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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18 在培养这种壮丽幻觉的过程中，狄斯累利对大英帝国，尤其是它的东方属地印度和就要得到的对埃及的治权，展开了丰富的想像，这与重经验和处世谨慎的英国思想相去甚远。这种色彩斑斓的幻想和更为传统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影响着英国的政治思想，在至关重要的几十年里塑造着这种思想。当狄斯累利主持维多利亚女王荣登印度女皇宝座的崇高仪式时，那些帝国的华丽装饰、大象和朝拜仪式，以及所有那些东方的壮丽景观，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务实的严酷统治，并且激发了后期帝国主义空洞说辞的时期，这给人留下的难以抗拒的印象是，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来自狄斯累利真诚的东方主义。在荷兰、法国、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帝国主义中，是不存在这种东西的——也不是本土的不列颠草民所能理解的。狄斯累利和女王的关系也是如此，在他的对手看来如此寡廉鲜耻的恭维话，正是这种幻觉的自然流露。在他讨好女王的表现中，且不说玩世不恭，无疑也有大量讥讽的成分。但是这同样是来自他对丰功伟业的渴望，那些精明务实甚至无情的人——甚至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也需要用它来安慰自己，以弥补公共生活空洞的本质。就像所有那些过着半虚幻的生活，但没有完全与现实隔绝的人一样，狄斯累利知道其中有些事只是装装样子，而且正如他本人所说，对《阿尔罗伊》不能过于当真，因为它不过是一本传奇小说。但是它也渗透着他的本质。他对自己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关系的看法是一种想像的产物，他对它深信不移，即使在他意识到其中纯粹编造的因素时也是如此。他确实半真半假地把维多利亚视为一个伟大的女皇，把他自己视为她的宰相；她是再世的亚述女王塞米勒米丝和女泰坦、东方的女皇和仙女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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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20 对他来说，他自己的崛起肯定有点神奇和难以置信；当他在这场童话剧中出场时，他也被它改造了；他的嘲笑并没有使它在他眼里失去真实性；这就像信徒创造了自己的信仰的笑话一样。如果他不是多多少少相信这个他用魔法变出的世界，他也不可能让自己的把戏演到底。催眠术士把自己也搞得昏昏欲睡了。若是认识不到这一点，他的生平也就变得不可理解了。像他的一些传记作者经常做的那样只描写他的表面姿态是不够的；必须把握他的内心动机，而这同他为自己编造的身份认同是分不开的，尽管在格莱斯顿派的阿盖尔公爵看来，它只是个华而不实的伪装。塞西尔·罗斯曾提到，阿盖尔公爵在议论狄斯累利时，说他是个没有主见、没有可让他与之决裂的传统的犹太人，他“和他并不持有的偏见随便调情，表达着并非属于他本人的热情，除非它们涉及到他个人的愤恨”355。我以为这是个错误的诊断：狄斯累利也许没有别人的偏见，但热情确实是他本人制造的；如果说他没有自己的传统，他却编造了传统，而且最后还相信了它们，靠它们活着。当然，凡是像狄斯累利那种建立在拜伦式的幻想之上的生活，在非常明智并缺少同情的观察家看来，注定是“骗人的”、“政治上不诚实的”、不道德的和玩世不恭的，但是当狄斯累利在《科宁斯贝》中说，“一个纯洁的种族是大自然的真正贵族”356时，他显然是相信这些话的。他赞扬种族、民族和传统，他厌恶自由派的世界主义，厌恶无神论、理性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确是出自他真诚的信念。他能够避免自己的立场的反常因素的惟一办法，就是在一出变形幻术的表演中掩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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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22 人类的理性是多么有限，只有最深刻的探索者最清楚。作为人类行动和人类进步之标志的许多伟大成就，我们并不归功于人类的理性。围攻特洛伊城的并不是理性；从沙漠中派出撒拉森人征服了世界的也不是理性；鼓舞着十字军的，造就了耶稣会的，皆非理性；最要紧的，创造了法国革命的不是理性。人只有怀着激情行动时才是真正伟大的。人绝对不是不可战胜的，但当他借助于想像力时除外。甚至摩门也比边沁有更多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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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24 这些话引自《科宁斯贝》。357“摩门比边沁有更多的信徒。”这当然是非理性主义者的信条。这使他能够说：“我从来就不乐于承认，我的家世不像卡文迪什家族一样优秀，甚至不比他们更优秀。”这是他在1847年竞选时的高论；还有：“当一个人的祖先可能与示巴女王关系密切时，想像力就会把他称为冒险家。”358他的宗教情感——没有这种情感，他涉足于托利党的英国就难以解释——有着同样的来源：在牛津的演说中，他针对达尔文和赫胥黎说，他本人不站在猿猴一边，而是站在天使一边。