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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68 在这篇文章中，我要谈谈这种历史和心理困境的两个重要代表：我选出这两个人来阐明我的看法，他们都是有影响的大人物，都有异乎寻常的才华。他们在一些明显的方面彼此大不相同，但他们都具备我所接触过的某些特殊品质，而且他们有着共同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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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70 德国历史哲学家赫尔德最早让人普遍注意到这样一种主张：在人类的基本需要——就像食物、住所、安全、生儿育女、群体生活一样基本的需要——中，也包括归属一个被某种纽带——尤其是语言、共同的回忆、长期生活于同一片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群体的需要，这个群体还附带着一些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属性：种族、血缘、宗教信仰、共同的使命感等等。不管我们揭示出多少在赫尔德思想中属于和平和人道主义的信念由于被夸大和曲解而造成的可怕结果，无可怀疑的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洲，却是一个受自觉的内聚原则支配的世界，一个以往相对受压制的群体——民族的、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等等——纷纷涌现的世界。在这个民族、种族和语言上的少数群体，以及阶级、政党、社会等级纷纷自我觉醒的时代，个人属于哪一个群体、哪儿是他天然家园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尖锐了。犹太人在人道主义、平等、宽容、国际主义的大旗下获得解放，人们正是以这些启蒙主义的理想为号召，反抗国王和僧侣、无知和特权。然而正如一切研究历史的人所发现的，大革命和随后的战争，也使民族、阶级、各种运动和个人的势力挣脱了枷锁。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牺牲者被允许进入的欧洲，是一个充斥着以往受压制的群体之间为自由和自决而激烈斗争的世界，一个受着民族主义的支配，为地位、权力和财富而残酷竞争的世界。历史上最受歧视的少数，怀着迫不及待的愿望，要同人类受尊敬的成员融为一体。犹太人接受世俗教育的十八世纪伟大的鼓吹者摩西·门德尔松，希望他们达到和他们邻居一样的社会、教育和文化水平：变得和其他人一样。他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成了基督徒这一事实，并不十分令人惊奇；他们到底相信多少基督教信条，一向就不很确定。但十分清楚的是，他们希望与人类中令人羡慕的成员，与其中的上等人、有教养的和获得了解放的人融为一体。文化和政治上的统一，民族的、所谓“有机”的团结，都属于当时的口头禅。对于处在这种发展之外的某些人来说，有时这就像沐浴在金色阳光之中。这是一种人们熟知的心理现象：局外人总要把他们一直凝视着的边界之外的境域理想化。出生在定居群体的可靠的安全环境中，把它视为自己的天然家园的人，有着更强烈的社会现实感：他们以合理的正常眼光看待公共生活，没有必要逃避到政治幻想或浪漫主义的发明中去。而在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排斥、不能参与社会核心生活的少数人中间，最容易看到这种理想化倾向。对于支配的多数，他们很容易产生过分的怨恨或轻蔑，或过于强烈的赞美和崇拜，或两者兼而有之，这都会导致反常的眼光和——作为过度敏感的产物——对事实的神经质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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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72 人们时常从某些政治领袖身上看到这种现象，他们是来自他们所领导的社会之外，或至少是来自它的边缘地区、它的外围。拿破仑的法兰西观念并不是法国人的观念，甘必大来自南方边疆，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吉卜林来自印度，德·瓦勒拉只是半个爱尔兰人，罗森堡来自爱沙尼亚，泰奥多尔·赫茨尔和雅伯廷斯基，还有托洛茨基，都是来自犹太人被同化的边缘地带——这些人都有着火热的眼光，不管高贵还是低俗，充满理想还是心术邪恶，它源于他们的自尊心受到的伤害，他们的民族意识受到的侮辱，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其他社会、其他文明的压力最强大的民族边缘。休·特莱弗·罗普尔正确地指出，最狂热的民族主义是出现在不同民族和文化汇合、产生磨擦最剧烈的中心地带，例如维也纳——此外还可以补充上塑造了赫尔德的波罗的海地区、独立的萨伏伊公国，法国沙文主义之父德·迈斯特就是在那儿出生和成长；或巴雷斯和戴高乐的家乡洛林。以充满信仰的眼光看待人民或民族，而不管事实如何，这样的理念，正是在这些边远地区产生和茁壮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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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74 所以，在一个刚获得解放的群体的成员中看到这个过程，是不必感到奇怪的。