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尖锐了。犹太人在人道主义、平等、宽容、国际主义的大旗下获得解放，人们正是以这些启蒙主义的理想为号召，反抗国王和僧侣、无知和特权。然而正如一切研究历史的人所发现的，大革命和随后的战争，也使民族、阶级、各种运动和个人的势力挣脱了枷锁。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牺牲者被允许进入的欧洲，是一个充斥着以往受压制的群体之间为自由和自决而激烈斗争的世界，一个受着民族主义的支配，为地位、权力和财富而残酷竞争的世界。历史上最受歧视的少数，怀着迫不及待的愿望，要同人类受尊敬的成员融为一体。犹太人接受世俗教育的十八世纪伟大的鼓吹者摩西·门德尔松，希望他们达到和他们邻居一样的社会、教育和文化水平：变得和其他人一样。他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成了基督徒这一事实，并不十分令人惊奇；他们到底相信多少基督教信条，一向就不很确定。但十分清楚的是，他们希望与人类中令人羡慕的成员，与其中的上等人、有教养的和获得了解放的人融为一体。文化和政治上的统一，民族的、所谓“有机”的团结，都属于当时的口头禅。对于处在这种发展之外的某些人来说，有时这就像沐浴在金色阳光之中。这是一种人们熟知的心理现象：局外人总要把他们一直凝视着的边界之外的境域理想化。出生在定居群体的可靠的安全环境中，把它视为自己的天然家园的人，有着更强烈的社会现实感：他们以合理的正常眼光看待公共生活，没有必要逃避到政治幻想或浪漫主义的发明中去。而在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排斥、不能参与社会核心生活的少数人中间，最容易看到这种理想化倾向。对于支配的多数，他们很容易产生过分的怨恨或轻蔑，或过于强烈的赞美和崇拜，或两者兼而有之，这都会导致反常的眼光和——作为过度敏感的产物——对事实的神经质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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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72 人们时常从某些政治领袖身上看到这种现象，他们是来自他们所领导的社会之外，或至少是来自它的边缘地区、它的外围。拿破仑的法兰西观念并不是法国人的观念，甘必大来自南方边疆，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吉卜林来自印度，德·瓦勒拉只是半个爱尔兰人，罗森堡来自爱沙尼亚，泰奥多尔·赫茨尔和雅伯廷斯基，还有托洛茨基，都是来自犹太人被同化的边缘地带——这些人都有着火热的眼光，不管高贵还是低俗，充满理想还是心术邪恶，它源于他们的自尊心受到的伤害，他们的民族意识受到的侮辱，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其他社会、其他文明的压力最强大的民族边缘。休·特莱弗·罗普尔正确地指出，最狂热的民族主义是出现在不同民族和文化汇合、产生磨擦最剧烈的中心地带，例如维也纳——此外还可以补充上塑造了赫尔德的波罗的海地区、独立的萨伏伊公国，法国沙文主义之父德·迈斯特就是在那儿出生和成长；或巴雷斯和戴高乐的家乡洛林。以充满信仰的眼光看待人民或民族，而不管事实如何，这样的理念，正是在这些边远地区产生和茁壮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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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74 所以，在一个刚获得解放的群体的成员中看到这个过程，是不必感到奇怪的。这个群体在任何地方都是少数，渴望着使自己变得和多数一样，他们看到自己终于得到了承认，得到了平等的地位，就像是在做白日梦一样；那些更热情的人，甚至要从被解放的奴隶地位上升到决定他人命运的主人地位。但是，这些受排挤的群体中的成员，他们的想像力即使没有达到这种想入非非的高度，也渴望着摆脱他们反常的、往往低贱的社会地位。这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受压制的民族为自决和独立、正在崛起的帝国为侵略和荣耀、好战阶层、宗教团体、各种教派和其他一些人类团体为得到社会和经济承认，自觉地要求平等或优势地位而进行的各种斗争。这是一种形式。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教会和反教会运动的历史，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冲突的历史，都是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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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76 不过，这种对承认的追求还有另一种形式：为摆脱受压迫或受伤害的社会群体的软弱与耻辱，努力让自己认同于没有其原来处境中的各种缺陷的其他社会群体或运动：这包括试图获得一种新的身份，与此相伴随的还有某种新的服饰，一套新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不会压疼旧的创伤和身为奴隶时枷锁留下的疤痕的新盔甲，这当然是军队、纪律和制服的特点。那些在自己原来的处境中感到失落和无助的人，在得到了可以为之而战的新名号，尤其是能够同过去真正的或想像的荣耀联系在一起的事业时，就会变成勇敢而纪律严明的战士，爱尔兰人在被征服的爱尔兰情绪低落，在英国或美国的军队里却骁勇善战。受着奥地利压迫的波希米亚人，在捷克军团里却士气高昂。当赫茨尔要求他那些优柔寡断的追随者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尽可能穿戴整齐，以加强这个时刻——将会使一群无组织的个人在精神和物质上转变为一场民族运动的时刻——的庄严和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时，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来自东欧的代表，包括魏茨曼在内，并不很自信，他们以讥讽和怀疑的态度看待赫茨尔的仪式要求。魏茨曼后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要想获得新的身份，清除掉身上奴役和低贱的标记，就需要有自由人的举止、习惯和风格——这是过去受压迫群体中众多成员的天然愿望，因为这个群体如今正站在——或至少他们希望如此——享有平等、尊严的新生活的门槛上，今后可以施展自已一直受到压抑的才华。这就是拿破仑的胜利给莱因兰的犹太人带来的新希望，这是一场暴风骤雨，它摧毁了古老的封建樊篱，打破了犹太人聚居区，使他们充分享有了人的地位。这是海涅亲身经历过的一个新起点，就像他对待所有事情一样，他对此既赞美又嘲讽。这场由外国事件引起的变革之风，也开始在英国劲吹。