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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认为，人的本质是成为能动的存在，而他受到两种同样致命的危险的威胁：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斯库拉喻为倦怠、放松神经和堕落，人们放松了努力，开始寻欢作乐，或是变得清静无为，落入了聪明的操纵者设下的圈套，这些操纵者毁灭了一切荣誉、活力、统一性和独立性，代之以狡猾欺诈的规则，代之以官僚体制僵死的头脑，代之以无耻的操纵者可加以转化而使之对自己有利的各种规律，而且还有一支专家大军在助纣为虐——掌权的欺世盗名者及其走狗，或无所事事的讨好者和媚世的小丑，例如伏尔泰和狄德罗，“堕落的贵族丑角”，394以及热衷于模仿悠闲而喜欢享乐的贵族阶层的资产阶级。卡律布狄斯喻为狂妄理论家的专制主义——“因为其计划突然遭到反抗便会发疯的乐观主义者的血腥狂想”，395他随时打算屠宰现状，在其尸骨之上创造未来的幸福。这些供人选择的方案，就是不幸的十八世纪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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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使人们摆脱这种困境的羁绊？只能依靠道德的力量：依靠新人的出现，完美塑造出来的人，他们没有被恐惧和贪婪所迷惑，他们的想像力和感情没有被教条主义者所桎梏，或是被知识分子所腐蚀。索雷尔的观点类似于年轻时的托尔斯泰和尼采的观点——人生的完整性的观点，例如荷马时代的希腊人的人生，他们尚未被文明的怀疑主义和批判的追问所腐蚀。创造真正的人类纽带的，不是理性培养起来的共同持有的观念和成规，而是共同的生活和共同的努力。一切合作团体的真正基础是家庭、部族和城邦，其中的合作是本能的和自发的，并不依靠规则或契约或人为的安排。建立在某种人为的协议上、为了利润或功利的目的而组成的团体，如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机构所明确表现的那样，由于造成一种竞争的机会主义精神，从而扼杀共同的人性意识，毁灭了人类的尊严。雅典创造了不朽的杰作，直到苏格拉底的到来，他编造各种学说，通过传播怀疑和根除从人类最深刻最有生命力的本能中产生的牢固的价值，在瓦解联系密切、一度是英雄主义的共同体上发挥了极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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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便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写作的，他那时还是佩皮尼昂的一个市政工程师。他的朋友丹尼尔·阿累维向我们保证说，他那时没有读过一行尼采，他是后来才喜欢上他的。但是他们对苏格拉底的谴责却是一致的：尼采和索雷尔都站在指控他的人一边：正是苏格拉底，还有他的弟子柏拉图和那些大学问家们，是他们播下了毁灭人生的种子，引导人们去赞美抽象的东西、经院哲学，赞美沉思的或批判的哲学家和各种乌托邦方案，结果导致了希腊活力和希腊天才的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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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扭转这一堕落的过程？到什么地方寻求拯救？有一种古老的信条，人们传统上就是靠它来寻找安全：神学。有人认为，假如历史缺少某种终极目的——假如它仅仅是一系列偶然的事情，或是互不相关的各种插曲的混合物，历史便无意义。这被认为是不可想像的：理性拒绝仅仅把“粗糙的”事实加以排列的观念；必定存在着以达到某种目标或模式为鹄的的进步或发展过程；精神需要得到某种这样的保证：尽管存在着所有那些偶然的事变和衰败，故事总会有个幸福的结尾；或者是“天命”以其不可思议的方式把我们引向它，或者是把历史理解成某种伟大的宇宙精神的自我实现，所有的人，他们的所有制度，甚至整个自然，都是这种精神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着的展现。或者，也许是人类的理性本身，它不可能也不愿意永远遭受挫折，迟早会克服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发生于它自身的一切障碍，建立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作为理性生物的人能够实现他们自觉或不自觉追求的一切。这种希伯来信仰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混合物，以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的或世俗的形式，支配着过去三百年的观念，使许多有可能陷入绝望的人产生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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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寄托着人们的希望的关键性的精神传统——通过知识获得拯救的希腊信念，犹太——基督教关于历史就是神正论的信仰——被索雷尔一概否定。他毕生相信两种绝对性：科学的绝对性和道德的绝对性。科学虽是一件人工制品，或者恰恰因为它是一件人工制品，它使我们能够进行分类、预测和控制某些事件。科学在提出自己的问题时采用的各种概念和范畴，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变化，答案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却不会发生这种变化。然而它是一件武器，不是一种本体论，不是对实在的分析。伟大的科学机器不能为形而上学或道德问题提供答案：把人生的关键问题简化成手段问题，即技术问题，是没有理解它们的性质。认为技术进步与文化进步相一致，甚至是后者的保证，这是患上了道德盲目症。