这个群体在任何地方都是少数，渴望着使自己变得和多数一样，他们看到自己终于得到了承认，得到了平等的地位，就像是在做白日梦一样；那些更热情的人，甚至要从被解放的奴隶地位上升到决定他人命运的主人地位。但是，这些受排挤的群体中的成员，他们的想像力即使没有达到这种想入非非的高度，也渴望着摆脱他们反常的、往往低贱的社会地位。这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受压制的民族为自决和独立、正在崛起的帝国为侵略和荣耀、好战阶层、宗教团体、各种教派和其他一些人类团体为得到社会和经济承认，自觉地要求平等或优势地位而进行的各种斗争。这是一种形式。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教会和反教会运动的历史，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冲突的历史，都是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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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76 不过，这种对承认的追求还有另一种形式：为摆脱受压迫或受伤害的社会群体的软弱与耻辱，努力让自己认同于没有其原来处境中的各种缺陷的其他社会群体或运动：这包括试图获得一种新的身份，与此相伴随的还有某种新的服饰，一套新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不会压疼旧的创伤和身为奴隶时枷锁留下的疤痕的新盔甲，这当然是军队、纪律和制服的特点。那些在自己原来的处境中感到失落和无助的人，在得到了可以为之而战的新名号，尤其是能够同过去真正的或想像的荣耀联系在一起的事业时，就会变成勇敢而纪律严明的战士，爱尔兰人在被征服的爱尔兰情绪低落，在英国或美国的军队里却骁勇善战。受着奥地利压迫的波希米亚人，在捷克军团里却士气高昂。当赫茨尔要求他那些优柔寡断的追随者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尽可能穿戴整齐，以加强这个时刻——将会使一群无组织的个人在精神和物质上转变为一场民族运动的时刻——的庄严和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时，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来自东欧的代表，包括魏茨曼在内，并不很自信，他们以讥讽和怀疑的态度看待赫茨尔的仪式要求。魏茨曼后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要想获得新的身份，清除掉身上奴役和低贱的标记，就需要有自由人的举止、习惯和风格——这是过去受压迫群体中众多成员的天然愿望，因为这个群体如今正站在——或至少他们希望如此——享有平等、尊严的新生活的门槛上，今后可以施展自已一直受到压抑的才华。这就是拿破仑的胜利给莱因兰的犹太人带来的新希望，这是一场暴风骤雨，它摧毁了古老的封建樊篱，打破了犹太人聚居区，使他们充分享有了人的地位。这是海涅亲身经历过的一个新起点，就像他对待所有事情一样，他对此既赞美又嘲讽。这场由外国事件引起的变革之风，也开始在英国劲吹。我打算用两个大不相同的人物——本杰明·狄斯累利和卡尔·马克思——的反应加以说明的，便是这种处境的心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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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78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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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80 首先，他们之间看上去肯定有着十分鲜明的差别：前者是个有点儿狂热的人物，一个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社会和政治冒险家，他衣着华丽，矫揉造作：戴手套的手指上还戴着戒指，外族人白皙的面孔周围披着精心梳理的鬈发。他穿着做工考究的背心，他的华而不实的辩才，他的妙语，他的恶毒，他的哗众取宠，他的社交和政治天才，既令人赞羡又让人怀疑，甚至让一些人害怕和厌恶，一个江湖骗子式的人物，率领着一群由公爵、伯爵、顽固的乡绅和健壮的农民组成的盲从者，这构成了整个十九世纪一种最奇特的现象。另一位则是坚忍不拔而又贫困潦倒的人，是具有颠覆性的小册子作家，一个严厉、孤独、充满幻想的流亡者，对富豪权贵发出猛烈的诅咒；一个无情的密谋者，为剥削阶级和劳动者的敌人准备着坟墓；一个独自在大英博物馆里一心做研究的人，他用自己的笔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超过了国家元首、军人和实干家的作为。不过他们两人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我希望这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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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82 他们的家世并非完全不同。他们皆非出身于显贵之家。