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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79 今天，道德价值的承载者是无产阶级。只有工人真正尊重劳动、家庭、牺牲精神和爱。他们是质朴的、高贵的和诚实的。对于他，就像对于法国工团主义的真正奠基人费尔南德·佩罗蒂埃一样，他们是蒙受神恩的人。他们对于索雷尔的意义，就像农民对于赫尔岑、“人民”对于赫尔德和民粹主义者、“民族”对于巴雷斯的意义一样。正是这种他和某种类型的保守派共同持有的传统主义，以及他与简朴而虔诚的玛丽亚·戴维的家庭生活的性质，加强了他这种意识：工人的道德尊严，同那些在民主中获胜的圆滑的聪明人的性格和价值观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在蒲普东、贝玑、佩罗蒂埃身上，以及在为了正义和独立不惜任何代价的另一些战士的身上，他发现了或认为自己发现了这种不寻常的真诚。他在保皇派文学家，在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所有对共和国趋炎附势的支持者及其煽动家的反抗行动中，寻找着这种真诚。因此他对戴鲁莱德的民粹派民族主义缺少同情，就像他对整个布朗热阵线的态度一样；他也许会赞成“火十字架运动”（Croix de Feu），但他绝不会赞成布热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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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81 索雷尔同马克思的关系更难以说清：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中心因素；普遍而永恒的观念只是暂时的阶级利益的遮羞布；人是一种自我改造的、创造性的、发明工具的生物；无产阶级——生产者——是人类最高价值的承载者；他从来没有放弃这些思想。然而他否定把价值和事实混为一谈的整个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目的论。索雷尔坚信绝对道德价值：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决定论，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更不能接受基本的道德或政治原则的问题可以由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加以解决的观点；或者基于模仿自然科学方法的技术能够解释清楚所有的历史和艺术、所有的宗教和道德都见证了其永恒与力量的观念或价值；或者是能够用机械的或生物学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的行为的观点，就像信奉“狭义科学”的实证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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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83 索雷尔认为，不管是道德价值还是美学价值，虽然它们的形式和具体应用方式可以有异，但它们是独立于事件的进程的。因此他认为，对艺术作品的社会学分析，不论是出自狄德罗还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证明了他们严重缺乏美学意识，他们看不到创造性行为的神秘性，看不到艺术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过，他在揭露敌人的动机时，却没有表现出一贯性。他很乐于采用由这样一些人提供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工具，他们通过“揭示”伪装成不变规律或同利益无关的理想和利益，探索真正的行为根源。所以他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规律不是自然规律，而是按照某个阶级的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人类制度。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把它们视为客观必然性，等于是把它们固定化，这是受到阶级操纵的一种幻觉，他们为了对自己有利，才把它们说成是永恒不变的。但是他又借助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推断，认为自由选择的努力和斗争能够改变许多事情；他同一些正统派结为同伙，坚信在生产力同制度和观念的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和可预测的因果关系。但道德的绝对性是不可触动的：它们并不随着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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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85 对索雷尔来说，历史的潮流要比马克思所设想的更为狂野不羁：社会是一个创造物，是一件艺术品，而不仅仅是（国家大概是）经济力量的产物。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言过其实；为了对抗唯心主义或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历史学说，这样做也许是必要的（就像恩格斯承认的那样）。