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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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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神话理论及其推理，这种对人类思想和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的强调，是现代科学运动的一个后果，是把科学范畴和方法运用于人类行为的一个结果。直到十九世纪很晚近的时期，一直决定着社会和政治哲学家之中心思想的那些相对简单的人性模式，逐渐被一幅日趋复杂和不稳定的图画覆盖了，它是由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的一些关于行为起源的令人不安的新假说。各种理论的兴起——根据这些理论，人是由非理性因素决定的，其中一些因素以极为误导的方式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实际的社会和政治实践及其原因和条件（只有科学研究能够揭示它们，它们严格地限制着自由意志的范围，甚至会使它完全消失）。这种自然主义立场造成的结果是，它减少了自觉理性的作用，行动者一直错误地以为（在别人看来也是），他们自己的动机就是来自这种自觉的理性。这也许是导致古典政治学衰落的决定性原因，这种古典理论假设，在各种可能性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由选择的人，其动机是他们自己和别人都可以理解的，并且就此而言，是可以用探寻其决定的理性论证得到证实的。戳穿“伪装”，通过探索隐蔽的因素——心理的、经济的、人类学的——的真实作用深入到它们内部，使较为简单的人性模式（从霍布斯到J.S.穆勒的政治学说都是根据这种模式进行阐述的）发生了变化，也使重点从政治学的论证转移到了更为决定论的描述性学科，这始于托克维尔、泰纳和马克思，并得到了韦伯、涂尔干、勒庞、塔尔德、帕累托和弗洛伊德及其今天的弟子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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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虽然拒斥决定论，但是他的神话理论也属于这个发展过程。他的社会心理学，是马克思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詹姆士的心理学的一个奇特混合体，不管人们是否了解，一旦他们认识到自己是由阶级冲突（他把这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塑造的，他们就能够利用在恰当的神话鼓励下得到强化的意志，自由地发展他们本性中创造性的一面，其前提是他们不仅仅是作为个人，而且是以集体的方式，作为一个阶级采取行动。即使是天才的个人——特别是艺术家——也不可能完全作为个人采取行动，尽管他能够以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反抗社会条件，从事创造。在他看来，对于这个晦暗的过程，詹姆士、克罗齐和勒南，似乎比社会环境决定论者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但是，索雷尔并不是个很有条理的思想家。他毕生绝望地追寻着一个阶级或团体，它能够把人类至少是把法国从平庸和衰败中拯救出来，他这种追求本身就是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社会学：历史就是一出戏，其主角是生产力发展所形成的阶级，他认为这种理论有着客观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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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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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的学说对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影响微乎其微。他在杂志上写文章，同拉加戴尔、德莱塞尔和贝玑合作，为佩罗蒂埃提供住所，同巴黎喜欢他的人们交谈，向他们发表演说。但是当有人问格里福勒，佩罗蒂埃以来工团主义者中最有力的人物，是否读过索雷尔时，他却答道：“我读过大仲马。”414在另一些人中间，索雷尔本人也正是他自己最厌恶的那种人——他太知识分子气，思想太复杂，离工人的现实生活太远。他寻找着《圣经》式或荷马式有史诗精神的英雄，他不断陷入失望。在德雷福斯案件期间，他谴责反德雷福斯派，在他看来他们似乎是在支持谎言、非正义和无耻的煽动。但是在德雷福斯派获胜后，他又厌恶那些卑鄙的政治花招、犬儒主义者和人民之友的虚饰。饶勒斯的人道精神和滔滔辩才，在他看来不过是为自己谋利的煽动术，是民主制的哗众取宠，是蒙蔽工人眼睛的尘埃，比左拉的自吹自擂、法朗士的白银时代或工人的假朋友的背信弃义强不到哪里去，其中最坏的家伙就是阿里斯蒂德·布里安，他一度是总罢工的热情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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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住在宁静的塞纳河畔布洛涅。在十年的时间里，直到1912年，他一直乘坐有轨电车去听柏格森的课，在星期四参加贝玑的《半月备忘》杂志社里由他主导的聚会。他在那儿大量散发自己有关政治、经济、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艺术和文学的小册子，把他的门徒搞得一头雾水。他引用众多互不相关的读物，但是他在自己的听众的记忆中留下的，只有他那些尖刻的谬论。贝玑恭敬地聆听着“索老”（le père Sorel）的话，但是当索雷尔因为工团主义者和全体工人一起陷入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泥潭而感到失望，开始寻找新的无畏勇士以对抗政治的污浊，过于猛烈地谴责激进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中间的犹太人时，他也变得不能忍受了。