狄斯累利的祖先似乎来自意大利，在此之前，假如同意塞西尔·罗斯不无道理的猜测，则是来自黎凡特。至于卡尔·马克思，他父母双方的祖先都是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的犹太拉比。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他的出生地特利尔城的拉比。马克思的父亲是拉比梅耶尔·哈勒维·马克思（又名莱维·马克思）的儿子，他与摩西·利沃的女儿结婚。而摩西·利沃的父亲赫舍尔·利沃，在1723年当选为特利尔城的拉比；他的另一些祖先是帕多瓦、克拉科夫和美因茨的拉比。卡尔最早的已知祖先，在十五世纪初从德国移民到意大利。他的外祖父是从匈牙利移民到荷兰，在那儿成了尼日梅根的拉比。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赫舍尔·马克思，即卡尔·马克思的父亲。另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名叫菲利普的银行家，他是如今那家遍布世界的电器公司的创办人的祖父。就他们两人的情况而言，其家庭在社会方面都受益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启蒙运动所提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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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84 这两个伟大的——虽然未必完全旗鼓相当——天才人物的父亲，在心理上也有某种相似之处。伊萨克·狄斯累利拒绝遵照其父本杰明的意愿经商，从所有的方面看，他都是个文质彬彬、和蔼可亲的二流文人，一个供人消遣的各种奇闻轶事和风趣英语小品的作者。他是个天性善良和率直的人，正是这些特点，而不是他的文学才华，使他赢得了司各特、洛克哈特、拜伦、萨缪尔·罗杰斯这些杰出文人的庇护，以及出版商约翰·莫雷二世的友情，成为当时伦敦文学圈里一个受欢迎的人物。他是个好客的主人，几乎可以算是一个乡绅，333一个对查理二世很有感情的开明的托利党人。他对一再要求他履行伦敦犹太教堂里的行政工作感到不快，轻松地脱离了这个地方和犹太人群体。他似乎和任何热烈的信仰都不沾边。要说的话，他很可能是启蒙世纪的自然神论者，对生为一名犹太人既不十分高兴，也不十分反感。他是个轻松快活的人，不受精神问题的困扰——在那个文明的时代和气氛中，这是众多自由主义不可知论者共有的心态。他的朋友沙朗·特纳，劝说他让自己的孩子改宗基督教，他这样做了，就像后来许多人为了子女在世上生活顺利而做的一样。他看不出有何理由去承受或让别人承受负担。他的儿子本杰明于1817年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同年，赫舍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也被路德教接受，受洗时改名“海因里希”。就像伊萨克·狄斯累利一样，老马克思也出生于正统家庭——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是特利尔的拉比，然而他也是在反教会作家伏尔泰和卢梭的熏陶下长大的。拿破仑失败后，普鲁士恢复了莱因兰的治权，禁止犹太人从事律师业，此时他三十四或三十五岁。由于他希望继续从业，而且显然已放弃犹太教信仰很久，他很可能认为新教与许多启蒙运动发起人的那种内容不详的自然神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所以他也毫无痛苦地跨过了边界，在1824年让卡尔和其他的儿子一起受洗为基督徒。他希望和自己的同胞和睦相处。他偏爱卡尔，为他倔强的性格而担忧，热切盼望他今后一帆风顺，不要惹恼大人物。他和善、谨慎，做事很守规矩，是个普鲁士的模范公民，就像伊萨克·狄斯累利是个英国的模范公民一样。这两位体面的中产阶级父亲为世界提供的儿子，却有着与他们的性情大不相同的内在冲动。儿子们热情、傲慢，性情刚烈，有着不屈不挠的意志，对自己周围的大多数人有点儿不屑一顾。他们立志要有所做为，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就这两家人而言，是感情的纽带把父与子联系在一起。本杰明·狄斯累利在谈到伊萨克时总是满怀深情；卡尔·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把父亲的一幅画像带在身边，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如此亲密，甚至连恩格斯也不例外。他在1837年写给父亲的那封著名的信，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彻底的、当然也是惟一的自白。他两人对待自己的母亲都较为冷淡。至于这说明了什么，我只能留给心理学家去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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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86 马克思和狄斯累利在世界观上，正像他们在环境和性情方面一样，有着深刻的差别。可是他们显然也有相同之处：首先，他们都有着支配自己社会的强烈欲望。马克思希望改造它，而狄斯累利希望被它接受并领导它。他们在年轻时都写过风格夸张的浪漫篇章，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反抗自己出生的环境；他们都发现无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牺牲品；马克思认为它是革命的推动者，而狄斯累利认为它是地主阶级给予关怀的对象和反对资产阶级的同盟军。