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830399 对威尔第的抨击尽人皆知。它们来自许多角落。在英格兰，乔利先生说他的音乐太吵，也就是说，和罗西尼或博耶尔迪厄等人相比，太庸俗。回到罗西尼或贝利尼的愿望并不限于北方的保守派——它也来自意大利人，至少应当指出，它就来自罗西尼本人。当然了，主要的嘲笑是来自新音乐的倡导者：瓦格纳派和李斯特派，所有那些最具自我意识的、超音乐的和“感伤的”人，来自音乐代表着灵魂在天国复活这种信仰。后来指责瓦格纳是个冒牌先知的博伊托，当时就深陷在这种信仰之中。他对威尔第的严厉抨击家喻户晓，所以也就不必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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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01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威尔第是新美学信念的最大和最有势力的障碍：把弹药浪费在帕西尼、墨尔卡丹或梅耶尔比尔、奥柏或阿累维身上是不值得的，当时的统帅是威尔第：他是罪魁祸首，是强大而天才的传统主义者。东方发出的攻击甚至更猛烈：斯拉夫世界伟大的新民族乐派，尤其是俄国人。巴拉基列夫、鲍罗廷、穆索尔斯基和斯塔索夫，都厌恶威尔第：不是因为他偶然表现出的陈腐和庸俗——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细节，而是因为他的力量所依靠的那些品质，因为他接受、认同于可憎的“程式”（formula）——歌剧的常规。受民粹主义理想鼓舞的俄国人，不为人知的大师达尔哥梅日斯基（他们认为他是第一流的天才）的弟子们，信奉音乐的现实主义，信奉语言、情节、表现、音乐、历史和社会意识有着最密切的相互关系。他们确实发明了用来表达个人和群体“真实的”内心及外在生活中最细微的心理差别的半吟诵的方式。当布索尼声称爱情场景不应出现在舞台上——因为最亲密的事不应出现在大庭广众——时，这位最世故的人不管多么不自觉（告诉他这一点也许会让他大惊失色），他反映的就是这种文学现实主义。俄国人公开反叛帕伊谢洛、切鲁比尼、罗西尼、多尼采蒂和贝利尼的意大利歌剧。过了那么长时间，这群可怜的歌剧供应商才终于呈现出衰败的迹象。但威尔第却使传统重新焕发活力，再次征服了音乐听众，使其接受那种该死的“程式”，如可以拆解的歌剧“编号”顺序，能够按任何顺序演出的拼凑之作，譬如威尔第曾带着他的歌唱家在欧洲巡演的《安魂曲》。他们否定了所有那些可独立成篇的咏叹调、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和合唱，那些不可缺少的长倚音和生硬插入的小咏叹调，那些千篇一律、很容易预想的乐队伴奏，以及那些扼杀了对真实经验之生动表现的可怕的老套子。在他们看来，《伊戈尔王子》386才是自然发展的和“真实的”，而《唐·卡洛斯》和《茶花女》就像是用些无聊的小玩意儿装点起来的圣诞树。他们也不更喜欢瓦格纳——在他们看来，用博伊托的话说，他是个“传播混乱的喧嚣声的浮夸之辈”。387他们的同事塞洛夫因为赞赏并模仿这位大师，干脆被轰出了民族乐派的阵营。他们的上帝是李斯特和柏辽兹。而最强大的敌人总是非威尔第莫属，他们看待他，就像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看待十八世纪法国的品味仲裁者一样：空洞、浮华、造作、趾高气扬，毫无新意、毫无价值。李斯特和柏辽兹就是（音乐中的）卢梭——回到自然的色彩和声音中去，回到真实的个人情怀中去，摆脱马里沃、克雷比永、马蒙泰尔，尤其是伏尔泰等标准作家的腐败而商业化的矫揉造作；这是些手舞足蹈的大师，他们在无聊而又无所用心的沙龙的小摆设中间，卖弄着扑粉的假发、押韵的对话和编造的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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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03 就一百年前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情况而言，这就是“感伤的人”对“素朴的人”的攻击：这也许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同样是言过其实和刚愎自用的。威尔第走自己的路，他受到了伤害，但他始终心平气和，泰然自若。毫无疑问，他不属于波德莱尔、福楼拜、李斯特、瓦格纳、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穆索尔斯基的新世界。没有理由认为他明白这一点，或假如他明白的话，他会很在意这件事。他是人道主义在音乐中发出的最后的、没有自我对立的伟大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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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05 不论他的音乐多么精致，其中自始至终找不到自我意识、神经质和颓废的痕迹。在意大利的音乐中，我们要等到博伊托、普契尼及其追随者到来后，才能看到这些东西。他是用积极、清新和朴素的色调描绘人生的最后一位大师，他要直接表达人类永恒的基本情感：爱与恨、嫉妒和恐惧、义愤和激情；人人都了解的哀伤、暴怒、恶作剧、残忍、讥讽、幻想和信仰。