我敢说这不是在开玩笑。这是他的典型风格：言谈风趣而刻薄，不想让人严肃看待，却是出自内心的信仰。有一些人，他们只能用不正经的语言表达自己怀有甚深感情的事情。这种巧妙的反讽也许是防御性的，但并不因此就是浅薄无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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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26 狄斯累利不能以他真实的身份活动，在这个有着强烈的等级意识的社会里，作为一个身世暧昧的人，他编造了一个精彩的童话，用这个外壳把英国精神包裹起来，从而对人和事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出身，在他还是个学童时就令他烦恼，他的敌人也不断当众揭他的短（包括格莱斯顿在内，他谈到过狄斯累利对犹太人事业想入非非，并把他称为“秘密的犹太人”），但他并没有无视或掩盖这种出身，他走得更远。他没完没了地谈它，夸大它的重要性，在他的小说里毫不相干地介绍它，在他作为乔治·本廷克勋爵的生活中，添加上大量的犹太人的故事，不过他本人也同意，这和本廷克的行为或看法毫不相干：对于犹太人的流离失所是因为说谎而受到了惩罚这种信条，他以序言的方式进行了长篇大论的驳斥，认为从神学和历史的角度看，它都是没有根据的，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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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28 劳苦大众遵照犹太人的律法，每七天休息一次；他们深入阅读犹太人的历史，唱着犹太诗人的颂歌和哀歌，“作为他们的楷模”；他们怀着恭敬的感激之情双膝跪地，每天都承认造物主和他们之间惟一的交流媒介就是犹太种族。然而他们却把那个种族当做最邪恶的人……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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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30 正像他们对待希腊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恢复之前的“雅典种族”一样。这些题外话可以在他著作的任何地方冒出来。犹太人的观念令他越来越着迷：在他看来，世界上到处居住着想像中的犹太人：不仅有无所不能的、有点儿邪恶的西多尼亚，《坦科瑞德》中怪异的人物，还有一批奇怪和令人吃惊的人物：早期的耶稣会士和德国教授、俄罗斯外交官、意大利的作曲家和女高音——他们全是犹太人：他们操控着所有的绳索，他们统治着所有的国家。“只有种族；没有其他的真理。”西多尼亚如是说。360“进步和反动不过是迷惑大众的用语。……只有种族。”他在身为本廷克勋爵的生涯中说，361而且犹太人是种族的精华。他陷在这种种族观念、其实是有关他自己出身的观念中不能自拔。他谴责“人人生而平等这种有害的现代信条”362、世界主义的信念、与“低等种族”融合的信念。不是社会主义或国际主义，而是“宗教、财产和天生的贵族”——这才是犹太人的“偏见”。363犹太人确实变成了革命者，例如在1848年就是如此，但这仅仅是因为“无情无义的基督教世界”施加于他们的迫害。他宣布，一个特定种族的政治平等是个地方性的制度问题，它完全取决于政治考虑和环境；但是如今以世界主义的博爱形式流行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如果可以据此采取行动的话，就会毒化伟大的种族，毁灭这个世界的所有天才。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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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32 假如“伟大的盎格鲁——萨克逊共和国”允许自己“与黑人和有色人种混杂在一起”，他们就会衰落，“被他们赶走的土著很可能重新征服他们，然后成为他们的主人”365。然而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试图抗拒无情的自然法则是徒劳的，它规定了优秀种族绝不会被低等种族所消灭或同化。”366这就是犹太人得以幸存的原因：“只有伟大的种族，能够经受它那样的磨难而幸存下来。”367狄斯累利代表犹太人发出的宣言，其基础是他们的“阿拉伯”信仰和他们神圣历史的荣耀。可争议的问题是，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和苏格兰）那样尊重历史和《圣经》文本知识的社会，不可能产生这种主张。费希特和阿恩特、戈比诺和达尼列夫斯基，都把他们的种族主义或生物学的妄想建立在非常不同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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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34 政治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所有关心集权制和工业化对社会整合的破坏作用的人，都为“异化者”的问题而烦恼，而狄斯累利是这些人中间最麻烦和最有才华的人物之一。