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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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88 对于基督教信仰，马克思早在他的大学时代就明确予以拒绝。对于狄斯累利它有着很大的意义。至少他并不嘲讽一般的宗教，尤其不嘲讽基督教。他一生似乎信仰他自己的一种有点儿神秘主义和文学化的基督教，这是一种有着历史连续性意识，并因为传统而变得神圣的宗教，柏克和柯勒律治大加复兴的正是这种传统。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几乎每一个人视为犹太人，而且他无论何时都大体上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他的外貌或举止不太像常见的英国人，如同马克思不像常见的德国人一样。他们都是局外人，他们都努力使自己摆脱身世带来的不利。狄斯累利走的是一条路，马克思走的是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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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90 狄斯累利根本没有明确的立场。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英国人，这一点是很清楚的。那么他是什么人？别人无需回答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他是个古怪的家伙，是赞美或轻蔑、妒忌或嘲笑的对象，在有些人眼里他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另一些人则视他为庸俗的表演癖患者。但是对他本人来说，他是一个问题。假如他想有所做为——他从不掩饰推动自己前进的强烈野心——他就必须在存在着阶级压迫，虽然有工业革命造成的迅速社会变迁但依然等级森严的英国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是什么人？他代表哪种利益、哪个阶级或社会阶层？他可以作为一个有趣而古怪的半吊子文人随波逐流——《维维安·格雷》这部纪实小说的作者，以活泼讥讽的笔调描述了当时的伦敦社会。他以局外人开始，是奥斯卡·王尔德、普鲁斯特和伊夫林·沃的先驱；他令贵族着迷，他们既喜欢他，又开他的玩笑；他是个有趣的年轻艺术家，政治小说的创始人，出色的交谈者和共餐人，让男人觉有点儿鲁莽，但是令女人着迷——他可以在这个轻松的世界里继续做下去，不必让自己认同于任何特定的社会团体，当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家，他的眼光来自他与艺术素材保持距离。但是这不能让他满足。他需要权力，他需要圈里人承认他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即使不比他们优秀，至少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因此他有着为自己确定认同的心理需要，这种认同可以保证他得到承认，让他最大限度地自由发挥他的才华。于是，至少是在他的想像中，他适时为自己确定了一种身份。他在自己的前面看到一个贵族社会，它自由、傲慢、有权有势，不管他把它看得多么透，他依然以自我迷惑的眼光，把它视为一个富裕而迷人的世界。他的小说清楚地表露了这一点。一个人在其政治演说或通信中也许不诚实，但是其艺术作品却是他本人的，表达着他真正的价值观之所在。他打算征服这个贵族世界，并不单纯是因为其政治上的重要性。他很清楚，从现在和未来权力的角度看，制造商和技术人员的阶层——为英国创造着财富的、仍在上升的中产阶级——也许更重要。然而狄斯累利不能自拔地迷恋作为一个阶级和一种原则的贵族。他希望得到它的承认，他赞美这个阶级，怀着至爱深情去描述它，甚至在他最恶毒和冷嘲热讽的文字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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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92 狄斯累利总是向生活中非理性的一面靠拢。他是个真正的浪漫派，这不仅表现在他作品的浮夸风格、他的卖弄姿态以及他在私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许多虚荣表现上——可以说，这只是些较为表面的东西。他是个更为深刻意义上的浪漫派，他相信支配着个人和社会生活的真正力量，是分析的理性所不能理解的，它是独特的、神秘的、晦暗不明的和难以捉摸的，超出了理性所及的范围。他深信杰出的个人——高居于芸芸众生之上的天才人物——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是民族命运的主人。他相信英雄，丝毫也不亚于他的毁谤者卡莱尔。他讨厌平等、平庸和凡夫俗子。他把历史视为一个掌握着隐蔽权力者的阴谋故事，并且为这种想法而沾沾自喜。功利主义，清醒的观察，经验，数学推理，理性主义，常识，科学理性令人吃惊的成就——十七世纪以来人类真正的荣耀——在他看来都算不上什么。他对边沁或穆勒的蔑视，并非仅仅因为他是保守派而他们不是。这种态度深深根植于他的一种特殊见解上，这使他们的价值观在他看来既沉闷又低俗，正像伯特兰·罗素的价值观在艾略特（另一个“外来的”托利党人）眼里的情况一样。他真诚地相信直觉和想像力高于理性和技巧。他相信人的性情、血缘、种族，相信天才人物突如其来的冲动。