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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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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在狄斯累利的对立面卡尔·马克思身上花费太多的笔墨，因为人们对他的事迹了解得较多。如人们所知，卡尔·马克思走了一条与狄斯累利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丝毫也不蔑视理性，而是希望把它运用于人类事务。他相信自己是个科学家，恩格斯也说，他是社会科学领域的达尔文。他希望对什么因素让社会如此发展、人类过去为何总是失败、将来他们如何能够而且必然成功地获得和平、和谐和合作，尤其是理解自我——这是理性的自我定向的前提——进行理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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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狄斯累利的思想模式相去甚远；事实上，那正是他深恶痛绝的东西。不过他们的社会处境还是有些相似之处的。马克思是两代犹太拉比的直系后裔。他的父亲和狄斯累利的父亲一样，都属于第一代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他们都是温顺的守礼之民，而他们的儿子对此似乎有着强烈的反感，尽管他们对父亲即使没有深怀敬意，也一向很有感情。马克思已受洗为基督徒，所以他没有受到犹太人在德国无所作为的困扰。然而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躲不开社会主义和激进派同伙的反犹主义嘲笑——他为此受到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奚落，他几乎不可能意识不到蒲鲁东对犹太人的强烈仇恨，或阿诺德·卢格和尤根·杜林的反犹太观点。他猛烈抨击这些人，但是他并不提及自己的犹太人出身。他对此保持缄默。他同犹太人的惟一一次接触，见于他在1843年给卢格的信369，其中写道：“这里（科隆）的犹太人首领刚来看过我，让我在犹太人向议会请愿的事上帮助他们。我会为他们做这件事的，虽然犹太人的信仰令我厌恶。”他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犹太人的请愿难免遭到拒绝，由此引起的不满的加剧，也许会成为对基督教国家的打击。马克思研究者告诉我们，他只有一次提到自己的出身：在1864年写给他在荷兰的叔叔利昂·菲利普的一封信里，他很偶然地提到了狄斯累利是个来自“我们共同血统”的人。370仅此而已。他偶尔漫不经心地谈到过耶路撒冷那些贫穷的犹太人的境况，在这个世纪的早些时候，狄斯累利也谈到过他们，说他们已经被基督教传教士以每人二十个皮阿斯特的价格转变了信仰。他向犹太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格拉茨题献过一本《资本论》。除此以外，他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毫不妥协的敌视。在写于1844年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他说犹太人的世俗道德观就是自私自利，他们的世俗信仰就是讨价还价，他们的世俗上帝就是金钱。犹太人的真正上帝是汇票。“钱就是犹太人的上帝，在它面前不可能有别的神。”371实际上这是在重复《神圣家族》的论点。他针对布鲁诺·鲍威尔反对犹太人的解放进行的批驳不得要领，令人吃惊的倒是他的严厉用语，它类似于后来的许多反犹作品，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是德国的、法国的、俄罗斯的还是英国的，是沙文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不管是过去的还是我们这个变本加厉的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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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5年的《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谈到了以“肮脏的犹太形式”表现出来的错误的实践观。372他把巴黎交易所称为“进行股票交易的犹太教堂”，并提出第十位缪斯是希伯来人——“股票交易指数缪斯”。他不失时机地强调富尔德家族、罗特希尔德家族和巴黎其他金融家的犹太人出身。1856年，他在给纽约《论坛报》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每个暴君背后都有个犹太人，每个教皇背后都有个耶稣会士。”当他议论拉萨尔时（拉萨尔一直没有接受基督徒洗礼，而且也不隐瞒自己的犹太人情怀），他的语气达到了仇恨的顶峰。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373他把拉萨尔称为“犹太鬼”，并且提出这样的假设，由于犹太人在逃离埃及时造成的种族混杂，黑人的血一定流进入了他的血管。374在另一封里，他抱怨拉萨尔那种典型的“犹太人牢骚”。375在提到拉萨尔时，通常是用“伊兹希”或“伊兹希男爵”这种称呼（确实有一个人叫这个名字，他是一位十八世纪的银行家，海涅曾对他大加嘲讽。