在他之后，这种风格已经难得一见了。自德彪西以降，不论是印象派的还是表现派的，新古典派的还是新浪漫派的，全音阶的或半音阶的，十二音体系的、任意堆砌派的还是具象派的，或是它们的综合，音乐的纯真已然消逝。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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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07 为了摆脱晚期德国浪漫主义的自我膨胀和可怕的臃肿病，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风格。但是，向巴赫或佩尔戈莱西或杰苏阿尔多或马肖的回归，却是一种寻找解毒药的自觉努力。这当然产生了许多具有原创性和十分迷人的音乐，它们是反伤感的，因此它们本身也是伤感的，因为它们是自我反思的、有自我意识的、受信条影响的音乐，是利用各种理论和宣言——新天主教的（索莱姆）、超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全音阶）等等——为自己辩护的。从瓦格纳或柏辽兹或德彪西或俄国作曲家那儿，我们可以期待着意识形态宣言、纲领性声明和咒语，但是，如果狄更斯或大仲马签署了一份有关文学作用的宣言，几乎会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同样，一份出自威尔第之手的有关意大利歌剧的美学和社会意义，或它同commedia dell’arte（即兴喜剧，譬如在博伊托或布索尼作品中看到的那种）的关系的profes-sion de foi（信仰宣言），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它是毫无根据的编造。各种宣言是个人或集体的反叛或反动的象征；也就是说，威尔第经常被称为十九世纪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十分正确的。他远离这种通常被视为那个时代中心特征——它的典型的病态——的特有状态，也许正是他作为一名艺术家和作为一个人的个性中最令人着迷的东西。就此而言，他后无来者。至少在音乐中，他是最后一名素朴的天才艺术家。“回归”威尔第的愿望本身，也变成了一种难以治愈的怀旧病，严格地说是一种非威尔第的“感伤”，他本人与这种东西完全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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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09 当这场感伤运动处在高潮时，即大约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德国和反德国的（例如法——俄的）音乐公众（及评论家）视为威尔第的通俗和平庸风格的东西，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却再次出现了，就像这个伟大传统一次最新的直接表达，这是十分自然的。在与如下追求的有意识比较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追求遥远或异域的东西——倒退的征象，以及从时空上极为广阔的各种传统——中世纪或“理性时代”的音乐，或东欧、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岛国的民间传统的遗产——中找到安适或新生活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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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11 高贵、简单，具有一定的整体活力和创造与组织的天然力量，威尔第是一个已然消失的世界所发出的声音。今天，不论在最高深的听众还是最普通的听众中，他都享有巨大声誉，这要归因于一个事实：他用最直接的语言，表达了永恒的意识，就像荷马、莎士比亚、易卜生和托尔斯泰曾经做过的一样。这就是席勒所说的素朴。在威尔第之后，音乐中就再也听不到它了。威尔第今天在高雅音乐艺术中享有无可争议的牢固地位，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健康因素的标志。这种现象的社会学原因，正如威尔第在他那个时代的地位一样，本身就是十分有趣的题目，却是我没有资格谈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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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16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1701829027]