在十九世纪出现的所有失去根基的个人和群体中间，犹太人也许是最醒目和最可悲的例子。显然，如果不想让他们被逼得精神反常，或是让他们把别人逼得精神反常，就必须找一条让他们脱离困境的出路。同化、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保留古老犹太教的朴拙而纯洁信仰的加倍努力，都是人们所提供的办法。本杰明·狄斯累利，维多利亚时代最没有维多利亚风格的人，一个出于自己的天性但又利用纯粹的意志和想像力来压抑这种天性的人，他的一生是最生动的例子之一，反映着对一种可行的思想体系、一种行动计划、尤其是对一种团体效忠意识的不顾一切的追求，他可以使自己认同于这个团体，他可以用它的名义发言和行动，因为他无法面对只是自言自语这种可怕的前景——当然，他没有把握的是，假如他努力寻找自己的东西，他也能找到一个答案。即使找不到答案，也要编造出一个来。狄斯累利对英国、欧洲、犹太人和他本人的看法，都是大胆的浪漫主义幻想。他曾经说：“当我想读一本小说时，我就写一本小说。”368他的一生是一次不懈的努力，他要过一种传奇生活，他要用它来笼罩别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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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36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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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38 我不会在狄斯累利的对立面卡尔·马克思身上花费太多的笔墨，因为人们对他的事迹了解得较多。如人们所知，卡尔·马克思走了一条与狄斯累利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丝毫也不蔑视理性，而是希望把它运用于人类事务。他相信自己是个科学家，恩格斯也说，他是社会科学领域的达尔文。他希望对什么因素让社会如此发展、人类过去为何总是失败、将来他们如何能够而且必然成功地获得和平、和谐和合作，尤其是理解自我——这是理性的自我定向的前提——进行理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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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40 这和狄斯累利的思想模式相去甚远；事实上，那正是他深恶痛绝的东西。不过他们的社会处境还是有些相似之处的。马克思是两代犹太拉比的直系后裔。他的父亲和狄斯累利的父亲一样，都属于第一代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他们都是温顺的守礼之民，而他们的儿子对此似乎有着强烈的反感，尽管他们对父亲即使没有深怀敬意，也一向很有感情。马克思已受洗为基督徒，所以他没有受到犹太人在德国无所作为的困扰。然而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躲不开社会主义和激进派同伙的反犹主义嘲笑——他为此受到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奚落，他几乎不可能意识不到蒲鲁东对犹太人的强烈仇恨，或阿诺德·卢格和尤根·杜林的反犹太观点。他猛烈抨击这些人，但是他并不提及自己的犹太人出身。他对此保持缄默。他同犹太人的惟一一次接触，见于他在1843年给卢格的信369，其中写道：“这里（科隆）的犹太人首领刚来看过我，让我在犹太人向议会请愿的事上帮助他们。我会为他们做这件事的，虽然犹太人的信仰令我厌恶。”他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犹太人的请愿难免遭到拒绝，由此引起的不满的加剧，也许会成为对基督教国家的打击。马克思研究者告诉我们，他只有一次提到自己的出身：在1864年写给他在荷兰的叔叔利昂·菲利普的一封信里，他很偶然地提到了狄斯累利是个来自“我们共同血统”的人。370仅此而已。他偶尔漫不经心地谈到过耶路撒冷那些贫穷的犹太人的境况，在这个世纪的早些时候，狄斯累利也谈到过他们，说他们已经被基督教传教士以每人二十个皮阿斯特的价格转变了信仰。他向犹太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格拉茨题献过一本《资本论》。除此以外，他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毫不妥协的敌视。在写于1844年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他说犹太人的世俗道德观就是自私自利，他们的世俗信仰就是讨价还价，他们的世俗上帝就是金钱。犹太人的真正上帝是汇票。“钱就是犹太人的上帝，在它面前不可能有别的神。”371实际上这是在重复《神圣家族》的论点。他针对布鲁诺·鲍威尔反对犹太人的解放进行的批驳不得要领，令人吃惊的倒是他的严厉用语，它类似于后来的许多反犹作品，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是德国的、法国的、俄罗斯的还是英国的，是沙文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不管是过去的还是我们这个变本加厉的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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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42 在1845年的《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谈到了以“肮脏的犹太形式”表现出来的错误的实践观。