但是他认为，这些理论最终有可能导致未来的社会制度可以预见的信念。这是危险的和有欺骗性的乌托邦主义。这种幻想可以激发工人，但也能够武装专制主义。就算工人战胜了资产阶级，除非他们被教育成有创造力的人，否则，仍有可能从其阶级内部产生出具有压迫性的教条主义的知识分子精英。他谴责马克思过于依赖黑格尔那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世界精神，虽然他相信马克思知道科学（尤其是经济科学）并不是一座可以碾碎你所遇到的任何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的“磨坊”。399一切取决于应用方式。马克思本人不是说过“凡是给未来拟定纲领的人都是反动派”400吗？据索雷尔说，马克思也不相信工人阶级的政党；因为政党一旦执政，很可能会变成专制的，也不愿自动下台，不管它的宣言说过些什么。索雷尔告诉我们，马克思终究只相信阶级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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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87 这是一个被严重索雷尔化了的马克思：索雷尔否定了马克思思想中被他视为政治观点的一切——马克思的工人政党的概念，他的革命组织的理论和实践手段，他的决定论，尤其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信条，索雷尔认为这是镇压性的雅各宾主义中的最恶劣因素的邪恶再生。甚至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作为真正的人类历史之起点的无阶级社会，索雷尔也完全不放在眼里：这显然是个过于概念化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他宣布，“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教义，不是一个宗派，不是一种政治体系；它是指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教育、建立起新制度的工人阶级的解放”401。对他来说，无产阶级是个受到他们所从事的劳动的性质的训练和鼓舞的生产者团体。这一点决定了他们是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政党。无产阶级不仅仅是心怀不满的群众；无产阶级革命也不仅仅是穷人对富人的反抗，不是意大利社会中的popo-lo minuto（小人物）在一个自封的总司令的组织和领导下的反叛，即巴贝夫或布朗基所倡导的那种起义，因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今天的真正的社会革命，必须是一个英雄主义的生产者和创造者阶级对剥削者及其走狗和寄生者的反叛，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除非——这是马克思关键性的发现——社会达到了技术发展的某个阶段，真正有创造性的阶级培养出了自身的道德人格。（对生产者——无产阶级——的文化之内在价值和革命品格的强调，使葛兰西站在索雷尔一边反驳他的诋毁者。）索雷尔似乎没有设想过这样一个机械化的社会，它足以产生把管理者和工人都笼罩于其中的技术官僚体制，它的社会动力被工业体制的绝对规模所要求的组织所窒息。据丹尼尔·阿累维说，处在世纪之交的法国，尤其是巴黎及其周边地区，同英国或德国相比工业化程度相对不高。索雷尔更接近一个蒲鲁东的世界，而不是通用汽车或帝国化学公司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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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89 只有冲突能够使人净化和坚强起来。它创造牢固的团结和休戚与共；不管什么社会形态的人都可以加入的政党，则是不稳定的结构，易于变成机会主义者的结合和联盟。这就是民主的罪恶。它不仅是受到马克思主义者谴责的欺骗工具，而且纯粹是受资本家控制的运动；但是民主的理想——民族统一、调解分歧、社会和谐、献身共同的幸福、卢梭的高于派别之争的公意，所有这一切都破坏着惟一能够使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即斗争和社会冲突。最致命的民主制度就是议会，因为它依靠妥协、让步和调解；即使我们忘记了工团主义者谈到过那些诡计、闪烁其辞和虚伪，政治联合也意味着英雄主义的彻底死亡，当然也是道德本身的死亡。不论议会成员过去多么好战，他在各种委员会、议会投票厅和内阁中，难免会同阶级敌人和平地进行联络甚至合作。索雷尔认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很容易变成出色的资产阶级。丑陋的事例就摆在我们眼前——米勒兰、布里安、维维亚尼和轻松赢得民心的颇有蛊惑力的煽动家让·饶勒斯。索雷尔对这些人一度寄予厚望，但是他失望了。他们和另一些人一样，统统变成了肮脏的蚯蚓、诡辩家、盗贼和阴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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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91 索雷尔甚至走得更远。