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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更想说，只要看看他的大多数文章，也许不少人会同意，让他誉满天下的“价值多元论”，很大程度上只是在他那宽厚的性情与对史实之尊重的驱使下，有意无意之间聊出来的一个思想体系。伯林每至谈兴正浓时，口若悬河，恣意汪洋，常常忘记了自己的立场，身不由己地受所论人物的牵动，甚至陷入他本人并不十分认同的“文化相对主义”窠臼。他让自己置身于观念世界之中，被那儿的奇峰异景所感染，有时也会变成一个席勒所说的“素朴之人”。他给我们以“祥和、纯朴和快乐的”感觉，是因为他能够和讨人喜欢的威尔第一样，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只以其理解对象和受众的能力来取悦别人。故而我又觉得，伯林有时又像咱们中国的一位奇石收藏家，他不以自己的智巧之物为美，却从造化天成的野趣中得到很多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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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伯林素以倡导“多元主义”而闻名，也不是全无认知体系上的根基。究其缘由，我们至少可以说，来自于康德的“人性曲木”说对他影响甚大，从他亲自审订过的一本文集以此作为书名（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John Murray，London，1970）即可见一斑。他多次引用过的那句康德的原话，“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语出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译本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以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而论，他在说这话时可能是透着一丝悲凉的，伯林的思想有时被人称为“具有悲剧意识的自由主义”，这大概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能把伯林引向一种冷眼旁观的经验主义取向：假如我们不从柏拉图式的理念，而是依照人类自己写下的真实历史去认识人性，则曲木之喻能在现实中得到万千事实的佐证。伯林身处“西方历史上最令人恐惧的二十世纪”，由不得他不把处理多元格局的价值世界作为政治思考的头等大事。所以“曲木”这个经验主义的比喻一直萦绕于伯林的脑际，也是他从启蒙时代后的观念冲突中读出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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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是应当更多地从描述性的角度看待伯林的价值多元论，还是把它也作为伯林本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呢？伯林在早年便对一元论的乖张怀有深深的警惧，这显然是促使他对各种反启蒙思想做深入理解的基本原因，也使他进而对维柯、费希特、赫斯、索雷尔和哈曼等人表露出同情甚至赞赏。所以，他的言论不但可以博得自由主义者的喝彩，而且能引起众多非理性主义者和后现代人士的共鸣。但是公平地说，他显然并不认为自己也属于他们的阵营。我们不时会看到，他在对那些激进思想的生命力表现出令人钦佩的理解力的同时，也随时不忘提醒人们，他们的弱点与虚幻是多么明显。从这个角度说，他的价值多元论，只是他用来讲解观念世界的一种描述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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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在那篇《两种自由观》的著名就职演说中，确曾显露出要把自己的自由主义学说建立在一种基于多元现实的思想体系之上。而他后来的大多数演说和文章却只侧重于多元主义，不愿深谈这个思想体系的基础。因此像格雷那样坚称伯林的思想基础清晰可辨，只有价值多元论从中一以贯之，这种解读在许多自由主义者看来虽然失之偏颇，却也并非全无道理。伯林的多元主义的基本特点，在于他把多元性当作一个观察和思考近代世界的前提，却没有对其本身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自洽性做细致而深入的思考。在这个方面，有人借用他的“狐狸多智巧，刺猬只一招”的比喻，把他说成一只佯装狐狸的刺猬，不免有为贤者讳的嫌疑。我们倒不妨把这看作他的聊天式学术成就的一个必然结果，或者说得温和一些，也许他知道单凭这种神侃的方式，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完整而缜密的思想体系，所以他也只满足于讲自己的“多元主义观念故事”，并不想从中阐发出一种“政治哲学”体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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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伯林的多元主义作为一种自由主义学说，是有其内在张力的。自由主义在涉及到个人的价值追求时，能够且应当持宽容或不可知论的态度。在这一问题上，伯林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当关系到社会的政治安排时，一个自由的社会则必须对政治价值的选择范围有所限制。选择个人的献身目标与选择公共生活的原则，这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伯林似乎没有对这两种选择做出清楚的划分，因此他的多元主义在遇到如下尖锐的问题时，也可能会无言以对：对于那些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不共戴天的价值，是否应当从政治多元论中剔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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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论者切中肯綮地指出，若想把伯林的价值多元论补足为自由主义，大有必要像奥克肖特、哈耶克或罗尔斯的理论那样，在个人的价值取舍与公共理性之间做必要的分疏。他们虽然分属不同的思想流派，但作为自由主义者却有着共同的底线：他们一致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解决观念冲突的公共哲学，首先意味着人们在追求个人的价值选择时必须遵守某些限制，这些限制的具体内容，虽然可以在公共话语交往中发生变动，但无论如何需要由它们构成全体公民必须遵守的权利和责任原则。只要比照一下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此书在中国的出版，为我们理解如何在价值多元的前提下建立一种理性的公共哲学，增添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献），对于伯林的多元主义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欠缺，便可有更深切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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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话还得说回来。没有人会否认，多元性乃现代世界的根本特征之一，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都是我们无可回避的生存处境。我在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段《圣经》里的话，被霍布斯用在他的《论国民》（On the Citize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一书的结尾处，那是他在三百多年前为告诫纷争不已的国人，借上帝之口发出的呼声，因为按他的洞察，“人们若是在权力、利益或思想的优劣上有了分歧，他们就会相互虐待诅咒，此乃人的天性。所以不必奇怪，当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时，几乎每个信条都会被这人或那人说成是进入天国所必需的，于是那些不接受它的人就会受到诅咒，不但说他们冥顽不灵（根据教会的教义这是正确的），而且说他们没有信仰”。霍布斯之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不能不说与他这种认识有着绝大的关系，毕竟近代政治若是脱离如何处理这种局面的智慧，其效用便根本无从谈起了。霍布斯之后这方面虽有启蒙运动最具野心的努力——它本以为能用严明的机械数理哲学重建人类精神生活的统一性——然而其后的历史证明，以人类理性作为基础的这种“科学精神”，在弥合信仰的裂隙上，表现得也实在太过低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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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的文字所具有的最大价值，大概就在于他对这种处境的感受力。在痛苦揭示“诸神之战”的韦伯之后，对近代多元主义的困境的理解，伯林堪称翘楚。他深深体认到，现代性之最突出的风格即价值体系已然失去终极的完备性。在接收这笔麻烦的现代性遗产的两大主流——即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伯林的思想大体上说也跟韦伯差不多，与前者更为接近，这从他从不过分渲染非理性主义，是可得到印证的。所以，凡是希望从多元论自由主义角度认知现代性的人，都值得到他这个收藏观念的奇石馆里看一看，里边的景致的确相当不错。