372他把巴黎交易所称为“进行股票交易的犹太教堂”，并提出第十位缪斯是希伯来人——“股票交易指数缪斯”。他不失时机地强调富尔德家族、罗特希尔德家族和巴黎其他金融家的犹太人出身。1856年，他在给纽约《论坛报》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每个暴君背后都有个犹太人，每个教皇背后都有个耶稣会士。”当他议论拉萨尔时（拉萨尔一直没有接受基督徒洗礼，而且也不隐瞒自己的犹太人情怀），他的语气达到了仇恨的顶峰。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373他把拉萨尔称为“犹太鬼”，并且提出这样的假设，由于犹太人在逃离埃及时造成的种族混杂，黑人的血一定流进入了他的血管。374在另一封里，他抱怨拉萨尔那种典型的“犹太人牢骚”。375在提到拉萨尔时，通常是用“伊兹希”或“伊兹希男爵”这种称呼（确实有一个人叫这个名字，他是一位十八世纪的银行家，海涅曾对他大加嘲讽。不过这个名字用在这里却是作为贬低犹太人的一个绰号。在古斯塔夫·弗雷塔格的《借方和贷方》一书中，伊兹希是个骗子、放高利贷者，而且和拉萨尔一样，是个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因此至少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学会的一份1943年的出版物断言“马克思以最强烈的语气谴责反犹太主义”是有些牵强的。十分清楚的是，这并不是一个他完全不在乎的问题。他的女婿龙格在1881年为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冯·威斯特法伦所写的讣告刊于社会主义杂志《正义》，376其中谈到了由于她的家人反对她嫁给马克思，她进行过艰苦的反抗，并把这归因于种族偏见。这让马克思勃然大怒。他写信给自己的女儿、龙格的妻子说，在威斯特法伦家里不存在这种偏见，并且说如果龙格先生绝不再提他的名字，他将不胜感激。在莱因兰地区的开明贵族中间，没有反犹情绪并非完全不可能。海涅和赫斯的证言却很难让这种说法站住脚。就算威斯特法伦一家完全没有受反犹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在面对这种事情时做出的反应也似乎过于强烈了。这显然是个痛苦的敏感领域。似乎很清楚的是，马克思是个有着坚强的意志和行动果断的人，他决定一劳永逸地从自己的心中消除这种怀疑、不安和自我追问的根源，而波尔纳、海涅、拉萨尔等许多人，包括改革派犹太教的创始人和——直到他用犹太复国主义的想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前——第一位德国共产主义者摩西·赫斯（他的出身和思想形成与马克思本人相似），都曾被这件事所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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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44 马克思轻率地把这个问题一脚踢开，他决定不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问题看待。假如他没有真诚地远离犹太教，他无疑会发现更难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也面对年轻的狄斯累利遇到过的困难：他不但想描述社会，他还要改造它。他要留名青史。他是一名战士，他希望摧毁他认为阻碍人类进步的东西。当时的德国，在受到法国的羞辱——不仅有拿破仑的统治，而且在过去二百年里从未间断过——之后，比英国、荷兰、意大利甚至法国有着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马克思出生之前，极端的德国沙文主义就采取了病态的反犹主义形式。就像德国其他地方一样，它也出现在莱因兰。反犹情绪并不局限于宗教上的不宽容。在阿恩特、雅恩、格雷斯和费希特强有力的宣传下，这种情绪变成了公开的种族主义。拉萨尔曾经说过，如果他不是生为犹太人，他十有八九也会成为一名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有社会野心、时常表现出让人不堪忍受的卖弄和虚荣的拉萨尔，作为一个德国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和组织者成就非凡，他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在人格上的这种完全的诚实无欺。这使他能够对德国工人发挥一种其他人再也难以产生的道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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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46 “Juedischer Selbsthass”（“犹太人的自我仇恨”，它同自我批判或现实主义的分析相反）这种说法，恰恰是由一个德国的犹太作家泰奥多尔·莱辛发明的，他把它描述为一种有着海涅的读者所熟知的那些特殊表现的感情。