不过这个名字用在这里却是作为贬低犹太人的一个绰号。在古斯塔夫·弗雷塔格的《借方和贷方》一书中，伊兹希是个骗子、放高利贷者，而且和拉萨尔一样，是个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因此至少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学会的一份1943年的出版物断言“马克思以最强烈的语气谴责反犹太主义”是有些牵强的。十分清楚的是，这并不是一个他完全不在乎的问题。他的女婿龙格在1881年为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冯·威斯特法伦所写的讣告刊于社会主义杂志《正义》，376其中谈到了由于她的家人反对她嫁给马克思，她进行过艰苦的反抗，并把这归因于种族偏见。这让马克思勃然大怒。他写信给自己的女儿、龙格的妻子说，在威斯特法伦家里不存在这种偏见，并且说如果龙格先生绝不再提他的名字，他将不胜感激。在莱因兰地区的开明贵族中间，没有反犹情绪并非完全不可能。海涅和赫斯的证言却很难让这种说法站住脚。就算威斯特法伦一家完全没有受反犹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在面对这种事情时做出的反应也似乎过于强烈了。这显然是个痛苦的敏感领域。似乎很清楚的是，马克思是个有着坚强的意志和行动果断的人，他决定一劳永逸地从自己的心中消除这种怀疑、不安和自我追问的根源，而波尔纳、海涅、拉萨尔等许多人，包括改革派犹太教的创始人和——直到他用犹太复国主义的想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前——第一位德国共产主义者摩西·赫斯（他的出身和思想形成与马克思本人相似），都曾被这件事所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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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轻率地把这个问题一脚踢开，他决定不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问题看待。假如他没有真诚地远离犹太教，他无疑会发现更难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也面对年轻的狄斯累利遇到过的困难：他不但想描述社会，他还要改造它。他要留名青史。他是一名战士，他希望摧毁他认为阻碍人类进步的东西。当时的德国，在受到法国的羞辱——不仅有拿破仑的统治，而且在过去二百年里从未间断过——之后，比英国、荷兰、意大利甚至法国有着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马克思出生之前，极端的德国沙文主义就采取了病态的反犹主义形式。就像德国其他地方一样，它也出现在莱因兰。反犹情绪并不局限于宗教上的不宽容。在阿恩特、雅恩、格雷斯和费希特强有力的宣传下，这种情绪变成了公开的种族主义。拉萨尔曾经说过，如果他不是生为犹太人，他十有八九也会成为一名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有社会野心、时常表现出让人不堪忍受的卖弄和虚荣的拉萨尔，作为一个德国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和组织者成就非凡，他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在人格上的这种完全的诚实无欺。这使他能够对德国工人发挥一种其他人再也难以产生的道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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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edischer Selbsthass”（“犹太人的自我仇恨”，它同自我批判或现实主义的分析相反）这种说法，恰恰是由一个德国的犹太作家泰奥多尔·莱辛发明的，他把它描述为一种有着海涅的读者所熟知的那些特殊表现的感情。毕竟在德国有一个犹太人的政党377，虽然很小，而且今天也被人公正地遗忘了，他们同意希特勒对犹太人性格的评价，声称生为犹太人是他们自己最大的不幸。犹太人自暴自弃的最强烈的表现形式，大概可以在一个受到纳粹青睐的犹太作家那儿找到，他就是一度大名鼎鼎的奥托·威宁格，一个受着犹太人自我仇恨煎熬的人。神经质地歪曲这个问题的表现，在拉特瑙的日记中也有令人痛苦的证据，他赞赏那些最终把他杀害的反犹太民族主义者；在西蒙·维尔那些高尚而痛苦的文章中，以及在一些依然在世的犹太作家——提到他们的名字未免有失厚道——的作品中，都存在着这种病症。这就是马克思长大成人的早期阶段的气氛。不过，同一些与往往会伴随其终身的心病做斗争的人相比，马克思有着更强韧的性格。改宗的犹太知识分子，仍然在种族上被其国民视为犹太人，只要民族主义依然是他的一个问题，那么他在政治上就别指望有所做为。必须消灭这个问题。不管是否出于自觉，马克思终其一生都低估了作为一股独立力量的民族主义——这种幻觉使他的门徒在二十世纪对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做出了错误的分析，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性命，它也导致了对我们这个时代历史进程的许多错误的诊断和预测。尽管马克思有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观点，但是他没有正确说明民族主义的来源和性质，低估了它的作用，正像他低估了作为社会中一个独立因素的宗教的力量一样。