我打算用两个大不相同的人物——本杰明·狄斯累利和卡尔·马克思——的反应加以说明的，便是这种处境的心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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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78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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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80 首先，他们之间看上去肯定有着十分鲜明的差别：前者是个有点儿狂热的人物，一个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社会和政治冒险家，他衣着华丽，矫揉造作：戴手套的手指上还戴着戒指，外族人白皙的面孔周围披着精心梳理的鬈发。他穿着做工考究的背心，他的华而不实的辩才，他的妙语，他的恶毒，他的哗众取宠，他的社交和政治天才，既令人赞羡又让人怀疑，甚至让一些人害怕和厌恶，一个江湖骗子式的人物，率领着一群由公爵、伯爵、顽固的乡绅和健壮的农民组成的盲从者，这构成了整个十九世纪一种最奇特的现象。另一位则是坚忍不拔而又贫困潦倒的人，是具有颠覆性的小册子作家，一个严厉、孤独、充满幻想的流亡者，对富豪权贵发出猛烈的诅咒；一个无情的密谋者，为剥削阶级和劳动者的敌人准备着坟墓；一个独自在大英博物馆里一心做研究的人，他用自己的笔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超过了国家元首、军人和实干家的作为。不过他们两人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我希望这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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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82 他们的家世并非完全不同。他们皆非出身于显贵之家。狄斯累利的祖先似乎来自意大利，在此之前，假如同意塞西尔·罗斯不无道理的猜测，则是来自黎凡特。至于卡尔·马克思，他父母双方的祖先都是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的犹太拉比。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他的出生地特利尔城的拉比。马克思的父亲是拉比梅耶尔·哈勒维·马克思（又名莱维·马克思）的儿子，他与摩西·利沃的女儿结婚。而摩西·利沃的父亲赫舍尔·利沃，在1723年当选为特利尔城的拉比；他的另一些祖先是帕多瓦、克拉科夫和美因茨的拉比。卡尔最早的已知祖先，在十五世纪初从德国移民到意大利。他的外祖父是从匈牙利移民到荷兰，在那儿成了尼日梅根的拉比。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赫舍尔·马克思，即卡尔·马克思的父亲。另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名叫菲利普的银行家，他是如今那家遍布世界的电器公司的创办人的祖父。就他们两人的情况而言，其家庭在社会方面都受益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启蒙运动所提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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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84 这两个伟大的——虽然未必完全旗鼓相当——天才人物的父亲，在心理上也有某种相似之处。伊萨克·狄斯累利拒绝遵照其父本杰明的意愿经商，从所有的方面看，他都是个文质彬彬、和蔼可亲的二流文人，一个供人消遣的各种奇闻轶事和风趣英语小品的作者。他是个天性善良和率直的人，正是这些特点，而不是他的文学才华，使他赢得了司各特、洛克哈特、拜伦、萨缪尔·罗杰斯这些杰出文人的庇护，以及出版商约翰·莫雷二世的友情，成为当时伦敦文学圈里一个受欢迎的人物。他是个好客的主人，几乎可以算是一个乡绅，333一个对查理二世很有感情的开明的托利党人。他对一再要求他履行伦敦犹太教堂里的行政工作感到不快，轻松地脱离了这个地方和犹太人群体。他似乎和任何热烈的信仰都不沾边。要说的话，他很可能是启蒙世纪的自然神论者，对生为一名犹太人既不十分高兴，也不十分反感。他是个轻松快活的人，不受精神问题的困扰——在那个文明的时代和气氛中，这是众多自由主义不可知论者共有的心态。他的朋友沙朗·特纳，劝说他让自己的孩子改宗基督教，他这样做了，就像后来许多人为了子女在世上生活顺利而做的一样。他看不出有何理由去承受或让别人承受负担。他的儿子本杰明于1817年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同年，赫舍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也被路德教接受，受洗时改名“海因里希”。就像伊萨克·狄斯累利一样，老马克思也出生于正统家庭——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是特利尔的拉比，然而他也是在反教会作家伏尔泰和卢梭的熏陶下长大的。拿破仑失败后，普鲁士恢复了莱因兰的治权，禁止犹太人从事律师业，此时他三十四或三十五岁。由于他希望继续从业，而且显然已放弃犹太教信仰很久，他很可能认为新教与许多启蒙运动发起人的那种内容不详的自然神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所以他也毫无痛苦地跨过了边界，在1824年让卡尔和其他的儿子一起受洗为基督徒。他希望和自己的同胞和睦相处。他偏爱卡尔，为他倔强的性格而担忧，热切盼望他今后一帆风顺，不要惹恼大人物。他和善、谨慎，做事很守规矩，是个普鲁士的模范公民，就像伊萨克·狄斯累利是个英国的模范公民一样。这两位体面的中产阶级父亲为世界提供的儿子，却有着与他们的性情大不相同的内在冲动。儿子们热情、傲慢，性情刚烈，有着不屈不挠的意志，对自己周围的大多数人有点儿不屑一顾。他们立志要有所做为，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就这两家人而言，是感情的纽带把父与子联系在一起。本杰明·狄斯累利在谈到伊萨克时总是满怀深情；卡尔·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把父亲的一幅画像带在身边，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如此亲密，甚至连恩格斯也不例外。他在1837年写给父亲的那封著名的信，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彻底的、当然也是惟一的自白。他两人对待自己的母亲都较为冷淡。至于这说明了什么，我只能留给心理学家去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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