索雷尔的反犹主义变得更加公开和恶毒，并且不友好地转向朱利安·本达（一个柏格森和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强烈批评者，不过贝玑对他极为赞赏），终于成了保皇派、莫拉领导的沙文主义者和巴雷斯周围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者的盟友，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些人是独立的和好战的，没有受到共和主义枯萎病的传染，这对于贝玑来说太能说明问题了，他要求索雷尔再也不要回来。索雷尔深受伤害。他喜欢交谈胜过喜欢写作。有才华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听众是他所必需的。他开始经常光顾一个谦卑的追随者的书店，像过去一样高谈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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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谓“蒲鲁东团伙”中的反动分子的调情，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912年，索雷尔赞美当时还是个浮夸的社会主义好战分子的墨索里尼，把他称为终有一天“会用自己的剑向意大利国旗致敬”的condottier（雇佣兵队长）。4151914年，他一度又找回了自我。战争爆发时他感到被人遗弃了；柏格森、贝玑和莫拉，甚至赫维，全都致力于保卫共和国。在战争期间他意气消沉。他和在他看来具有批判和独立精神的克罗齐通信。他还告诉友人阿累维说，这场战争不过是英美金融界和德国总参谋部之间的一场厮杀。他好像不十分在乎哪一伙人会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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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他在给克罗齐的信中批判了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不过也许是受到了帕累托的影响，他宣称墨索里尼是个“政治天才”。416列宁更令他异常亢奋。他认为列宁是一个勇敢的和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振兴者，是马克思以来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他把俄罗斯群众提升到了充满革命热情的史诗高度。列宁是彼得大帝或罗伯斯庇尔，托洛茨基是圣鞠斯特；他们的苏维埃观念，在他看来是纯粹的工团主义：他按其表面价值接受它，他对1920年墨索里尼痛斥“国家的一切形式和化身，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所有国家”的做法417，大概也是这样理解的。他宣布，布尔什维克党不断加剧的恐怖，同它打算镇压的武力相比，害处要小一些；而且无论如何，这很可能是它的犹太成员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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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把国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就像“自己跳进水里以免被雨水打湿的格里鲍依勒”418一样。他对墨索里尼还是很有好感，但是他对列宁更加赞赏，还为列宁写了一首热情的赞美诗。这时已经没有几个人听他说话了；他生活在孤独和贫困之中——他把太多的私产投在了沙皇和奥地利的债券上。在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几周前，他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据说，他最后的话是“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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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暮年的两位英雄中，列宁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墨索里尼在寻找杰出知识分子时，宣布他是个精神之父。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在索雷尔的著作中发现了有用的弹药：嘲笑自由民主，强烈的反智主义，诉诸非理性因素的力量，鼓吹行动至上以及单纯的暴力和冲突，所有这些都很合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口味。419和蒲鲁东相比，索雷尔并不更像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但是他对行动、荣誉和挑衅行为的赞美，他对民主和平等的深恶痛绝，他对自由派和犹太人的蔑视，所有这一切都和蒲鲁东品牌的社会主义一样，同法西斯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语言和思想并非没有关系。甚至他亲密的追随者也不会看不到这个事实（其中一些人还受到它的影响）。他的观点同浪漫派布尔什维克主义左翼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特征在意识形态上的关系，实在是太明显了。他在最后出版的文集中满怀希望地写道：“‘让知识分子见鬼去吧’！这句口号，往往被归到布尔什维克头上，然而它有可能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号令。”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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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人们也许禁不住要向索雷尔说一声“再见”了：他不过是个议会民主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托洛茨基曾称之为“康德式的——贵格派教徒的——自由主义的——素食主义者的废话”——的种种罪恶的深刻而严厉的批判者；他是一个以意大利左派和民族主义者为主要读者的作家，而且已经被帕累托、莫斯卡和米歇尔斯所超过；他是克罗齐的朋友，对墨索里尼也有过一点儿影响；他是左翼和右翼中一小撮激进分子中的煽动家，一个安静地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浩繁卷册中快要被人遗忘的极端分子。