毕竟在德国有一个犹太人的政党377，虽然很小，而且今天也被人公正地遗忘了，他们同意希特勒对犹太人性格的评价，声称生为犹太人是他们自己最大的不幸。犹太人自暴自弃的最强烈的表现形式，大概可以在一个受到纳粹青睐的犹太作家那儿找到，他就是一度大名鼎鼎的奥托·威宁格，一个受着犹太人自我仇恨煎熬的人。神经质地歪曲这个问题的表现，在拉特瑙的日记中也有令人痛苦的证据，他赞赏那些最终把他杀害的反犹太民族主义者；在西蒙·维尔那些高尚而痛苦的文章中，以及在一些依然在世的犹太作家——提到他们的名字未免有失厚道——的作品中，都存在着这种病症。这就是马克思长大成人的早期阶段的气氛。不过，同一些与往往会伴随其终身的心病做斗争的人相比，马克思有着更强韧的性格。改宗的犹太知识分子，仍然在种族上被其国民视为犹太人，只要民族主义依然是他的一个问题，那么他在政治上就别指望有所做为。必须消灭这个问题。不管是否出于自觉，马克思终其一生都低估了作为一股独立力量的民族主义——这种幻觉使他的门徒在二十世纪对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做出了错误的分析，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性命，它也导致了对我们这个时代历史进程的许多错误的诊断和预测。尽管马克思有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观点，但是他没有正确说明民族主义的来源和性质，低估了它的作用，正像他低估了作为社会中一个独立因素的宗教的力量一样。这是他的伟大体系中的主要弱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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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48 我们再次看到了为逃避不堪忍受的现实所做的努力。狄斯累利在面对类似的困境时，让自己认同于英国的地主贵族和绅士，他向那些乡绅和大地主施展魔法，直到他们接受了他的变形记。就像他一样，马克思也穿上一件制服，这使他能够摆脱自己原有的紧身衣，加入并改变一场运动和一个政党，它们没有他在其中长大成人的那个社会群体的创伤。简言之，正像全世界都知道的，马克思让自己认同于一股社会力量，没有财产的工人这一伟大的国际主义阶级，他能够以它的名义吼出自己的诅咒，他的著作将武装这个阶级，使它取得必然的胜利，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胜利是由他真心相信的东西所承诺的：行动的理性、建立一个和谐、合理的有机社会、结束使人类的言行受到扭曲的自我毁灭的斗争——一句话，它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中的个人——没有技能的工厂工人、矿工或无土地的劳动者——没有什么亲切感，就像狄斯累利对英国上层阶级的核心人物一样。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只是狄斯累利和马克思各自选中的研究对象；它是他们的臣属，是他们放置盟约的柜子；他们使自己成为它的诗人、它的牧师，尽管马克思声称有科学家的身份；然而他们仍然是处在这个群体之外的观察家、分析家、鼓动家、盟友、赞美者和领袖，但他们不是它的成员，不是它的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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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50 在马克思那儿，无产阶级始终是个抽象的范畴。马克思了解贫困，他知道屈辱的滋味；他准确地把握住了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现代工业化的动力，看透了它的伪装和虚饰，在这一点上他前无古人。他用因为义愤和仇恨而犀利无比的眼光，和一定的智力及预见力，看清了他那个时代资本家的思想和活动，不管是在总体上还是具体的事例上，对于充分发达的工业社会，过去还从来没有得出过这样的认识。但是，当他谈论无产阶级时，他所谈论的并不是真实的工人，而是抽象的人类，有时甚至仅仅是义愤填膺的他本人。当他否认各阶级之间可以做到休战或妥协时，当他向相互理解的呼吁发出谴责，并预言后来者一定居上，今天趾高气扬当老爷的敌人在革命之日到来时必将被彻底粉碎时，他所说出的似乎是一群贱民数百年来受到的压迫，而不是那个最近崛起的阶级受到的压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政府、法官和警察——是无归宿的世界主义者、革命的犹太知识分子的迫害者，而后者则是受屈辱的人类的复仇者。正是这些观点，赋予了他的话以激情和现实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话深深打动了那些和他一样的人：一个遍布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疏离者；资产阶级或贵族的反叛子弟，被他们自己的阶级所支持的制度的不公正、不合理和丑陋现象所激怒的人。马克思过去是向这些人说话，现在仍在向他们说话，他虽然表面上是以工业化国家的工厂里的操作工的名义向全人类发言，但对他们并没有多大直接的作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本人做了特殊说明之后才被构建起来的一个阶级。它在他的学说体系中的作用，类似于它的对立面——《科宁斯贝》、《坦科瑞德》、《康塔利尼·佛拉芒》中的种族精英——在狄斯累利那儿所起的作用。