索雷尔写了一系列文章，以证明普遍的人类进步这种想法的荒谬性，它产生于把技术和人生混为一谈，或产生于十七世纪晚期的文人首先提出的他们必然优于古人的荒唐主张。至于神学或形而上学的人类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信念，只是捞取救命稻草的病态表现，是弱者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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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历史都不会提供安慰人心的手段：杜尔哥和孔多塞以及他们的十九世纪的门徒，是可怜的、受骗的乐观主义者，他们相信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它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这需要我们把它创造成这样，需要我们对压迫者和剥削者、毁灭人生的单调的平均主义者，对主子和奴隶，打一场漂亮仗，需要捍卫崇高和英雄主义，反对民主派和寡头派、书呆子和市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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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人或社会的健康是什么，他们的疾病是什么，索雷尔没有任何怀疑。荷马时代的希腊人生活在价值的照耀之下，没有这些价值，一个社会不可能具有创造力或伟大的意识。他们赞美勇气、力量、正义、忠诚、牺牲，尤其是斗争本身；对于他们，自由不是理想，而是现实：是对成功的努力的感受。后来（这种观点很可能来自维柯）出现了怀疑主义、诡辩、轻松的生活、民主主义、个人主义和堕落。希腊社会解体了，被征服了。罗马也一度是英雄主义的，但它向法制和生活的官僚化做出让步；晚期的罗马帝国是令人窒息的铁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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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教会曾高举人的旗帜。早期的基督教徒相信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仰的强度，它不允许具有腐蚀性的理智渗入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它拒绝妥协。早期的基督教徒本可以通过与罗马官僚妥协而使自己免受惩罚。但是他们选择了信仰、忠诚和牺牲。索雷尔一再说，让步最终总是导致自我毁灭。惟一的希望就在于不停地反抗那些削弱人们本能地感到为自己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因素的力量。当教会获得了胜利，开始同世界和平相处时，它也受到这个世界的传染，因此也堕落了：野蛮人皈依了基督教，然而他皈依的是一个世俗的基督教，所以他们也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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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时代的殉道者的基督教，是一场反抗堕落国家的保卫战，但它本身内在地有着一种社会的破坏力。基督教徒（斯多噶派也是如此）并不是生产者：《福音书》不同于《旧约》或希腊文学，是讲给穷人和隐士听的。一个对富人冷漠，满足于每日面包的社会，不会给热情而富有创造力的生活留出空间。基督教，就像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就像它的世俗模仿者——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切断了社会生活和灵魂的联系，在所到之处播下了清静无为、绝望和死亡的种子”396。给予凯撒的太少了，给予教会的太多了——它是个消费者组织，而不是（索雷尔所说的）生产者组织。索雷尔希望回到艰苦的约旦河农民的牢固价值或古希腊的城邦中去，在那儿，仅仅是对它们发出疑问，就被视为颠覆行为。他既不关心幸福，也不关心得救：他只关心人生本身的质量，关心人们常说的美德〔它非常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virtù（美德）〕。就像冉森派教徒一样，就像康德和浪漫主义者一样，他看重动机和个性，而不是结果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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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手中积累起的公共财富，对西罗马教会的衰败和灭亡起到了作用。然而衰败之后总会出现复兴的希望：维柯不是说过ricorso（循环）吗？——当一次历史循环在道德衰弱和堕落中结束时，新一轮循环，一个野蛮、有血气、简朴、虔诚而又强大的周期，就会使故事重新开始。索雷尔怀着尼采式的热情讲述这些事。果断地向衰败发起道德反抗的每一事例都令他着迷，所以受迫害的教会和抗争的教会的故事也令他着迷。他对教会的胜利不感兴趣，在对反抗和复兴运动的研究中，他提出了各种理论（在受到柏格森的影响后，更是有增无减）——社会神话理论、永恒的阶级战争理论、暴力理论、总罢工理论——并且成了这些理论最著名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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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堕落到最黑暗的时刻，社会机体也形成了抵御疾病的抗体——不做任何让步、坚持不懈拯救人类尊严的人。忘我的僧侣阶层、圣徒和殉道者，他们保护着人类不被晚期罗马社会彻底毒害。今天，是什么样的人体现着这些品质，具备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condottieri（雇佣兵队长）和艺术家的美德？