在什么东西都有的地方，在软弱得失去了抵抗力的地方，不可能有创造的活力。除非敌人——不是寄生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而是资本主义势力的领袖——本身也精力充沛，像男子汉一样发起反击，否则，工人便找不到与自己的钢铁意志相匹配的敌人，他们自身便也会堕落。只有反抗强大而朝气蓬勃的对手，才能真正培养出英雄主义品质。因此索雷尔希望资产阶级也能够培养出更强健的体魄。没有哪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接受这种观点，甚至温和的改良派，甚至像伯恩施坦这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剧、用和索雷尔一样的语言宣布“目标不算什么，运动就是一切”402的人，也不会接受这种观点。索雷尔把自己的视线从工人阶级最后胜利的结果上移开，他只关心事物的兴衰、创造性的社会和阶级以及衰败的社会和阶级。社会生活中不可能存在完美，不可能有最后的胜利。只有在艺术，在这种纯粹的创造性活动中，才能达到这一境界。伦勃朗、雷斯达尔、弗美尔、莫扎特、贝多芬、舒曼、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德彪西、德拉克洛瓦和他那个时代的印象派画家——这些人能够在其艺术中达到无法超越的顶峰。因此他攻击那些为了出名或金钱而出卖才华的人。你可以厌恶梅耶尔比尔，但不能指责他：他是其时代和环境的真正产儿，他的技法就像他懂得如何去讨好的听众一样粗俗。马斯涅就不同了，他糟蹋自己真正的才华以取悦资产阶级大众。他似乎认为，法朗士也有些类似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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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93 在艺术、科学和天才的个人那儿有可能达到的完美，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索雷尔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戏剧脚本：剥夺剥夺者、无产阶级专政、各取所需、国家的消亡。他无视实践的问题；他对新制度下实行的管理生产、分配、交换的方式不感兴趣。对于不承担至少某些很难说是创造性的工作是否有可能消除匮乏，他也不感兴趣。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把这样一个人当做自己人，是很难为此而指责他们的：他希望保留敌人，他从来不谈一个自由社会的理想，即生产者联合起来征服没有生命的自然，反而宣称“假如无产阶级通过运用暴力……使中产阶级恢复一部分过去的活力，事情也许还有救”403。他似乎也不关心贫困和苦难问题，反对破坏工厂，因为这是故意破坏人们的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如果有人谴责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革命恐怖，诅咒雅各宾党人——马克思将其视为自己的先驱，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列宁——是暴君和空想家，他是没有资格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索雷尔谴责道德感情不纯洁、出自受资产阶级毒害的动机的行动。他说：“贫穷的知识分子很乐意看到富商被送上断头台，他们这种强烈的妒嫉是一种恶劣的感情，它至少不是社会主义的感情。”404他只关心维持英雄主义的生命力、勇气和强健，如果胜利使胜利者失去敌人，这些东西也会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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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95 索雷尔清楚自己的立场很古怪，他在揭露其同盟的弱点和混乱中体验着一种恶作剧的快感。他宣布，社会主义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就会死亡。他没有做任何努力去影响任何活跃的社会或政治团体。他一直忠于自己的誓言：做个孤独和独立的人，做个自食其力的人。如果说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和他相似的人，那就是维也纳的评论家和记者卡尔·克劳斯了，他也关心着道德观念，关心着生命和文学风格的维持。405甚至赞赏活力、风格、拿破仑品质、“生命力”的萧伯纳，也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马克斯·阿德勒、西德尼·韦伯这类博学的理论家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另一些大人物更类似于索雷尔。在他看来，后面这些人代表着他深恶痛绝的一切——枯燥乏味、小聪明、当今的诡辩派；他们是把每一次生命冲动都变成抽象公式、变成乌托邦蓝图和学究垃圾的学者和注释家。他对他们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而他们的回报则是对他完全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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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97 饶勒斯把索雷尔称为工团主义的形而上学家。