1701830417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乔治·索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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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19 索雷尔向来是个很暧昧的人物。对于十九世纪的另一些思想家和预言家，人们可以放心地进行分门别类。穆勒、卡莱尔、孔德、达尔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瓦格纳和尼采，甚至马克思，他们的学说、影响和个性，在思想史的博物馆中皆已各就其位，而索雷尔却一直像他生前一样无所归属。左右两派中都有人宣扬他或否定他。他确如他的一小撮弟子所说，是个有着破坏性天才的勇敢的创新者呢？还是像乔治·李希泰姆所言，不过是个浪漫派的记者？或者用G.D.H.柯尔的话说，是个“为鲜血而呻吟的”389悲观主义者？或者同马克思一起（按克罗齐的说法），是社会主义曾拥有过的惟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或者是个著名的糊涂虫，就像列宁不客气地描述的那样？我不想强求答案。我只想谈谈他的一些主要的观点，以及——用那个被严重滥用的字眼说——它们同我们时代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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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2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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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23 乔治·索雷尔1847年生于瑟堡。其父是个失败的商人，他的家人不得不过着极为节衣缩食的生活。据他的堂弟、史学家艾伯特·索雷尔说，乔治·索雷尔很早便表现出不凡的数学天才。他于1865年成为巴黎理工学院的学生，五年后作为工程师进入公共工程部（桥梁和道路部）。在随后二十年里，他主管过各种外省城镇的事务。1870年和1871年的灾难期间他在科西嘉。1875年他病倒在里昂的一家旅馆里，由一位名叫玛丽亚·戴维的女仆服侍他。她是个来自萨伏伊的极为虔诚和粗通文字的农民，他同她组成了一个家庭。他在信中把她称为自己的妻子，其实他从未跟她成婚，这很可能是出于对家人愿望的尊重，他们显然对这种不般配的婚姻感到愤怒。两人的关系似乎十分幸福。他教给她知识，也从她身上学习，当1898年她去世时，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个神圣的形象，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珍藏着对她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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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25 直到四十岁以前，他一直过着法国政府小官员的典型生活，平静、闭塞、藉藉无名。1889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著作。1892年他四十五岁那年，在获得了“首席工程师”的头衔并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时，他突然辞职。从这一刻起他才开始了自己的公共生活。他母亲留给了他一点儿家产，这使他得以迁居巴黎。他住在宁静的市郊塞纳河畔布洛涅，直到三十年后的1922年在那儿去世。1895年他开始给左派报刊写稿子，此后便成了法国最有争议的政治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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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27 他好像没有固定的立场。批评他的人，经常指责他所追求的事业飘忽不定：他年轻时是正统派，到1889年时依然是个传统主义者，1894年又成了马克思主义者。1896年他以赞美的语气写过维柯。1898年，在克罗齐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的影响下，他开始批判马克思主义，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又被亨利·柏格森的言辞深深打动。他在1899年是个德雷福斯派，在随后十年里是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到1909年他又变成了德雷福斯派的死敌，并且在此后两三年里，成了编辑《法兰西行动》这份杂志的保皇派分子的盟友和神秘民族主义的支持者。1912年，他以赞赏的口气讨论墨索里尼那种好战的社会主义，1919年对列宁更是赞赏有加，至死都全心全意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且在去世前的几年里，他还暗中欣赏着“Duce”〔领袖（墨索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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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29 对于一个政治观点变化如此剧烈、如此不可预测的人，对他的思想能够给予多少信任呢？