那些美国的商人，那些勇于创业、充满创造力的产业巨子，也许具备这类品质，他们要用自己的意志压倒自然和别人。但是他们也受到资本主义普遍腐败的玷污，他们就是其中的领袖。在索雷尔看来，真正的这种团体只有一个：在劳动中得到拯救的人——工人，我们这个时代惟一真正具有创造力的阶级。无产阶级，在道德上没有受到资产阶级生活的玷污，在索雷尔看来是英雄主义的，他们具备天然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有着充沛的道德意识，知识分子的诡辩和决疑法对他们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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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最后的岁月里，在德雷福斯事件形成左派统一战线期间，索雷尔也许受德国人伯恩施坦的改良派社会主义的影响，支持一种工人阶级政党的想法。然而他很快又接受了工团主义记者拉加戴尔的立场，他的大量文章出现在其杂志《社会主义运动》（Le Mouvement socialiste）上。他认为，使人们真正团结在一起的并不是各种意见，因为信念只是一种肤浅的东西，是由玩弄辞藻和观念的意识形态宣传家散布的。只有真正的纽带，只有家庭——道德生活之不变的单位，就像蒲鲁东和勒普拉认为的那样——和共同事业中的殉道精神，尤其是共同的劳动、共同的创造，能够真正使人们团结一致，反抗非生物的自然（它为工人提供原料）和他们的主子（他们要剥夺其辛勤劳动的成果）造成的压力。工人不是一个为了追求权力或物质产品而结合在一起的政党。他们是一种社会形态，是一个阶级。正是天才的马克思发现了阶级的真正本质，他从它们同社会生产过程的关系这个角度来定义各个阶级的本质，改变并推动着这个过程的，则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索雷尔从未放弃过他对马克思的信念，不过他是有选择地运用马克思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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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从马克思那儿得出了他的人是能动的存在、是为劳动和创造而生的认识（并通过他本人对维柯的解释而得到强化）。由此又得出了人对自己的工具享有权利，因为它们是他的本性之扩展的认识。我们今天的劳动工具是机器。他相信，机械化是一种甚至比语言还要有效的社会粘合剂。所有的创造物，本质上都具有艺术性，工厂应当变成现代生产者的社会诗篇的载体。人类的历史不止是一个与人无关的技术进步的故事。各种发明、发现、技术和生产过程，包含着各种人类的精神尤其是意志的活动。人的价值，他们的实践，他们的劳动，是一个整体。索雷尔追随着维柯，坚信我们不仅是事件的承受者或旁观者，而且是参与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对索雷尔虽有感召力，但在索雷尔看来，他有时过于决定论了，特别是在他那些更为实证主义的解释者中间——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他们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都是喜欢la petite science（狭义的科学）的人。社会和经济规律并不是一根链条，不是一个严格的框架，而是可能的行动的指针，是通过行动并在行动中产生和发展的。未来是开放的。索雷尔拒绝这种决定论的阶段划分，拒绝“具有走向必然结果的铁的必然性的趋势”，《资本论》中就充满了这种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强大的民族有益的人生学说；它把意识形态贬低为只有工具的作用”397。索雷尔对历史的看法和黑格尔一样，它是一部由人来充当作者和演员的戏剧；它首先是生命的力量和衰败的力量之间的斗争，是能动性和被动性、动力和懦弱与投降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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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认为，马克思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是他的阶级斗争是一切社会变革之根源的观点。创造永远是一场斗争：古希腊的文明，在索雷尔看来，是以它那些在大理石上进行创作的雕塑家为象征——反抗石头，这种反抗本身就是创造过程的本质。在现代工厂里，斗争不仅存在于人——工人——和提供原料的自然之间，而且存在于工人和雇主之间，后者通过剥削别人的劳动力榨取剩余价值。在这场斗争中，人就像钢铁一样得到了锻炼。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自尊，他们的相互团结都在增长。他们也培养出了正义感，因为按照蒲鲁东（索雷尔受益于他，更甚于受益于马克思）的观点，正义来自义愤感，而这种义愤又是因为对别人受到的羞辱而产生的。侮辱别人，也是对所有人的侮辱——他们的人性就是我们的人性；对人的尊严的践踏，是践踏者本人、受害者和第三者都能感觉到的；他们内心共同感受到的抗议，就是对正义和不正义的意识。正是这一点，使一些社会主义者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和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团结起来驳斥军队和教会的诡辩，把索雷尔和夏尔·贝玑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绝对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愿意同任何不愿看到法国为此蒙羞的人合作。他在1899年谈到亲德的工人站在饶勒斯一边，为“真理、正义和道德”398进军时表现出的“可敬的热情”，不久后他又猛烈抨击饶勒斯缺少这些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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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对索雷尔来说是个绝对的价值，它不随历史而变化。