事实上索雷尔相信，人类的每一颗灵魂中都隐藏着形而上学的余烬。如果有人能让它死灰复燃，它就会变成一场熊熊大火，把中庸之道、陈规陋习、懦弱表现、机会主义以及同阶级敌人的腐败交易烧个精光。只有解放生产者，即工人，尤其是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的人，才能拯救社会。工团主义的奠基人是正确的：必须保护工人不受专家、意识形态宣传者和教授的支配——柏拉图的邪恶理想中的知识精英，即巴枯宁所说的（他心里想到的是马克思）“书呆子治国”（pedantcracy）。索雷尔问道：“你能想像还有什么事情比教授的统治更可怕吗？”406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往往倾向于变成无根的知识分子或没有祖国的犹太人——没有家园，没有自己的人，“没有祖先的坟墓需要保护，没有遗迹需要守卫以防野蛮人的破坏”。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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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499 这当然是极右派的粗暴言论：德·迈斯特、卡莱尔、德国民族主义者、法国反德雷福斯派、反犹太的沙文主义者的言论，莫拉和巴雷斯、德鲁蒙和戴鲁莱德的言论。然而有时这也是傅立叶和卡贝、蒲鲁东和巴枯宁的言论。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及其在许多国家的真正盟友，以及苏联和东欧那些猛烈抨击批判的知识分子和没有根基的世界主义者的人，也都说过这种言论。同这种思想和言论风格最为接近的，莫过于所谓的左翼纳粹——格雷格尔·斯特拉瑟及其在希特勒时代初期的追随者，还有法国的德阿和拉罗谢尔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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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501 这是欧洲激进主义传统中一种反智的、反启蒙的潮流，它有时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或新的中世纪主义结合在一起，其源头可追溯至卢梭、赫尔德和费希特，它进入了无政府主义的、反犹太的和其他反自由主义的运动，创造出一些怪异的混合物，有时公开反对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潮，有时又同它们结成不稳定的同盟。陷入对民主和资产阶级共和国，尤其是知识阶层的理性主义观念和自由主义价值的仇恨不能自拔的索雷尔，最初是间接地、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则更为强烈和公开地培养着这种思潮，直到1910年造成了他同左派盟友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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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503 他所受到的虔诚的教育，他在传统的、过时的法国外省生活中的深厚根基，他未曾明言但有深刻体验的爱国主义，无疑都起着作用：终其一生，他对传统法国社会的道德堕落和解体忧心忡忡，这也强化了他对那些在他看来越过了西方传统文化限制的人的根本的反感和敌视。他的反智主义和反犹主义，与蒲鲁东及巴雷斯有着同样的根源。不过柏格森的哲学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索雷尔和他的朋友贝玑一起去聆听柏格森的讲座，并且和贝玑一样，受到了他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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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505 正是从柏格森那儿，他得出了从一个世纪前仇法的德国浪漫派那儿同样可以发现的认识：与个人和社会中非理性的以及无意识的力量相比，理性是个很脆弱的工具。柏格森关于不可分析的élan vital（生命冲动）的学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内在的力量是不能用理性来理解或表述的，它开辟着自己的道路，冲向空洞而不可知的未来，并且塑造着生物的成长和人类的活动。不是理论知识，而是行动，只有行动，能够使人理解现实。行动不是达到预先决定的目标的手段，它是它自身的决策者和铺路人。假如预测成为可能，就会使行动遭到扼杀。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种内在的感觉，它和外在的观点，即从事分类、建立明确结构的冷静思考，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同它是无法调和的。理智的作用是冻结和歪曲。人们不能用静止来解释运动，用空间来解释时间，用机械模式来解释创造性过程，也不能用停滞和僵死的东西解释活着的东西——这是被柏格森复活并发展的一种陈旧的浪漫主义教条。现实必须用直觉、用形象的手段去把握，就像艺术家理解的那样，而不能用概念或论证或笛卡尔的推理去把握。