那是作者的声音，是一群被理想化的人，他让自己认同于这个群体和它的不幸；是使他可以向目标开火的阵地。这个体现着作者观点的阶级，不管谈到过多少它的具体内容，仍然是理想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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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52 让我重复一下我的论点。当马克思为无产阶级说话时，尤其是当他断言在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所以不可能取得调和，从而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和人类的）历史时；当他坚持说没有共同的基础，因此不可能通过诉诸共同的正义原则、共同的理性、共同的幸福愿望——因为这纯属子虚乌有的东西——使人类化敌为友时；同样，当他谴责求助于资产阶级的人性或责任感不过是受害者病态的幻觉时；当他宣布发动根除资本主义的战争，预言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历史本身、是人类理性对人类非理性的必然裁决时——当他说出所有这一切时（他确实是说出这些话的第一人，因为清教徒和雅各宾党人至少从理论上同意劝说和协商的可能性），人们不禁会认为，这些话是出自一个高傲而好战的贱民之口，与其说他是无产阶级的朋友，不如说他是长期受屈辱的种族中的一员。《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还有《资本论》中的那些论战篇章，都是这样一个人的著作，他向统治体制挥动着拳头，以古代希伯来先知的方式，代表选民发话，他宣布了资本主义的重负、这种邪恶的制度的厄运，以及那些看不见历史的过程和目标、从而必然自我毁灭和消亡的人将会受到的惩罚。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理想化，尽管他本人宣称反对这种虚构。这种做法本身就反映着一种理想化的个人形象，他渴望让自己认同于一个没有经受过他那些特殊伤害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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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54 这里我不想讨论马克思对工业社会和工业文化的分析的正确性。我只想谈谈他这种分析在他本人的人格和困境中的心理根源。他的形象转换是从一个激进的记者的角色变成了一群同他本人的处境相去甚远的人的组织者和领袖，这至少部分地是因为他需要它，因为他是个局外人，因为在一个对社会和民族身份有强烈意识的社会里，他的资格令人生疑。他改宗基督教给他带来的，就像谢里丹的《少女的监护人》（The Deunna）一剧中的路易莎所说的，是“《新约》和《旧约》之间的空白”378（狄斯累利也曾把这句妙语用于自己），因此他需要找到一个可靠的立足之地，他可以从这里投出他的长矛，组织他的势力。马克思在其一生确实会见过一些无产阶级的成员，但数量并不很多，而且他从未同他们变得十分亲密。他向他们布道；他告诉他们应当去做什么；他感动过英国的工会领袖；他领导着第一国际，但是他的朋友，那些能和他交谈的人，都是和他本人一样的déclassés（没有阶级归属的人）：恩格斯、弗莱利格拉特和海涅。尤其是海涅，因为他的祖先、他的社会观和个人观，都与马克思很相似；他们对自己的出身都怀有不堪忍受的烦恼，他们没有像狄斯累利那样，把这种烦恼变成一种夸张的傲慢，而是视为一个令人心烦的事实（其他一些有才华而又极敏感的人也是如此，例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的主角，也受到类似的祖先问题的困扰）。不相信种族、传统、民族性和宗教的至关重要，更不希望用它们创造一个偶像，是一回事；强烈否认它们的内在重要性，（不顾一切地）把它们贬低成在历史中没有独立作用的上层建筑或副产品——随着经济基础的必然变化，它们会像噩梦和不理性的幻想一样消失，聪明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则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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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56 我并不认为狄斯累利或马克思说过的话全是假话或者暧昧不清。不错，我确实认为，狄斯累利的社会和历史观中贯穿着一些奇思怪想，它们是反常的，有时是荒谬的、极为反动的和危险的。我也确实认为，马克思过于轻视非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了。但这并不是本文的要点。我所关心的是一种有关个人的话题而不是普遍话题：这些有着相同的祖先、极聪明、极有想像力、抱负远大又精力充沛的人所处的社会困境以及它给他们造成的影响。即使他们两人说过的话完全正确，我的论点是——我十分谨慎地、以尝试性的态度提出的论点，毕竟我不是心理学家——狄斯累利和马克思两人的幻觉的根源之一——使前者自视为贵族精英的天然领袖，使后者自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和战略家的因素——是他们的人格需要，他们要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要确定个人的身份，要在这个较之过去更持续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世界上，决定他们应当属于人类的哪一部分，属于哪一个民族、政党、阶级。