他这种认识可能和康德或蒲鲁东的情况一样，其根源是一种严肃的教育。索雷尔害怕感伤的博爱主义；他认为，当人们对人类的罪行不再感到害怕时，这将意味着他们的正义感的丧失。更能说明博爱主义民主的，是野蛮的惩罚，而不是漠不关心或给予宽恕的感情倾向。他对自己在当时的法国公共生活中看到的正义感——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对绝对道德标准的直觉——的淡漠所表现出的义愤，促使他从一种极端疗法转向另一种极端疗法，使他否定他怀疑对愚蠢和邪恶的事物表现出妥协倾向的任何事情。在索雷尔看来，缺少绝对道德价值的意识，认为道德意志在人类生活中不起决定性作用，是马克思的一个最严重的弱点：他太历史主义、太决定论、太相对主义了。索雷尔的不妥协的唯意志论，是他的整个世界观的核心；马克思过于重视经济学，缺少足够的伦理学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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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道德价值的承载者是无产阶级。只有工人真正尊重劳动、家庭、牺牲精神和爱。他们是质朴的、高贵的和诚实的。对于他，就像对于法国工团主义的真正奠基人费尔南德·佩罗蒂埃一样，他们是蒙受神恩的人。他们对于索雷尔的意义，就像农民对于赫尔岑、“人民”对于赫尔德和民粹主义者、“民族”对于巴雷斯的意义一样。正是这种他和某种类型的保守派共同持有的传统主义，以及他与简朴而虔诚的玛丽亚·戴维的家庭生活的性质，加强了他这种意识：工人的道德尊严，同那些在民主中获胜的圆滑的聪明人的性格和价值观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在蒲普东、贝玑、佩罗蒂埃身上，以及在为了正义和独立不惜任何代价的另一些战士的身上，他发现了或认为自己发现了这种不寻常的真诚。他在保皇派文学家，在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所有对共和国趋炎附势的支持者及其煽动家的反抗行动中，寻找着这种真诚。因此他对戴鲁莱德的民粹派民族主义缺少同情，就像他对整个布朗热阵线的态度一样；他也许会赞成“火十字架运动”（Croix de Feu），但他绝不会赞成布热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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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同马克思的关系更难以说清：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中心因素；普遍而永恒的观念只是暂时的阶级利益的遮羞布；人是一种自我改造的、创造性的、发明工具的生物；无产阶级——生产者——是人类最高价值的承载者；他从来没有放弃这些思想。然而他否定把价值和事实混为一谈的整个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目的论。索雷尔坚信绝对道德价值：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决定论，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更不能接受基本的道德或政治原则的问题可以由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加以解决的观点；或者基于模仿自然科学方法的技术能够解释清楚所有的历史和艺术、所有的宗教和道德都见证了其永恒与力量的观念或价值；或者是能够用机械的或生物学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的行为的观点，就像信奉“狭义科学”的实证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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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认为，不管是道德价值还是美学价值，虽然它们的形式和具体应用方式可以有异，但它们是独立于事件的进程的。因此他认为，对艺术作品的社会学分析，不论是出自狄德罗还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证明了他们严重缺乏美学意识，他们看不到创造性行为的神秘性，看不到艺术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过，他在揭露敌人的动机时，却没有表现出一贯性。他很乐于采用由这样一些人提供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工具，他们通过“揭示”伪装成不变规律或同利益无关的理想和利益，探索真正的行为根源。所以他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规律不是自然规律，而是按照某个阶级的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人类制度。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把它们视为客观必然性，等于是把它们固定化，这是受到阶级操纵的一种幻觉，他们为了对自己有利，才把它们说成是永恒不变的。但是他又借助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推断，认为自由选择的努力和斗争能够改变许多事情；他同一些正统派结为同伙，坚信在生产力同制度和观念的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和可预测的因果关系。但道德的绝对性是不可触动的：它们并不随着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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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索雷尔来说，历史的潮流要比马克思所设想的更为狂野不羁：社会是一个创造物，是一件艺术品，而不仅仅是（国家大概是）经济力量的产物。