但是半个世纪之后，他的阴魂依然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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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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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和尼采一样，宣扬需要一种新的创造者的文明，即现在所说的对抗文化或另一种社会。十九世纪进步的左派相信科学，相信对自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理性控制，他们以此为基础抨击传统、偏见、教权主义、保守派或民族主义者的神话，抨击无法用理性论证加以捍卫的一切——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获胜了。据说，我们正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技术官僚主导的后工业社会，是由一些利用娴熟的科学专家、理性的计划者和技术官僚的人进行统治的。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显然大势已去的趋同论，总是在告诉我们，“铁幕”两边的社会，在一切基本的方面都受着相同力量的制约，不管其成员享有的个人自由有什么本质的或程度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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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建立在对计划和专家的尊重之上的秩序，真正的或冒牌的民主制度，令索雷尔深感恐惧和深恶痛绝的秩序。一个没有自己真正的道德价值的消费者的社会，在越来越富足的条件下沉湎于庸俗无聊之事，看不到崇高和道德的壮美，人类生活被官僚用他所说的“狭义的科学”加以组织，以实证主义方式把伪科学的定理应用于社会——这都是他所厌恶和痛恨的。谁会起来反叛它？工人没有实现他的期望。他们没有对他吹响的号角做出反应；他们继续专注于自己的物质需要；他们的生活方式依然令人失望地和小资产阶级差不多，那个阶级终有一天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征募对象，一个被索雷尔看做道德污染之最大来源的阶级。他是作为一个失望者离开人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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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他今天还活着，激进骚动的浪潮很难不让他感到亢奋。就像法农、黑豹党人和一些持异见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一样，他相信受侮辱受压迫的人能够在革命暴力的行动中找回自我，获得自我认同和人的尊严。虽然索雷尔并不赞成恐怖主义或破坏行为，但是用大胆的挑衅行动去威胁懦弱的资产阶级（法农的说法是帝国主义主子），是同他的感情和言辞十分合拍的。格瓦拉或法农对贫困、苦难和不平等的关切，不处在索雷尔道德视野的中心，但是他们也许能实现他的骄傲的革命理想，以绝对道德价值为动力的意志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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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性宽容的观念，认为一个禁止“英雄主义”精神状态的制度的宽容，其本身就是一种压迫形式的信念，就反映着他的观点。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一切制度，甚至一切学说，都是人类实践的僵化了的形式，因此是这种不停地涌现、不停地创造的实践——一场无止境的革命——的障碍。就算他理解这种黑格尔式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晦涩用语，他也许会认为这种辩证法不过是在煽动无政府状态。法兰克福学派和卢卡奇（他年轻时受到索雷尔的影响）的形而上学，肯定会被他严厉斥责为学院派书呆子、空想家或江湖骗子们最新的乌托邦和目的论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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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反自由主义的批评家——温德姆·刘易斯和T.E.休姆——对他的思想表现出一定兴趣。T.E.休姆翻译了《对暴力的反思》。他对自我限制和自律的强调引起他们的共鸣。他和他们一样，痛恨无序、波希米亚主义和不给自己设置障碍，把这看做自我放纵和衰败的征兆。但是，被一位德国作家最近描述为富足的再洗礼派教徒的那些人，他们的反叛也许对他有吸引力。他也许会对他们的性放纵感到不安；贞操对于他来说是最高的美德；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张扬的作派，他们的吸毒嗜好，他们放浪形骸的生活，也许会让他愤怒。他也许会谴责他们的新原始主义和卢梭式的信念：贫穷和粗朴的生活比严格和文明的习惯更接近于自然，因此也更为真实，道德上更纯洁。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和愚蠢的，而且一生都向它发出抨击。但是西方社会目前的状态，在他看来也许恰恰证明了维柯的预言：社会解体是第二次野蛮的前奏，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新的、更有阳刚气质的文明，一个新的起点，人们将重新变得简朴、虔诚和严肃。野蛮制度并不令他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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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许有理由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曾经说过，“假如社会主义陷入不幸，它显然会踏上一条跟基督教新教一样的道路，因为它会在自己的野蛮行为中冷却下来”，421这里的意思是说，它不可停步，必须不断冲锋——野蛮毕竟是衰败的解毒药。今天，凡是像索雷尔那样摒弃邪恶社会，赞美早期基督教徒和清教徒的拒绝精神，热切期待着工人成为斯巴达人而不是雅典人的人，都会本能地相信这一点。仅仅这一点，就在索雷尔与随和宽厚的、人道主义的饶勒斯之间，造成了一道难以填平的鸿沟。