这就是培育索雷尔著名的社会神话理论——只有它可以使生命变成社会运动——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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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507 这种神话理论可能还有另一个来源——同柏格森截然对立的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埃米尔·涂尔干的教导。他是个理性而刻板的实证主义者，他和孔德一样认为，只有科学能回答我们的问题；科学做不到的事情，别的方法也做不到；他毫不动摇地反对柏格森深刻的反理性主义。涂尔干成了第三共和国的主要意识形态宣传家，他教导人们说，社会成员之间如果没有高度的团结，社会是不可能维持稳定的。而这种团结又取决于同适当的礼节和仪式联系在一起的主导性社会神话的流行。宗教在过去一直是自然地表达着这种团结意识的最强大的形式。在涂尔干看来，神话并不是有关现实的错误信念。它们不是与所有事情都有关的信念，而是对某种事物的信念——对来自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中重大转折事件的信念，对共同的传统和共同语言中共同符号的信念，尤其是对被宗教和历史神圣化了的符号的信念。神话的功能是凝聚社会，创造一个受规则和习惯支配的结构，没有它们，个人就会痛苦地感到孤独，就会感到焦虑，就会觉得若有所失；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法纪的废弛和社会混乱。对于涂尔干，神话说到底是对一种准生物的需要做出的功利的、自发和自然的（假如不是伪发明的）反应。他把自己对神话功能的说明，当做一个柏克式的经验发现，即它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索雷尔憎恶功利主义，特别是谨慎的共和主义学究对社会和平与凝聚力的追求，把它们视为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利益试图扑灭阶级战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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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509 在索雷尔看来，神话的功能不是稳定，而是引导活力和激发行动。它们发挥这种作用，是因为它们体现着一种生命运动的动态观点，它们由于不理性而更加强大，所以并不接受大学里那些聪明人的批判和驳斥。神话是由各种形象组成的，它们都有“温暖人心的色彩”408，它们对人的感染力，不是像理性那样，也不像自觉的教育或上司的命令，而是像灵魂中的酵母，它创造着热情，激励着行动，而且如果需要的话，引起骚乱。神话不需要具备历史的真实性；它们引领我们的情怀，调动我们的意志，赋予我们的所作所为以目的；最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乌托邦。自柏拉图以来，乌托邦都是在描述不可能的事情，是远离现实、逃避具体问题、躲进理论和抽象观念中的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幻想。而索雷尔的神话，通过向人们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自我观，是改变真正的事实之间的关系的方法：正如皈依新信仰的人，会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及其器物一样。乌托邦是“智力的产物；它是理论家的作品，他们在观察和讨论事实之后，力求建立一个据以衡量现存社会的模式……它是一个可以被拆解的建构”。409它的部件可以取下来，装到别的结构中去——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人为的东西。但是神话是利用想像力即刻把握到的整体，它们实际上是以形象的方式表达的政治抱负，强烈的情怀“使其温暖人心”。它们揭示单凭文字无法揭示的、过去认识不到的、存在于过去和现在的潜力，从而促使人们齐心协力去实现它们。这种努力本身，在一个无止境的动态过程、一种扶摇向上的运动中，孕育着新的活力、新的努力和威武气概，他称之为“给直接行动的愿望赋予了现实的方面”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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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511 索雷尔认为，基督教徒有关来世近在眼前的观点，就是这样一种神话——在它的引导下，人们接受了殉道的精神。加尔文教派相信基督教的复兴，就是一种新的秩序观，它不是现世的，但它在信徒中却成功地引发了反抗世俗人道主义的运动。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使法国外省城镇的公民聚会充满热情，它的生命力来自一种模糊但令人激动的形象，一种能使人表现忠诚和激发特殊行动的形象。然而它是一种神话，除了表现为一首赞歌、一面旗帜外，它不能被改写成一个具体的纲领、一组明确的目标。“当群众起来时，就会有一种形象形成，它就构成一个社会神话。”411这就是意大利复兴运动向马志尼的追随者呈现出的面貌。利用神话，社会主义可以被转化成一首社会诗篇，它能够用行动来谱写，但不能用文字、不能用仅仅为了让人理解的论文来表达。1792年法国的革命军队受到一个神话的激励，所以它获胜了。保皇党缺少这种神话，所以他们失败了。希腊人在一个充满神话的世界里生活并繁荣昌盛，直到他们先被诡辩家然后又被无根的东方世界主义者所败坏，这些人大量拥入希腊并毁灭了她。