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反理性主义者。艺术、爱和激情，宗教的神秘因素，对他来说比铁路和自然科学的大发现，或英国的工业实力，或社会变革，或任何通过测量、统计和演算得出的真理，更有意义。一个持有这种人生观终其一生也没有改变的人，肯定会被贵族阶层所迷惑，就像巴尔扎克、王尔德或普鲁斯特一样，许多出身于平民或中产阶级，敏感、富有想像力和不甘卑贱的孩子，当其接触到一个似乎——也许确实——更自由、更乐观、更自信的世界时，是必然会做出这种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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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94 由于有这些特点，以及他迫不及待地想进入这个令人兴奋的社会，并在里面有一番大的作为，狄斯累利便让自己驰骋于幻想之中，当然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确实热衷于此。他开始觉得自己远远高出于广大民众——中下阶层、眼光局促的平民大众——之上，因为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生来就是个杰出的大人物。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如此，必须如此，因为他是精英，是一个古老种族中的一员，这个种族给予了世界它最宝贵的财产——宗教、法律、社会制度，它的圣书，最后还有它的完成了伟大立法者摩西的工作的救世主。他本人的家庭就属于这个古老种族中最高贵、最值得骄傲的一员。这当然是个古老的种族；关于他的祖先，狄斯累利在1849年编辑的他父亲的文集中告诉他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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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96 我的祖父……是一个希伯来家庭的意大利后代，宗教迫害使这些家庭不得不在十四世纪末离开西班牙半岛，在威尼斯共和国这片更宽容的土地上找到了一方藏身之地。他的祖先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哥特姓氏……，感谢雅各的上帝让他们安然度过了史无前例的审判，保佑他们躲过了闻所未闻的危难，他们采用了“狄斯累利”这个姓氏，一个过去和后来从未被其他家族采用的姓氏，以便他们的种族可以永远被辨认出来。在圣马可雄狮的庇护下，他们一直没有受到骚扰，作为商人兴旺发达了两百多年……。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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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298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里似乎一句实话都没有。鲁西安·沃尔夫336、塞西尔·罗斯337已经彻底戳穿了这些鬼话，布莱克勋爵在其出色的传记中也接受了他们的发现。338这些话很可能是纯粹的虚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狄斯累利的家庭来自西班牙，他们也没有在威尼斯定居；他的祖父是从教皇国，从靠近费拉拉的琴托来到英格兰的；他生前有两个穷亲戚住在威尼斯的犹太人聚居区里，仅此而已。在西班牙或威尼斯，没有任何关于早期狄斯累利家族的记载。他声称和自己有血亲的著名的德·拉拉家族，也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我恐怕他后面的叙述也是如此。但是他显然让自己相信了这一切，这种信念让他精神振奋。现实太令人窘迫了：他需要扮演一个角色，不然他没法登台亮相。他是当时最出色的演员，假如他不相信自己编造的东西的真实性，他几乎不可能登上公共舞台。他要作为一个贵族成员，率领那些公爵和男爵们反对制造商和边沁主义者。他的对手，还有后来的许多观察者，都认为他比一个狡猾的或玩世不恭的骗子强不了多少。但是这不可能完全符合事实。他肯定在胡编乱造，但是如同有想像力的人一样，他被自己的编造深深打动了。没有这些东西，他的成就和优势也并非不可理解。然而他是一个演员，他和自己的表演融为一体了：面具和他的姿态合而为一：第二天性代替了第一天性——不然的话，那些姿态就会显得太虚假，到头来可能没有谁还会上当受骗。但是，尽管他的矫揉造作、长于辞令和外族人作派，他一直信心十足。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十分自信：他的理念，他的政治理想，他的宗教观，不管在当时还是后来，都让一些人觉得华而不实和舞台味十足，甚至十分邪恶，但是这些东西并非赝品。狄斯累利是个冒险家和表演癖患者，不过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宗教上，他都不是个玩世不恭的人或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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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00 这里有些令人困惑之处。