这是他的伟大体系中的主要弱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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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看到了为逃避不堪忍受的现实所做的努力。狄斯累利在面对类似的困境时，让自己认同于英国的地主贵族和绅士，他向那些乡绅和大地主施展魔法，直到他们接受了他的变形记。就像他一样，马克思也穿上一件制服，这使他能够摆脱自己原有的紧身衣，加入并改变一场运动和一个政党，它们没有他在其中长大成人的那个社会群体的创伤。简言之，正像全世界都知道的，马克思让自己认同于一股社会力量，没有财产的工人这一伟大的国际主义阶级，他能够以它的名义吼出自己的诅咒，他的著作将武装这个阶级，使它取得必然的胜利，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胜利是由他真心相信的东西所承诺的：行动的理性、建立一个和谐、合理的有机社会、结束使人类的言行受到扭曲的自我毁灭的斗争——一句话，它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中的个人——没有技能的工厂工人、矿工或无土地的劳动者——没有什么亲切感，就像狄斯累利对英国上层阶级的核心人物一样。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只是狄斯累利和马克思各自选中的研究对象；它是他们的臣属，是他们放置盟约的柜子；他们使自己成为它的诗人、它的牧师，尽管马克思声称有科学家的身份；然而他们仍然是处在这个群体之外的观察家、分析家、鼓动家、盟友、赞美者和领袖，但他们不是它的成员，不是它的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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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那儿，无产阶级始终是个抽象的范畴。马克思了解贫困，他知道屈辱的滋味；他准确地把握住了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现代工业化的动力，看透了它的伪装和虚饰，在这一点上他前无古人。他用因为义愤和仇恨而犀利无比的眼光，和一定的智力及预见力，看清了他那个时代资本家的思想和活动，不管是在总体上还是具体的事例上，对于充分发达的工业社会，过去还从来没有得出过这样的认识。但是，当他谈论无产阶级时，他所谈论的并不是真实的工人，而是抽象的人类，有时甚至仅仅是义愤填膺的他本人。当他否认各阶级之间可以做到休战或妥协时，当他向相互理解的呼吁发出谴责，并预言后来者一定居上，今天趾高气扬当老爷的敌人在革命之日到来时必将被彻底粉碎时，他所说出的似乎是一群贱民数百年来受到的压迫，而不是那个最近崛起的阶级受到的压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政府、法官和警察——是无归宿的世界主义者、革命的犹太知识分子的迫害者，而后者则是受屈辱的人类的复仇者。正是这些观点，赋予了他的话以激情和现实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话深深打动了那些和他一样的人：一个遍布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疏离者；资产阶级或贵族的反叛子弟，被他们自己的阶级所支持的制度的不公正、不合理和丑陋现象所激怒的人。马克思过去是向这些人说话，现在仍在向他们说话，他虽然表面上是以工业化国家的工厂里的操作工的名义向全人类发言，但对他们并没有多大直接的作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本人做了特殊说明之后才被构建起来的一个阶级。它在他的学说体系中的作用，类似于它的对立面——《科宁斯贝》、《坦科瑞德》、《康塔利尼·佛拉芒》中的种族精英——在狄斯累利那儿所起的作用。那是作者的声音，是一群被理想化的人，他让自己认同于这个群体和它的不幸；是使他可以向目标开火的阵地。这个体现着作者观点的阶级，不管谈到过多少它的具体内容，仍然是理想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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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重复一下我的论点。当马克思为无产阶级说话时，尤其是当他断言在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所以不可能取得调和，从而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和人类的）历史时；当他坚持说没有共同的基础，因此不可能通过诉诸共同的正义原则、共同的理性、共同的幸福愿望——因为这纯属子虚乌有的东西——使人类化敌为友时；同样，当他谴责求助于资产阶级的人性或责任感不过是受害者病态的幻觉时；当他宣布发动根除资本主义的战争，预言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历史本身、是人类理性对人类非理性的必然裁决时——当他说出所有这一切时（他确实是说出这些话的第一人，因为清教徒和雅各宾党人至少从理论上同意劝说和协商的可能性），人们不禁会认为，这些话是出自一个高傲而好战的贱民之口，与其说他是无产阶级的朋友，不如说他是长期受屈辱的种族中的一员。