毕竟身为博学大师的馆主，眼力终究不凡——尽管那些神奇的石头若是相互碰撞起来，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所能够提供的解决之道，可能不如另一些人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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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之译事始于去年岁初，面对伯林挥洒自如的文笔，常觉才学窳陋，力有不逮。幸赖清华大学彭刚兄不辞辛劳，细细审读一遍，纰缪之处多有辨稽，在此是必须向他道一声谢的。然操觚者毕竟为我，错讹鲁鱼想必仍在所难免，还望学问通明之士雅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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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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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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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1]本卷1979年初版于伦敦，1980年在纽约出版。其他各卷是：Russian Think-ers（《俄国思想家》），London and New York，1978，我与Aileen Kelly合编；Concepts and Categories：Philosophical Essays（《概念与范畴：哲学论文集》），London，1978；New York，1979；Personal Impressions（《个人印象》），London，1980；New York，1981；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人性的曲木：观念史文集》），London，1990；New York，1991。还有一本这些书的选集：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An Anthology of Essays（《细究人性：文选》），ed.Henry Hardy and Roger Hausheer，London，1997；New York，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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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our Essays on Liberty（《自由四论》），London and New York，1969；和Vico and Herder：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维柯与赫尔德：观念史研究两篇》），London and New York，1976。其他集子只有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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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Magus of North：J.G.Hamann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Irrationalism（《北方的魔术师：哈曼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起源》），London，1993；New York，1994；The Sense of Reality：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现实感：对观念及其历史的研究》），London，1996；New York，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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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些文章都己收入《概念和范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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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此文收在《自由四论》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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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ustin and the Early Beginnigs of Oxford Philosophy’（“奥斯汀和牛津哲学的早期发端”），收在《个人印象》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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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均已收进《概念和范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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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于维柯来说似乎是这样，不过未必一定如此。如果库恩对科学发展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维柯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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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lower children，主张“爱情、和平与美”的嬉皮士，以花朵象征其主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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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此文的初稿曾在1953年政治研究协会英国分会的会议上宣读。我希望借此机会，向那些我为征求意见而分送此文的友人和同事致谢。这些人包括：A.P.d’Entrèves，Carl J.Friedrich，Felix Gilbert，Myron Gilmore，Louis Hartz，J.P.Pla-menatz，Lawrence Stone和Hugh Trevor-Roper。他们的批评使我受益匪浅，得以避免许多错误，至于仍未消除的错误，我当然要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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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目前完整的目录包括了三千个以上的条目。我所找到的最有价值的文献综述是：P.H.Harris，‘Progress in Machiavelli Studies’（哈里斯：“马基雅维利研究的进展”），Italia 18（1941），1-11；Eric W.Cochrane，‘Machiavelli：1940-60’（科克兰：“马基雅维利：1940-60”），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3（1961），113-36；Felix Gilbert，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吉尔伯特：《马基雅维利和圭恰尔迪尼》），Prin-ceton，1965；Giuseppe Prezzolini，Machiavelli anticristo（普莱佐利尼：《反基督的马基雅维利》），Rome，1954；英译本：Machiavelli，New York，1967；London，1968；De La-mar Jensen（ed.），Machiavelli：Cynic，Patriot，or Political Scientist？（冉森编：《马基雅维利：玩世不恭的人，爱国者，还是政治科学家？》），Boston，1960；Richard C.Clark，‘Machiavelli：Bibliographical Spectrum’（克拉克：“马基雅维利：文献概览”），Review of National Literatures 1（1970），9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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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他把事情说得troppo assolutamente（太绝对）的习惯，圭恰尔迪尼已经指出过了，见‘Considerazioni intorno ai discorsi del Machiavelli’（“关于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前十书》的思考”），book 1，chapter 3，p.8 in Scritti politici e ricordi，ed.Roberto Pal-marocchi（Bari，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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