虽然托利党因为皮尔要求废除《谷物法》而分裂之后，需要一个明白人以恢复自己的运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保守党是最顽固的政党”；339当他为此而受到抨击时又说：“我从来不想说保守党人全是顽固派，我只是想说，顽固派全是保守党人。”340），虽然乡下豪绅甚至乡巴佬都认为他们需要这个有东方人长相、说话迷人的家伙把他们从各种愚行和失误中拯救出来，但是他成了他们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同那些和他极不相同的人，那些对他所赞成的一切可能的偏见感到痛苦的人，能够令人吃惊地做到同舟共济，这个事实却是难以解释的，除非他确实相信自己受到了召唤，要成为他们事业的拥护者，真诚地信任他们的品质，把它们理想化为比辉格党和激进派所代表的品质和利益更优秀的东西。不仅如此，他中年时最亲密的政治合作者，是“青年英格兰”的成员，他们对有机的民族社会，对恢复基督教的新封建秩序，对贵族地主为其臣属承担责任，怀有深刻的信念；这些年轻人赞美勤劳创业，希望恢复已经破碎的信仰和共同体，他们有着献身社会的觉悟，反对制造商和小店主那种阴暗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也反对卡莱尔、罗斯金、金斯利和威廉·莫里斯——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以同样的愤怒加以谴责的市场社会。姑且不论其他人，这些认真的基督教徒，这些敏感而苛刻的年轻贵族，怎么能够不仅接受他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而且忠实地追随着他，让这个聪明的黎凡特341操纵家充当他们的领袖呢？他不过是个唯利是图的雇佣兵队长，他不讲原则，没有理想，就像个没有灵魂的妖精，那些不留情面的传记作者和史学家，不是一再把狄斯累利描述成这种人吗？这是个恶魔般的形象，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是一切美好和正确事物的死对头，例如格拉德斯通和阿盖尔公爵就是这样看他的。他就是约翰·曼内斯勋爵和乔治·本廷克勋爵要养在怀中的那条毒蛇；他就是那些年轻的托利党老爷，不顾其父母的警告，绝无二心追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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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02 但是没有必要对这些事过于困惑。狄斯累利的小说提供了一切必要的证据，证明了他的真诚；他对贵族制度、种族、天才人物的信念，他对工业剥削的仇恨，他相信血统和土地（在德国民族主义者败坏了这些字眼之前），他对历史、土地和连续性，对古老的制度——不管这些东西多么不合理、多么荒唐和反动——的仰慕，至少都是出自真心。他在面对英国和世界时，用他本人的历史或伪历史的想像力塑造出的人格，就是以这些东西为材料的。和当时一些被同化的犹太人——不管受过洗的还是没受过洗的——不同，他对意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不恼火。没有谁会注意不到，他几乎是在过分固执地吹嘘自己的犹太人出身，不管有无理由，他总是提到这件事，尽管这对他的政治生涯有一定风险，而且有损于他的古怪但真诚的基督教信仰。他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这个事实，无疑对他的事业形成了一定的障碍：他的克服之道是对它进行夸张，令人吃惊地称之为一种高贵的出身。他需要这样做，以便觉得他可以同自己的家庭所选择的国家的领袖们平等地打交道。所以他才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出反常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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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04 他上中学时，显然是或接近于是嘲讽和迫害的对象。在他早期的小说《维维安·格雷》的著名段落里，学校的助教在提到那位主角，即他本人时，说他是个“会煽风点火的陌生人”342（他并不掩盖自己的小说有着很大的自传性质），这给了我们理解的线索。更有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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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06 人们称他们是我的兄弟，但是大自然却使这种不断重复的说法成了谎言。在我们之间没有相似之处。他们的蓝眼睛，他们的亚麻色头发，他们的白面孔，和我的威尼斯人脸庞都没有什么关系。不管我走到哪儿，我环顾四周，总看到一个与我不同的种族。在我的体格和我生活于其中的严酷气候之间，不存在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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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08 这是《康塔利尼·佛拉芒》343中的一段话，它很能说明问题。他和这些人如何相处？那些把自己置于他之上的是些什么人？格奥尔格·布兰代斯把他们说成是一个“诺曼骑士团，他们的父辈是劫匪和波罗的海的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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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10 他出生于其中的这些萨克森人和诺曼人混杂在一起的人群，具有比他更纯洁的血统吗？