《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还有《资本论》中的那些论战篇章，都是这样一个人的著作，他向统治体制挥动着拳头，以古代希伯来先知的方式，代表选民发话，他宣布了资本主义的重负、这种邪恶的制度的厄运，以及那些看不见历史的过程和目标、从而必然自我毁灭和消亡的人将会受到的惩罚。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理想化，尽管他本人宣称反对这种虚构。这种做法本身就反映着一种理想化的个人形象，他渴望让自己认同于一个没有经受过他那些特殊伤害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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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不想讨论马克思对工业社会和工业文化的分析的正确性。我只想谈谈他这种分析在他本人的人格和困境中的心理根源。他的形象转换是从一个激进的记者的角色变成了一群同他本人的处境相去甚远的人的组织者和领袖，这至少部分地是因为他需要它，因为他是个局外人，因为在一个对社会和民族身份有强烈意识的社会里，他的资格令人生疑。他改宗基督教给他带来的，就像谢里丹的《少女的监护人》（The Deunna）一剧中的路易莎所说的，是“《新约》和《旧约》之间的空白”378（狄斯累利也曾把这句妙语用于自己），因此他需要找到一个可靠的立足之地，他可以从这里投出他的长矛，组织他的势力。马克思在其一生确实会见过一些无产阶级的成员，但数量并不很多，而且他从未同他们变得十分亲密。他向他们布道；他告诉他们应当去做什么；他感动过英国的工会领袖；他领导着第一国际，但是他的朋友，那些能和他交谈的人，都是和他本人一样的déclassés（没有阶级归属的人）：恩格斯、弗莱利格拉特和海涅。尤其是海涅，因为他的祖先、他的社会观和个人观，都与马克思很相似；他们对自己的出身都怀有不堪忍受的烦恼，他们没有像狄斯累利那样，把这种烦恼变成一种夸张的傲慢，而是视为一个令人心烦的事实（其他一些有才华而又极敏感的人也是如此，例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的主角，也受到类似的祖先问题的困扰）。不相信种族、传统、民族性和宗教的至关重要，更不希望用它们创造一个偶像，是一回事；强烈否认它们的内在重要性，（不顾一切地）把它们贬低成在历史中没有独立作用的上层建筑或副产品——随着经济基础的必然变化，它们会像噩梦和不理性的幻想一样消失，聪明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则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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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狄斯累利或马克思说过的话全是假话或者暧昧不清。不错，我确实认为，狄斯累利的社会和历史观中贯穿着一些奇思怪想，它们是反常的，有时是荒谬的、极为反动的和危险的。我也确实认为，马克思过于轻视非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了。但这并不是本文的要点。我所关心的是一种有关个人的话题而不是普遍话题：这些有着相同的祖先、极聪明、极有想像力、抱负远大又精力充沛的人所处的社会困境以及它给他们造成的影响。即使他们两人说过的话完全正确，我的论点是——我十分谨慎地、以尝试性的态度提出的论点，毕竟我不是心理学家——狄斯累利和马克思两人的幻觉的根源之一——使前者自视为贵族精英的天然领袖，使后者自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和战略家的因素——是他们的人格需要，他们要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要确定个人的身份，要在这个较之过去更持续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世界上，决定他们应当属于人类的哪一部分，属于哪一个民族、政党、阶级。这些人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已经同原来的体制——曾经熟悉的、被安全地隔离的犹太少数民族——断裂，他们试图在新的、不太安全的土地上找到立足之地。没有抱负、只想得过且过的伊萨克·狄斯累利和海因里希·马克思——他们的儿子强烈地反对这种人生观——就像许多他们之前和后来的人一样，打算平静地接受同化，对他们自己是谁以及是什么没有过多的焦虑。而他们的儿子，玩世不恭（而且充满激情）的政治浪漫派狄斯累利和同样满怀激情的道德学家和理论家卡尔·马克思，却需要更牢固的碇泊之处，由于他们并非生来就有这种碇泊之处，所以他们只好自己建造。他们这样做的代价是，不那么痛苦的、更普通也更健全的人所看到的大量现实，却被他们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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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希望属于某个团体，这是一种基本的需要；他们希望自己的同胞承认他们的地位和权利——这些事实，再加上在十九世纪初犹太人聚居区的子孙不正常的处境，他们面对着一个生疏并且不十分友好的世界，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狄斯累利的反理性主义幻觉和马克思的理性主义理想。他们都是局外人，在社会中没有得到承认的地位。