这同现状的类比关系是再清楚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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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513 索雷尔的神话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性主义学说比起来，它同卢瓦齐或提勒尔的现代派心理主义、威廉·詹姆士的意志学说以及费英格的“‘仿佛’哲学”（philosophy of‘as if’）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人民”的概念，“民族”（folk）——善良、简朴、诚实，但尚未苏醒，就像不管是激进的还是反动的民粹派所理解的那样——的概念，以及民族主义思想中那个同其腐败或怯懦的代表——巴雷斯所说的“la terre et les morts”（土地与亡灵）——相反的永恒的“真正民族”的概念——这些就是索雷尔的神话，而不是涂尔干的神话。毫无同情心的批评者也许会说，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概念也是如此，如无产阶级真实的、以辩证方式理解的利益，是同它的现实的“经验主义”愿望相反的；甚至还有无阶级社会这个概念，假如它的轮廓一直模糊不清的话。神话的功能就是创造“一种英雄主义的心理状态”。索雷尔坚持它的非理性性质，这也许就是列宁说过三言两语之后便对他置之不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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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515 工人的神话是什么呢？什么东西可以把他们提升到一种英雄伟业的境界，使他们超越其单调生活的平淡常规呢？索雷尔相信，它是已经在鼓舞着法国工团主义活动家——他们在费尔南德·佩罗蒂埃那儿找到了自己的领袖，他正确地使他们摆脱了民主政治的玷污——的东西，即总罢工的神话。切不可把工团主义的总罢工与通常的产业或“政治”罢工相混淆，后者仅仅是一种从主子那儿争取更好条件或更高工资的努力，它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一个有产者和工资奴隶所共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工团主义总罢工的神话是彻底推翻只计算盈亏，把人及其能力当成商品，当成官僚操纵的物质的整个邪恶世界的号召。这是个有着虚幻的共识和社会和谐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专家的世界，不管他们给什么样的主子服务，他们都把人当成统计学的对象，当成顺从的“人力资源”，忘记了在这些统计数字背后有活着的人，更重要的不是他们平常的人类需要——在索雷尔看来这算不上什么——而在于他们是自由的道德主体，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共同抵抗、创造和塑造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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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517 索雷尔的敌人并非始终如一：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敌人是民族主义煽动家，他们执拗地发出雅各宾式的叛逆呐喊，充满幻想地寻找着恶棍，恶毒地教唆暴民去反对犹太人。412他们失败之后，胜利者——知识分子的“反教会”，由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培养出来的学术暴君所领导的不宽容、不人道、共和主义的“政治学究”党——日益成为他发泄愤怒的主要对象。总罢工是不断提升的好战精神和“暴力”的极致，这时的工人通过集中了集体意志的行动，步调一致地离开他们的工厂和车间，然后万众一心奋起一击，让那个该死的制度，那个使他们陷进涂尔干或孔德的囚室和等级制之中、完全丧失人类本性的制度，遭到总体的、粉碎性的、永久的、“拿破仑式的”失败。这就是人类的伟大起义，光明之子反抗黑暗之子，自由战士反抗商人、知识分子和政客——资本主义世界那群可悲的主子、平民中的得志者、被人收买和接纳到等级制中的人、专业人员和社会计划人员、右翼或左翼中的权力和地位的追逐者、鼓吹以贪婪和竞争为基础或以合理组织的压迫为基础的社会的人——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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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519 索雷尔真相信这种最后的解放行动能够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而发生吗？他真的期待工人会相信这种事吗？这不好说。他对1904年在比利时为确保具体的让步而爆发的总罢工（在他最相信工团主义的时期），尤其是1905年流产的俄国革命，没有说过任何好话。在他看来，这是贝玑的神话退化成了纯政治。此外，假如他相信敌人被削弱，生产者阶级也会如此，那么全面的胜利就会导致冲突的消失，于是便不会再有努力和创造了吗？然而，没有神话，发动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运动是不可能的。