他并没有声称自己一以贯之。他在1903年给他忠实的笔友、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写信说：“我每天都根据当时的需要写作。”390索雷尔的著作既无一定之规，也不成体系，别人的体系也打动不了他。他是个咄咄逼人而又热情的善谈者，而且就像不同时代著名的善谈者——狄德罗、柯勒律治、赫尔岑和巴枯宁——一样，他的著述都是些应时之作，没有条理，或是一些未完成的断章残篇，充其量是受当前事件的激发写成的尖锐的论战性短文或小册子，并不打算符合某个条理分明的理论体系，而且他也无力做到这一点。然而在他的文章和言论中，却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使它不是一种学说，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它反映着一种独特的性情，一种不变的人生观。他的想法让他的朋友和对手都感到着迷，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内在品质和力量，还因为当时只局限在很小的知识分子圈里的东西，如今已经变成了世界范围的。索雷尔生前充其量被视为一个好参与论战的记者，一个笔锋遒劲、偶尔迸发出不凡见识的业余学者。他太任性，太不合常情，很难引起那些严肃而忙碌的人的注意。在这件事上，已经证明了他比他那个时代许多可敬的社会思想家更令人生畏，他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是毫不在意，或是不加掩饰地报以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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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31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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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33 凡是关心人类境况的哲学家的思想，说到底取决于他对人是什么以及人能做到什么的认识。要想理解这些思想家，更重要的不是理解他们那些用来维护其观点、驳斥真实或可能的反对意见的最强大论证，而是去把握他们的这一核心观念或意象（它有可能并不明显，却决定着他们的世界观）。支配着索雷尔的是这样一种idée ma，tresse（主导意识）：人是创造者，他只能在创造中，而不是在被动接受或随波逐流中，成就自身。他的心灵不是一个对可以用人类科学加以分析、描述和预测的刺激因素做出反应的机器或器官。对于索雷尔，人首先是一个在其劳动中并通过这种劳动来表现自身的生产者，一个以其活动改变自然物质的创新者，他努力根据内心体验到的、自发产生的形象或模式来塑造这些物质。生产活动本身使这种模式出现，并改变着它——它自由地完成自身，不遵守任何规律，它被理解为一种创造力的自然流露，这种创造力只能用内在感受而不是科学观察或逻辑分析去把握。关于人是什么以及能够是什么的所有其他观点都是荒谬的。历史表明，人本质上不是幸福、和平、知识、权力或可以使其获救的另一种生活的追求者——至少它们不是人的首要目的。他们追求这些，是因为人类自己真实的人性堕落了，是因为教育和环境歪曲了他们的思想或性格，或是把他们变得低能而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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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35 人在表现最杰出时，即在最符合自己的人性时，首先是通过个人以及他周围的人，在自发的、无拘无束的创造性活动中，在把他的个性加之于不易改变的环境的工作中，追求自我完美。索雷尔引用他的敌人克里孟梭的话：“一切活着的东西都在抵抗。”391他就像相信自己一生中的任何事情一样，强烈地相信这个主张。主动行动而不是被行动所左右，做出选择而不是被选择，给我们在自然界和思想界发现的混乱赋予一种规范——这才是艺术和科学的目的，才是人类的本质之所在。对于试图减少他的能力，剥夺他的独立性和他的尊严，挫败他的意志，毁灭使他可以有独特的自我表现的一切，使其变得整齐划一、失去个性、单调乏味并最终消失的每一种力量，他都进行抵抗。人只是在自己的劳动中并通过他的劳动，才能生活得完美，而不是通过屈服于外在的压力而获得消极的享受、和平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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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37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观点。这是对尤其同法国文明相一致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伟大反叛的中心思想，它激活了宗教改革后德国更为极端的新教教派，并在十八世纪末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它赞美人类意志的第一性，反对物质力量和冷酷的理性知识。