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言过其实；为了对抗唯心主义或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历史学说，这样做也许是必要的（就像恩格斯承认的那样）。但是他认为，这些理论最终有可能导致未来的社会制度可以预见的信念。这是危险的和有欺骗性的乌托邦主义。这种幻想可以激发工人，但也能够武装专制主义。就算工人战胜了资产阶级，除非他们被教育成有创造力的人，否则，仍有可能从其阶级内部产生出具有压迫性的教条主义的知识分子精英。他谴责马克思过于依赖黑格尔那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世界精神，虽然他相信马克思知道科学（尤其是经济科学）并不是一座可以碾碎你所遇到的任何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的“磨坊”。399一切取决于应用方式。马克思本人不是说过“凡是给未来拟定纲领的人都是反动派”400吗？据索雷尔说，马克思也不相信工人阶级的政党；因为政党一旦执政，很可能会变成专制的，也不愿自动下台，不管它的宣言说过些什么。索雷尔告诉我们，马克思终究只相信阶级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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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被严重索雷尔化了的马克思：索雷尔否定了马克思思想中被他视为政治观点的一切——马克思的工人政党的概念，他的革命组织的理论和实践手段，他的决定论，尤其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信条，索雷尔认为这是镇压性的雅各宾主义中的最恶劣因素的邪恶再生。甚至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作为真正的人类历史之起点的无阶级社会，索雷尔也完全不放在眼里：这显然是个过于概念化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他宣布，“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教义，不是一个宗派，不是一种政治体系；它是指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教育、建立起新制度的工人阶级的解放”401。对他来说，无产阶级是个受到他们所从事的劳动的性质的训练和鼓舞的生产者团体。这一点决定了他们是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政党。无产阶级不仅仅是心怀不满的群众；无产阶级革命也不仅仅是穷人对富人的反抗，不是意大利社会中的popo-lo minuto（小人物）在一个自封的总司令的组织和领导下的反叛，即巴贝夫或布朗基所倡导的那种起义，因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今天的真正的社会革命，必须是一个英雄主义的生产者和创造者阶级对剥削者及其走狗和寄生者的反叛，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除非——这是马克思关键性的发现——社会达到了技术发展的某个阶段，真正有创造性的阶级培养出了自身的道德人格。（对生产者——无产阶级——的文化之内在价值和革命品格的强调，使葛兰西站在索雷尔一边反驳他的诋毁者。）索雷尔似乎没有设想过这样一个机械化的社会，它足以产生把管理者和工人都笼罩于其中的技术官僚体制，它的社会动力被工业体制的绝对规模所要求的组织所窒息。据丹尼尔·阿累维说，处在世纪之交的法国，尤其是巴黎及其周边地区，同英国或德国相比工业化程度相对不高。索雷尔更接近一个蒲鲁东的世界，而不是通用汽车或帝国化学公司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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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冲突能够使人净化和坚强起来。它创造牢固的团结和休戚与共；不管什么社会形态的人都可以加入的政党，则是不稳定的结构，易于变成机会主义者的结合和联盟。这就是民主的罪恶。它不仅是受到马克思主义者谴责的欺骗工具，而且纯粹是受资本家控制的运动；但是民主的理想——民族统一、调解分歧、社会和谐、献身共同的幸福、卢梭的高于派别之争的公意，所有这一切都破坏着惟一能够使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即斗争和社会冲突。最致命的民主制度就是议会，因为它依靠妥协、让步和调解；即使我们忘记了工团主义者谈到过那些诡计、闪烁其辞和虚伪，政治联合也意味着英雄主义的彻底死亡，当然也是道德本身的死亡。不论议会成员过去多么好战，他在各种委员会、议会投票厅和内阁中，难免会同阶级敌人和平地进行联络甚至合作。索雷尔认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很容易变成出色的资产阶级。丑陋的事例就摆在我们眼前——米勒兰、布里安、维维亚尼和轻松赢得民心的颇有蛊惑力的煽动家让·饶勒斯。索雷尔对这些人一度寄予厚望，但是他失望了。他们和另一些人一样，统统变成了肮脏的蚯蚓、诡辩家、盗贼和阴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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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甚至走得更远。在什么东西都有的地方，在软弱得失去了抵抗力的地方，不可能有创造的活力。除非敌人——不是寄生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而是资本主义势力的领袖——本身也精力充沛，像男子汉一样发起反击，否则，工人便找不到与自己的钢铁意志相匹配的敌人，他们自身便也会堕落。只有反抗强大而朝气蓬勃的对手，才能真正培养出英雄主义品质。因此索雷尔希望资产阶级也能够培养出更强健的体魄。