通过经验论证对总罢工的可能性或可取性所做的否定是不相干的。人们不免要怀疑，这不是作为一种行动理论，更不是作为一个要在现实世界中加以落实的计划而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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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521 工人的武器就是暴力。虽然暴力出现在索雷尔最著名的著作（他曾以讥讽的语气称其为“我的标准著作”413）的题目中，但是他从未说清楚它的性质。阶级冲突是社会的正常状态，剥削者不断用武力来镇压生产者，即工人。武力未必存在于公开的强制中，而是存在于以制度手段进行的控制和压迫之中；这种制度无论是不是出自设计，它实际上正像马克思及其弟子表明的那样，加强了有产阶级的权力。必须反抗这种压力。用武力反抗武力，有可能像雅各宾党人的革命那样，导致用一具枷锁取代另一具枷锁，用新的主子替换旧的主子。布朗基主义的暴动只能导致国家的强制——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仅仅是它的代表的专政，他们不过是资本家专政的继承人。教条主义的革命者很容易变成压迫人的暴君：这是索雷尔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的观点。加缪在同萨特论战时又使它复活。武力的本来含义就是镇压，而反对武力的暴力的含义则是解放。工人只有让资本家心存恐惧，才能打破他们的权力，打破用来对付工人的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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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523 其实这就是无产阶级暴力的功能：不是进犯，而是抵抗。暴力就是打碎锁链，是新生的前奏。不用暴力，或许有可能为工人、穷人、受压迫者保障更合理的生活，更好的物质条件，更高的生活、安全甚至正义的标准。但是生活的更新，青春活力的恢复，创造力的解放，向荷马时代的简朴生活、早期基督教殉道者的精神和《旧约》中的崇高境界的回归，向高乃依的英雄、克伦威尔的铁甲军、法国革命军队的回归，是不能没有暴力这件自由的武器而只用劝说就能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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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525 如何能够把暴力的使用与武力的使用区分开，他也从来没有说清楚。它仅仅被设想为和平谈判之外的惟一选择，而这种谈判是以工人和雇主有着共同的利益为前提，因而否定了阶级战争的现实。马克思也说过，为了清除无产阶级从旧世界染上的尘埃，使他们适应一个新的世界，革命是必要的。赫尔岑也谈到过涤荡一切的革命风暴。蒲鲁东和巴枯宁都有这类启示录式的言论。甚至考茨基也曾宣布，革命把人们从低贱的状态提升到一种更高的人生观。革命的理念让索雷尔着迷。对于他，相信革命暴力，痛恨武力，首先就要求工人进行严格的自我隔离。索雷尔热情地赞成组织bourses de travail（劳工联合会）的工团主义者，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同意与阶级敌人在任何程度上展开合作，都是他们自己这一方的损失。有关负责的、人道的雇主和通情达理、热爱和平的工人的言论，都令他作呕。分享利润、由厂主和普通人组成工厂委员会、承认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对于这项事业是致命的。在总体战中，容不下天下一家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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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527 暴力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意义？它是否意味着占领工厂、夺取权力、从肉体上消灭警察和有产阶级的其他帮凶，搞得血流成河？索雷尔始终语焉不详。在德雷福斯事件的某个时刻同饶勒斯（当时索雷尔仍对他抱有好感）一起进军的工人的行动，是他提到的正确运用无产阶级暴力的极少数事例之一。增强好战精神但不会在工人内部导致权力结构形成的任何事情，都得到他的赞成。暴力和武力的区别，似乎完全取决于它的作用和动机的性质。武力给人带上锁链，暴力打碎锁链。武力，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奴役人；暴力，永远是公开的，带来自由。这是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概念，不是经验的概念。索雷尔是个道德至上论者，他的价值根植于一个最古老的人类传统之中。卢梭、费希特、蒲鲁东、福楼拜，是索雷尔最信任的现代先驱；作为理性化的破坏者、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鼓吹者的马克思，也可算在他们中间；但是作为社会科学家、历史决定论者、政治运动纲领的作者的马克思，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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