他们都反叛其父亲极力想进入的当时的中产阶级社会；或许主要就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进行反叛。他们两人都转而激烈地反对他们所出身的社会阶级。狄斯累利努力维护和促进贵族精英，他把自己的祖先等于这个群体，为它提供了一种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角色，即反对可怜的、简陋的、软弱的、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的斗士，以此对抗穆勒所说的集体中庸（Collective mediocrity）。379马克思更为现实，他把犹太人等同于资产阶级，以受欺辱受压迫者的名义，从下面向他们发起攻击。他们两个人的出身令他们厌恶；他们无法接受这种出身，或是他们的自我，他们原来的面目。狄斯累利为此而烦恼。他牵强附会地把犹太人变得无所不是，在伴随了他一生的幻想中，把他们改造成了一些富裕而古怪的人。马克思实际上从自己自觉的思想中清除了对祖先的全部意识。然而当这种意识冲破封锁时，它采取了一种暴躁的漫画形式，这是强烈压抑下的可怕产物，是现代心理学也许认为很容易解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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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斯累利把自己包裹在一件神秘而高贵的斗篷里，和另一些精神高贵的人同步前行，因为一个“伟大”种族的天才而高居于众生之上；马克思则让自己认同于一个理想化了的无产阶级，他们是一个完美的人类社会的继承者，同他本人的出身和他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环境相距遥远，是得到净化的力量和忠诚的来源。至少在精神层面上，这两个人的生活都同他们理想化的阶级有很大距离。他们都想支配和领导这个被抽象地理解的群体，使自己认同于这个群体，但不是它的那些可以在客厅或车间里遇到的真实成员。为这些幻觉披上了合理形式的学说，激发出他们热烈的献身精神、狂热的忠诚意识和宗教崇拜。不管是狄斯累利神秘的保守主义，还是马克思的无阶级社会的幻想，都被他们视为可以检验的假说——它也许有错，可以进行改正和变动，但不易于根据经验做大幅的修正。我希望指出的是，假如这些信条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他们对其做出反应的心理需要，那么事情也只能如此：它们的作用首先不是描述或分析现实，而是安慰人心、强化决心，是为失败和弱点做出补偿，使这些信条的作者本人产生一种战斗精神。狄斯累利对科学研究的理性方式公开表示厌恶，马克思把科学方法等同于他自己的辩证的目的论，因此对更为客观但在改造社会上作用不大的经验研究的资源嗤之以鼻，在我看来，这些事情有着同样的心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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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理解是人的最高需求。如果这个观点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话，那么，这两个刚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之子的故事，这两个性格迥异、才智不同但遇到相同困境的人的故事，也许会起到道德教诲的作用，让一些人奋发，让另一些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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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170182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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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威尔第的“素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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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W.H.奥登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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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话题是威尔第的“素朴”（naveté）。我希望这个说法不要引起误会。从任何寻常的意义上说威尔第素朴是荒谬的。不过在我看来，从某种十分特殊的意义上，即从弗里德里希·席勒曾使用过的意义上说，他确实如此。威尔第很喜欢席勒的戏剧作品，它们激励他写出了四部歌剧。但是我打算讨论的并不是这件事——人们经常提起的威尔第和席勒的亲密关系。