这里不是讨论浪漫主义起源的地方。然而，除非认识到在索雷尔思想中引起冲动的是一种他和一些早期浪漫派作家所共有的热情信念，即追求和平、幸福或利润，汲汲于权力、财富、社会地位或安宁的生活，是对任何人——假如他认真思考一下的话——都知道的真正人生目的的可耻背叛，除非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就不可能理解索雷尔或他的观点的影响的。这种人生的目的就是：努力创造出与创造者的称号相称的东西；努力成为有价值的人，做有价值的事，并且尊重别人的这种努力。劳动的尊严的观念，同圣保罗的劳动义务观相反的劳动权利的观念，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它就是从这种浪漫主义思想中产生的，它是德国思想家，尤其是受到最真诚的路德教虔敬派熏陶的赫尔德和费希特，给欧洲人的意识打上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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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39 索雷尔终其一生，对当时巴黎的资产阶级生活深恶痛绝，虽然他采用的是自己的方式，但其强烈程度绝不亚于福楼拜，他在性情上和后者也有些相同之处。这种态度与冉森教派对享乐主义和物质崇拜的双重罪恶的痛恨有关。在第三共和国时代的早期，法国政治生活中的机会主义和腐败，和1870年后的民族羞辱感一起，对于他就像对于许多法国人一样，可能一直是一种挫折体验。但是对于路易·菲利普统治下的那个贪婪的、你争我夺的巴黎，或第二帝国时期那个金钱至上和追求享乐的巴黎，他似乎不可能还有别的感受。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商业化的、扬扬得意的、无耻放荡的、懦弱而愚蠢的社会，它给人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感受，充斥于那个时代的作品之中：蒲鲁东、卡莱尔、易卜生、马克思、波德莱尔和尼采的著作，以及当时几乎全部最著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广泛地反映着这种态度。这是身为作家的索雷尔自始至终所归属的传统。公共生活的腐败，在他看来比古希腊衰败或罗马帝国消亡时的情况还要严重。充满欺诈与伪善的议会民主制，在他看来是对人类尊严令人作呕的冒犯，是对人类正确目标的嘲弄。民主政治就像个巨大的股票交易所，人们在那里毫无廉耻、无所惮惧地买卖着选票。人们被无耻的政客、残忍的银行家和邪恶的商人所欺骗或背叛；avo-casserie et écrivasserie（讼棍和下流文人）——律师、记者、教授，在一个由可憎的傻瓜和狡猾的无赖、骗子和受骗者组成的世界里，为金钱、名望和权力争得你死我活，而养活他们的则是“受到人道主义麻痹的”欧洲“民主泥潭”392里受剥削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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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41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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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43 西方社会思想的传统，一直靠着两个核心信条来维持。第一个信条教导人们说，人类的苦难、愚蠢和罪恶的终极原因，是无知和精神的惰怠。从柏拉图到孔德的理性主义者一直认为，实在是个单一的、可认知的结构：理解它并解释它，以及理解一个人自身的天性及其在这个结构中的位置——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揭示出在特定的条件下什么可以实现，什么不可以实现。人一旦知道了主宰着这些事情的事实和规律，那么要想得到幸福、和谐、聪明或美德，他就只能遵循惟一的道路通向知识向他昭示的目标。做一个理性的人，甚至做一个正常的人，就要追求数量有限的人生自然目标中的一个或若干个。只有对它们一无所知，或是对达到它们的正确手段一无所知，才会导致苦难、罪恶或失败。这种信条的科学或自然主义的版本，激发了启蒙运动以及它在随后两个世纪——直到我们今天——所采取的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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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45 索雷尔完全拒绝这种观点。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相信世界是一个理性的和谐体，或人的真正的完美取决于理解自己的创造者——一个人格化的神，或一个非人格的自然——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安排的正确位置。