这些人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已经同原来的体制——曾经熟悉的、被安全地隔离的犹太少数民族——断裂，他们试图在新的、不太安全的土地上找到立足之地。没有抱负、只想得过且过的伊萨克·狄斯累利和海因里希·马克思——他们的儿子强烈地反对这种人生观——就像许多他们之前和后来的人一样，打算平静地接受同化，对他们自己是谁以及是什么没有过多的焦虑。而他们的儿子，玩世不恭（而且充满激情）的政治浪漫派狄斯累利和同样满怀激情的道德学家和理论家卡尔·马克思，却需要更牢固的碇泊之处，由于他们并非生来就有这种碇泊之处，所以他们只好自己建造。他们这样做的代价是，不那么痛苦的、更普通也更健全的人所看到的大量现实，却被他们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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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58 人们希望属于某个团体，这是一种基本的需要；他们希望自己的同胞承认他们的地位和权利——这些事实，再加上在十九世纪初犹太人聚居区的子孙不正常的处境，他们面对着一个生疏并且不十分友好的世界，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狄斯累利的反理性主义幻觉和马克思的理性主义理想。他们都是局外人，在社会中没有得到承认的地位。他们都反叛其父亲极力想进入的当时的中产阶级社会；或许主要就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进行反叛。他们两人都转而激烈地反对他们所出身的社会阶级。狄斯累利努力维护和促进贵族精英，他把自己的祖先等于这个群体，为它提供了一种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角色，即反对可怜的、简陋的、软弱的、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的斗士，以此对抗穆勒所说的集体中庸（Collective mediocrity）。379马克思更为现实，他把犹太人等同于资产阶级，以受欺辱受压迫者的名义，从下面向他们发起攻击。他们两个人的出身令他们厌恶；他们无法接受这种出身，或是他们的自我，他们原来的面目。狄斯累利为此而烦恼。他牵强附会地把犹太人变得无所不是，在伴随了他一生的幻想中，把他们改造成了一些富裕而古怪的人。马克思实际上从自己自觉的思想中清除了对祖先的全部意识。然而当这种意识冲破封锁时，它采取了一种暴躁的漫画形式，这是强烈压抑下的可怕产物，是现代心理学也许认为很容易解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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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60 狄斯累利把自己包裹在一件神秘而高贵的斗篷里，和另一些精神高贵的人同步前行，因为一个“伟大”种族的天才而高居于众生之上；马克思则让自己认同于一个理想化了的无产阶级，他们是一个完美的人类社会的继承者，同他本人的出身和他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环境相距遥远，是得到净化的力量和忠诚的来源。至少在精神层面上，这两个人的生活都同他们理想化的阶级有很大距离。他们都想支配和领导这个被抽象地理解的群体，使自己认同于这个群体，但不是它的那些可以在客厅或车间里遇到的真实成员。为这些幻觉披上了合理形式的学说，激发出他们热烈的献身精神、狂热的忠诚意识和宗教崇拜。不管是狄斯累利神秘的保守主义，还是马克思的无阶级社会的幻想，都被他们视为可以检验的假说——它也许有错，可以进行改正和变动，但不易于根据经验做大幅的修正。我希望指出的是，假如这些信条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他们对其做出反应的心理需要，那么事情也只能如此：它们的作用首先不是描述或分析现实，而是安慰人心、强化决心，是为失败和弱点做出补偿，使这些信条的作者本人产生一种战斗精神。狄斯累利对科学研究的理性方式公开表示厌恶，马克思把科学方法等同于他自己的辩证的目的论，因此对更为客观但在改造社会上作用不大的经验研究的资源嗤之以鼻，在我看来，这些事情有着同样的心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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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62 自我理解是人的最高需求。如果这个观点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话，那么，这两个刚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之子的故事，这两个性格迥异、才智不同但遇到相同困境的人的故事，也许会起到道德教诲的作用，让一些人奋发，让另一些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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