我的话题涉及到他们之间的另一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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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1795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380的著名文章，区分出两种类型的诗人：一种是在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环境之间，或在他们自己的内心，意识不到有任何裂痕的人；另一种是意识到这种裂痕的人。对于前一种人，艺术是一种自然的表达形式；他们理解自己直接看到的东西，为了它本身而不是任何外在的目的——不管这目的多么崇高——而去表达它。还是让我引用席勒本人的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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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诗人出现于世界的少年期：他们庄严而纯洁，就像森林中的贞女狄安娜女神一样。这种诗人在处理自己的素材时采用枯燥而逼真的方式，常让人觉得缺乏感情。对象完全支配着他。他的心灵不像贱金属那样留存于地表，而是像黄金一样必须到深层去探寻。他被自己的作品遮蔽着，正如上帝被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遮蔽着。他就是他的作品，因为作品就是他本人。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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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甚至歌德，都属于这种类型的诗人。他们作为诗人没有自我意识。他们不像维吉尔或阿里奥斯托那样，撇开自己的创作对象表达自己的情怀。他们让自己保持平静，他们的目标有限，而且，假如他们有天才的话，他们有能力把自己的观点完全客观化。这就是席勒所说的“素朴的人”。席勒把他们与那些衰亡之后出现的诗人做了对比。让我还是引用他的话吧：“当人们登上文化的舞台，被艺术之手所抚摸时，原初的情感上的统一性便消失了。……在早期状态下情与思之间真实的和谐，现在只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它不是作为一个事实存在于人的内心，而是外在于他，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理想。”382统一性破碎了。诗人竭力要恢复它。他追寻这个已然消失、有人称为自然的和谐世界；他靠自己的想像力来建造它；他的诗就是他为了返回这个世界、返回想像中的童年而做的努力。他负载着自己的断裂感，断裂的一方是已经不再属于他的家园的日常世界，另一方是只在理想和沉思中感受到的失乐园。因此这个理想王国是飘忽不定的；它从本质上说是不可界定、不可企及、不能用任何有限的中介手段把握的，不管诗人寻找、塑造和转化素材的能力多么高强。我还是再引用席勒的话吧：“视觉艺术在有限中达到自己的目标；想像的艺术……在无限中达到其目标。”383还有：“诗人……或者他自己就是自然，或者他追求自然。”384席勒把前者称为naiv（素朴的人），把后者称为sentimentalisch（感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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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席勒，就像对于卢梭一样，理念一旦露面，宁静、和谐和快乐就永远消逝了。艺术家意识到了自我，意识到了自己的理想目标，意识到了它们同他自己分裂的本性相距遥远，也就是说，意识到了他的社会与他本人同思与行、情与言的统一整体的疏离。这种“感伤的人”的典型诗风是嘲讽，即否定，即对这样一种现象的抨击，它自称真实的人生，其实是人生的堕落（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生命的异化），它是造作、丑陋和不自然的；或者说，它是一首挽歌——确证了那个已然死亡的世界，那个无法实现的理想。这种区分完全不同于古典和浪漫（不论它们是指什么）之间的区分，因为它根本不涉及客观规律、普遍标准、固定准则或永恒的理想秩序的有与无。埃斯库罗斯、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莪相，浪漫主义的英雄们，被古典学派斥为狂放而野蛮的人，都是“素朴的”。古典主义的模范——戏剧、抒情诗、讽刺作品或史诗的作家：欧里庇得斯、维吉尔、贺拉斯、普洛佩提乌斯，文艺复兴时代的新古典主义作家，都是怀旧的、有自我意识的、极为“感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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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朴的艺术家同自己的缪斯女神喜结良缘。他把原则和常规视为理所当然，自由而和谐地利用它们，他的艺术的效果，用席勒的话说，是“祥和、纯洁和快乐的”。感伤的艺术家与自己的缪斯女神的关系则挫折重重，和她的婚姻颇为不幸。陈规陋习令他厌烦，虽然他可以在幻想中维护它们。他是个追求着安宁和得救的骑士首领，想要治好自己及其社会的内外伤。他得不到安宁。关于他，席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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