对当前那些更为冷酷的活跃分子产生吸引力的，也正是他的这种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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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同我们今天的革命运动最强大的惟一关系，是他对意志的不屈不挠的强调。他相信绝对的道德目标，它独立于任何辩证的或其他的历史模式；他相信在人们自身所能创造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自由而自觉的集体意志协调一致的力量，来实现这些目标。这并不是对历史决定论的一份不可变更的时间表有所意识，而是过去二十年里大多数政治和文化反叛者的一种情绪。那些加入了革命组织的人，那些放弃它们的人，其动机往往是出于他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体制的虚伪和不人道（或是对他们失望地离开的革命政党的类似罪恶）在道德上感到义愤，而不是出于形而上学的历史阶段论——他们不希望被抛在后面的社会变迁。他们的反应是道德的而不是理智的，是意志的而不是理性的；这些人反对现行的制度，是因为它不公正或野蛮，而不是因为它不符合理性或已经过时。七十多年前，爱德华·伯恩施坦开始相信马克思主义未能提供一种可以接受的人生目标，于是宣扬新康德主义者的普遍价值。卡尔·李卜克内西也是如此，人们不能指责他缺乏革命激情。这更为接近索雷尔的立场，因此把他跟现代的革命抗议行动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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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言而喻，这种反理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否定的。他知道，即使对理性的信仰是虚幻的，也只能用理性的方法，用知识和有关自我的知识，以及对历史、心理或社会行为的合理解释，才能够发现和确定这一点。他并不希望终止发明和技术；他不是勒德分子，他清楚，砸烂机器只会使无知、匮乏和贫穷永难消除。他也许会同意，现代反叛者提供的治疗方案是虚幻的，但这不会让他心烦。他并没有建议具体的经济或社会政策。他就像后拿破仑时代黑格尔的反对者一样，诉诸爱、团结和社群；到了适当的时候，这可以给右派和左派双方的“超议会”反对派提供精神食粮。假如法农，或第三世界的好战分子，或激进学生，不是治病高手，他也许会认为他们就是疾病本身。这正是赫尔岑在谈到自己和自己那一代虚无主义者时所持的观点。他毕生致力于辨别和区分出纯洁与污浊、医生与病人，他要找出能够成为社会拯救者的英雄主义的少数——工人，或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或法西斯分子，或布尔什维克——这种努力最终都失败了。他是否会在殖民地人民或美国黑人或学生中——他们神奇地摆脱了其社会的虚伪价值的玷污——找到他们？我们不好说。但是，至少他谈到的危险是真实的。近来的种种事件表明，他对病症的诊断，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已经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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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几乎就是他自己强烈否定的那种人：一个异化的知识分子，一个同行动者无关的孤独的思想家——他同工人没有建立任何联系，从未变成任何活跃的生产者合作组织的成员。对他来说，创造的标志是雕凿岩石，是开凿出来的大理石，但是他的产品却只有文字。他内心相信家庭生活，却有二十五年时间没有家庭。这个行动的鼓吹者，只有在书店里、在词语供应者和脱离工人及艺术家生活的空谈家中间才感到自在。他一直是个怪僻的、自我中心的人，是个局外人中的局外人。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一个他很难逃脱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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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纪念碑。阿累维告诉我们，在他去世十年后，罗兰·马塞尔，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馆长，给阿累维说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不久前遇见法西斯意大利的驻法大使，这个人对他讲，他的政府闻听索雷尔的坟墓已经年久失修。这个法西斯政府要提供经费给这位出众的思想家建一座纪念碑。不久后苏联大使也代表苏联政府，带着同样的建议来找过他。阿累维答应跟索雷尔的家人联系。在拖了很久之后，他收到了回信，信中说，他的家人认为那座坟墓是他们的私事，此外再没有说别的什么。这让阿累维感到高兴。这是一条干脆的、不客气的最后信息。它说不定就来自索雷尔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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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和实用主义策略的预言家，只赞扬绝对价值和彻底的独立性。他是一个致力于打碎自己那个启蒙时代全部定制中的神圣教义和信仰的现代的第欧根尼。索雷尔依然值得一读。他撰文进行评论和反对的世界，也许就是我们自己的世界。无论他是否像他希望的那样，是个“严肃、令人敬畏和高贵的人”422，或者像不时表现出来的那样，是个刚愎自用、教条而执着的人，怀着永远年轻的道德激情（这种热烈的、不太成熟的强烈感情，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为何会让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革命者感到亲切），他的思想从每个角落来到我们中间。它们标志着对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体系内怡然自得这一理性主义理想的反叛。在这个体系内，所有终极问题都被简化为可以用适当的手段加以解决的技术问题，让今天的年轻人产生道德反感的，正是这种封闭世界的景观。第一个用清晰的语言表达这一点的就是索雷尔。他的话依然具有颠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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