没有哪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接受这种观点，甚至温和的改良派，甚至像伯恩施坦这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剧、用和索雷尔一样的语言宣布“目标不算什么，运动就是一切”402的人，也不会接受这种观点。索雷尔把自己的视线从工人阶级最后胜利的结果上移开，他只关心事物的兴衰、创造性的社会和阶级以及衰败的社会和阶级。社会生活中不可能存在完美，不可能有最后的胜利。只有在艺术，在这种纯粹的创造性活动中，才能达到这一境界。伦勃朗、雷斯达尔、弗美尔、莫扎特、贝多芬、舒曼、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德彪西、德拉克洛瓦和他那个时代的印象派画家——这些人能够在其艺术中达到无法超越的顶峰。因此他攻击那些为了出名或金钱而出卖才华的人。你可以厌恶梅耶尔比尔，但不能指责他：他是其时代和环境的真正产儿，他的技法就像他懂得如何去讨好的听众一样粗俗。马斯涅就不同了，他糟蹋自己真正的才华以取悦资产阶级大众。他似乎认为，法朗士也有些类似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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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科学和天才的个人那儿有可能达到的完美，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索雷尔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戏剧脚本：剥夺剥夺者、无产阶级专政、各取所需、国家的消亡。他无视实践的问题；他对新制度下实行的管理生产、分配、交换的方式不感兴趣。对于不承担至少某些很难说是创造性的工作是否有可能消除匮乏，他也不感兴趣。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把这样一个人当做自己人，是很难为此而指责他们的：他希望保留敌人，他从来不谈一个自由社会的理想，即生产者联合起来征服没有生命的自然，反而宣称“假如无产阶级通过运用暴力……使中产阶级恢复一部分过去的活力，事情也许还有救”403。他似乎也不关心贫困和苦难问题，反对破坏工厂，因为这是故意破坏人们的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如果有人谴责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革命恐怖，诅咒雅各宾党人——马克思将其视为自己的先驱，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列宁——是暴君和空想家，他是没有资格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索雷尔谴责道德感情不纯洁、出自受资产阶级毒害的动机的行动。他说：“贫穷的知识分子很乐意看到富商被送上断头台，他们这种强烈的妒嫉是一种恶劣的感情，它至少不是社会主义的感情。”404他只关心维持英雄主义的生命力、勇气和强健，如果胜利使胜利者失去敌人，这些东西也会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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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清楚自己的立场很古怪，他在揭露其同盟的弱点和混乱中体验着一种恶作剧的快感。他宣布，社会主义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就会死亡。他没有做任何努力去影响任何活跃的社会或政治团体。他一直忠于自己的誓言：做个孤独和独立的人，做个自食其力的人。如果说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和他相似的人，那就是维也纳的评论家和记者卡尔·克劳斯了，他也关心着道德观念，关心着生命和文学风格的维持。405甚至赞赏活力、风格、拿破仑品质、“生命力”的萧伯纳，也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马克斯·阿德勒、西德尼·韦伯这类博学的理论家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另一些大人物更类似于索雷尔。在他看来，后面这些人代表着他深恶痛绝的一切——枯燥乏味、小聪明、当今的诡辩派；他们是把每一次生命冲动都变成抽象公式、变成乌托邦蓝图和学究垃圾的学者和注释家。他对他们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而他们的回报则是对他完全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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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勒斯把索雷尔称为工团主义的形而上学家。事实上索雷尔相信，人类的每一颗灵魂中都隐藏着形而上学的余烬。如果有人能让它死灰复燃，它就会变成一场熊熊大火，把中庸之道、陈规陋习、懦弱表现、机会主义以及同阶级敌人的腐败交易烧个精光。只有解放生产者，即工人，尤其是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的人，才能拯救社会。工团主义的奠基人是正确的：必须保护工人不受专家、意识形态宣传者和教授的支配——柏拉图的邪恶理想中的知识精英，即巴枯宁所说的（他心里想到的是马克思）“书呆子治国”（pedantcracy）。索雷尔问道：“你能想像还有什么事情比教授的统治更可怕吗？”406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往往倾向于变成无根的知识分子或没有祖国的犹太人——没有家园，没有自己的人，“没有祖先的坟墓需要保护，没有遗迹需要守卫以防野蛮人的破坏”。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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