在马克思和几乎被人遗忘的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索雷尔是他在十九世纪的少数几个有眼光的读者之一——的影响下，索雷尔相信人所拥有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的不懈的劳动。自然科学当然是人类努力的成果，然而它并不像十八世纪的实证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是自然的一个摹本或地图。他们，以及他们的现代弟子，在这一点上搞错了。存在着两个自然：人为的自然，即科学中的自然——一个由理想化的物质，如原子、电子、质、能量等等组成的体系——是用观察到的一致性编织出来的虚构，尤其是在离人的日常关切相对遥远的领域，比如天文学的领域，人们人为地采用数学方法，以便能够找出宇宙的某种运行结构，并且预测和控制它的各个部分。建构这种自然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受着人类的目标的制约：他们从宇宙中抽象出那些让人类感兴趣并具有足以使他们做出概括的规律性的方面。这当然是一项辉煌的成就，然而它是一项创造性的想像力的成就，而不是对实在之结构的准确复制，它不是一张有关实在的地图，更不是它的摹本。在这些公式之外，在用来建构该体系的那些想像出来的物质和数学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本然的”自然（“natural”nature）——真实的东西，它混乱而可怖，混杂着各种不受支配的力量，人必须同它们做斗争，假如他想生存和创造，他至少要部分地服从这些力量；这当然需要他的科学的帮助。但是，前一个自然，即人造自然的属性，是他的理智的建构（它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假设实在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一个合理的结构，它的逻辑必然性就暴露在理性面前），一个奇妙而严整的系统（一个理性的人除非丧失理性，不可能认为或希望它是另一种样子，所以他必须为此而感到幸福和完美）——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谬论。自然不是一架完美的机器，也不是一个有机体，或一个合理的系统；这是一片原始丛林：科学是我们所能得到的一门探索它的最好的艺术。当我们把这种操纵扩大到人类时，我们就是在贬低他们，使他们失去人性，因为人并不是行动的客体，而是行动的主体。如果基督教给过我们什么教诲的话，那就是它使我们认识到，宇宙中惟一有绝对价值的东西就是人的灵魂，它是在行动、想像、创造并抵抗与之作对的非人力量的惟一的东西——除非这些力量受到抵抗，否则，它们必然会奴役我们并最终把我们碾成粉末。这是永远悬在我们头上的威胁。于是人生变成了一场永恒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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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47 否认这一真理是浅薄的乐观主义，这是浅薄的十八世纪的特点，而索雷尔和卡莱尔一样，毕生对它嗤之以鼻。自然规律并不是描述的文字，他从威廉·詹姆士（大概还有马克思）那儿知道，它们是战略武器。克罗齐告诉他，我们的范畴是行动的范畴，当我们的能动自我的目标改变时它们也改变着我们所说的现实：它们并不像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确定了超越时间的真理。“我们视为物质的或基础的东西，或多或少地完全不受我们意志的左右。倒是形式更符合我们的自由。”393与行动无关的、试图超越经验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所擅长的各种体系和理论，不过是人们为了回避现实的混乱而藏身于其中的抽象观念；科学的（和政治的）乌托邦就是用它们编织出来的；用来吹嘘这些乌托邦的有关我们未来的伪科学预测，不过是现代的占星术。当把这些方案运用于人类时，它们就会造成可怕的灾难。把我们的建构和发明跟永恒的规律或神圣的戒律混为一谈，是人类最致命的骗术之一：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把两种自然，即真实的自然和人为的自然混为一谈，实在是太糟糕了。然而大体上说，那些“哲人”甚至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他们只是些谈论科学却不加以实践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家。《百科全书》并没有改进人们真正的知识和技能。有关科学作用的意识形态顺口溜和乐观主义杂文，并不是科学。它们仅仅导致了实证主义和官僚体制，导致了la petite science（狭义的科学）；当理论被无情地运用于人类事务时，其结果就是可怕的专制主义。索雷尔几乎是在说着威廉·布莱克的语言。“知识之树杀死了生命之树。”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党人是一些想入非非的书呆子，他们试图把人生简化成在他们看来建立于真理基础之上的规则；他们创立的制度毁灭了自发性和创造性，奴役并残害着人的创造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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