不，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种族、严格受到隔离而未同其他种族混杂的游牧种族的直系后裔，当英格兰居民还半裸着身子，吃着树上的橡果时，他们就已经发展出了高级的文明。他有着纯洁的血液；但说来也怪，他们说他的种族是较为低等的，他们却采用了构成这个阿拉伯家园上的种族的特性的大多数律法和诸多习惯。他们盗用了他祖先的全部宗教和全部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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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12 犹太人的遗产是后来所有文明社会的基础。他们崇敬犹太民族的文献和安息日，它的神圣历史，它的“诗篇、挽歌和赞美诗”，而且“把一个犹太女人的儿子当做他们的神。他们的节日，他们的赞美诗，他们的半吊子文明，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上帝，都要归功于这个种族，而他们却轻蔑地把它排斥在他们的社会和他们的议会之外，仿佛他们自己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百思不得其解”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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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14 我不必复述狄斯累利的许多传记作者，尤其是其中的犹太作者曾经引用过的全部段落，以及当他谈到古代希伯来人或一般的犹太人时所发出的全部肺腑之言。他早期的幻想小说《阿尔罗伊奇遇记》（The Wondrous Tale of Alroy）中的英雄，为犹太人收复自己古老的土地，征服了整个小亚细亚，最后光荣地死去。在《科宁斯贝》中，神秘而无所不能的人物西多尼亚，仁慈而强大，除了无所不知以外，是一个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结成血亲的“纯粹亚洲种族”345的代表，这使得狄斯累利把阿拉伯人称为只是“马背上的犹太人”。346西多尼亚解释说，犹太人战胜了时间和迫害，是因为他们有高加索人的血统347和聪明的律法，把他们和低等种族隔离开来。348他以赞许的口吻拿他们和“鼻梁较平的法兰克人”进行了比较，后者“喧闹不已，表现出轻飘飘的自负（一个有可能是在北方森林至今难以清除的泥淖中诞生的种族）”。349在《洛扎尔》（Lothair）里有着狂热的奇怪幻觉。在《坦科瑞德》中，当“阿拉伯的天使”以神秘的话语向这位巴勒斯坦的英雄说话时，有神灵现形。350这部小说，狄斯累利的得意之作，较之他的所有其他作品更多地渗透着这样一种观点：凡是东方的，就是好的、高贵的、精美的，注定会赢得胜利。这不是任何简单意义上的犹太民族主义。认为狄斯累利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时代错置之嫌，而且没有道理。351他借助于东方的传奇，是为了满足建立一种人格、一种他本人的内在形象的需要，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并在历史和社会中有一番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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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316 这就是我的题目中“对认同的追求”的含义。作为一个二流文学家的儿子，一个有意大利人长相的陌生人，他显然不属于组成十九世纪英国政治社会的任何正常的社会群体，假如他不甘于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没有地位，没有归属，是个外国人，即卡莱尔所谓的“最棒的希伯来巫师”，352或雷蒙德所说的“没有英国人心灵”的外国冒险家，353那么如果不做出重大的心理自我调整，他不可能顺利上路。所以，他必须为自己设计一个角色，找到某一类他认为值得自我认同的人。一种神秘的、潜意识的精神技巧完成了这项任务：“人们将会感到一个伟大种族的影响”。因此，“消灭犹太人是不可能的”。354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贵族：他们的同胞是被品种不良的暴发户打败和毁灭的古代乡绅，这些暴发户就是柏克笔下的那些功利主义者、投机家、经济学家、没有心肝的工业剥削者，他们在矿山和工厂败坏了其同胞的肉体和灵魂；这些市侩小人没有历史意识，不知自己扎根于何处，他们是无神论者、功利主义者、曼彻斯特的个人主义者、远离一切精神价值的唯物主义者，对于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并把他们和上帝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一无所知。他用自己旺盛的想像力培养出的这种幻觉，借助于盎格鲁传统、柏克和浪漫主义者的信念而日益强大，它变成了一种神话的来源之一，而且至今仍属于英国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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