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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普莱佐利尼的引文，前引书（见29页注2），英文版，p.222-3。〔戈尔地雅斯结（Gordian knot）：据希腊神话，开此结者可为王，后被亚历山大以剑斩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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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Quaderni della‘Critica’（《“批评”笔记》）5 No 14（July 19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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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费舍曾正确指出，修道院的解散留下了大量过去无法利用的文献证据，这要归因于一个事实，即教会为了抵制对其历史主张的攻击，不得不利用历史研究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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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像“les saisons et mutations de moeurs d’un peuple”（民族的交替兴衰）、民族的“la complexion et humeur”（性格和气质）、“fa?ons de vivre”（生活样式）、“forme de vivre”（生活形态），“la police”（文明）“les motifs，les opinions et les pensées de hommes”（各种人类的动机、意见和观念）、“la génie du siècle，des opinions，des moeurs，des idées dominantes”（时代的、观点的、主导观念的起源）、“des passions qui conduisaient les hommes”（支配着人类的各种情绪），都是十六和十七世纪十分常见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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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影响仅次于伏尔泰的丰特奈尔，就把各种技艺（和其他所有事情）的进步等同于有序性、明晰性、精确性和“netteté”（纯洁性）的提高，它最纯粹的表现就是几何——在每个知识和创造领域能够对它所接触的一切加以改进的笛卡尔方法。他和伏尔泰一样认为，神话是野蛮和无知的产物。他怀疑一切隐喻，尤其是“images fabuleuses”（虚构的形象），它是来自“对事物完全错误和荒谬的”认识——它们的作用只能是传播谬论。原始社会的诗人采用神话语言进行修饰，但是也把它作为一种表达自己直接受到了神灵启发的手段；现代作家至少应当使用譬如说有关时间、空间和神的“images spirituelles”（精神形象）——拟人化的抽象观念，但它的表达对象是理性，而不是非理性的感情。他们为反抗理论中的蒙昧主义和实践中的野蛮行为而表现出的理智力量、勇气、人道精神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不应使我们对他们的优点所造成的罪恶——这让他们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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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列昂·庞帕（Leon Pompa）在著作中以及和我的谈话中，都强调过这种对比。我倾向于认为他的解释更接近维柯的思想，而我在过去对这个主题的讨论中，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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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在维柯的《新科学》中，有一段描述文明衰退的话值得一提：“……不管其群体多么强大，（人们）就仿佛生活在深刻的精神和意志孤独之中，难得有两个人会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他们都各自追求自己的快乐或变幻无常。”见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trans.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ld Fisch，revised ed.，New York，1968，paragraph 1106。下面的引文皆出自这个译本，并标明节号：如N.S.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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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例如，忒修斯和阿里阿德涅的故事与早期航海生活有关。人身牛首的怪物米诺陶象征着绑架雅典人的船上海盗，因为牛是古代船首的典型饰物，而海盗行为则是希腊人和古日耳曼人都曾大加赞美的对象。阿里阿德涅代表航海艺术，是航海的象征，迷宫是指爱琴海。有时，米诺陶是个欧亚混血儿，一个来到克里特的外国人——种族冲突的一个早期象征。卡德摩斯是原始人，他的屠蛇是在清除广阔的树林。他把毒蛇的牙齿种在地上——毒蛇的牙齿就是犁齿，他扔在周围的石头就是英雄们所垄断而农奴们渴望得到的地块；犁沟是封建社会的秩序；从牙齿上冒出来的全副武装的人是英雄，但他们不是像神话所叙述的那样相互为战（在这里维柯决定“修正”证据），而是同威胁着定居农民生活的强盗和无赖作战。战神被密涅瓦击伤，是贵族打败了平民。至于珀加索斯的例子，翅膀代表天空，天空代表鸟，飞翔有着极为重要的吉祥含义。为一匹马插上翅膀，等于骑马的贵族，他享有祥云高照的特权，所以也享有权力。这类神话很快便代表着权力和制度，经常反映着激烈的社会制度的变革；神话形象，例如飞龙（Draco）——一个在中国和埃及也可以看到的怪物——或赫拉克勒斯，或埃涅阿斯（他的下地狱当然是播种的象征），在维柯看来并不是历史人物，他们就和毕达哥拉斯和梭伦一样，被他视为仅仅是政治结构的象征，不适合于进入任何编年史的叙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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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N.S.239-40。这是维柯自由翱翔的历史想像力的一个很好事例：他把“lex”，“ilex”，“aquilex”，“legumen”和“legere”都视为典型的“森林人”的用语，它们显然是来自森林生活，后来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活动和事物。最初，“lex”“肯定是指一堆橡果（a collection of acorn）”。“ilex”是指“橡树”，“因为橡树结出把猪吸引到一起的橡果”（因此“aquilex”的意思是“橡汁的采集者”）。“Lex类似于一堆蔬菜”，于是后者便被称为legumina。再后来，在尚未发明出用于记录法律的粗糙字母之前，“lex”由其集体性所致，必然意味着一群公民或公共集会；于是一群人的存在便成了‘lex’，或‘法律’（law），后者通过集合在一起的comitia（集会场所），把calatis comitiis（在集会场所计算出的）的意志变得庄严。最后，收集字母并把它们变成记录每个词的一组符号，被称为legere，即‘阅读’”。这是有关发生学社会语言学的一段想入非非的典型文字。但是这种社会语言学方法却导致了丰富而重要的人文学科的各个分支，如历史法学、社会人类学、比较宗教等等，尤其是它们与发生学的和史学的语言理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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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其实这是因为误解了波里比乌斯的文本，不过这也使维柯有机会提出他的历史观：虽然波里比乌斯并不相信这种编造，它却是维柯所反对的启蒙运动传统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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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譬如说，以博丹、培根、孟德斯鸠为一方，以维柯为另一方，从他们对待神话和传奇的兴趣上，就可以看出前后两种态度的差别。前面的那些思想家并不认为神话和传奇是说谎的僧侣编造的，或仅仅是“人类的弱点”（用伏尔泰的说法）的结果，但他们都从早期或远古社会中寻找有关moeurs（德行）和fa?ons de vivre（生活方式）的信息，其明显的目的是找出是否存在着与他们自己时代和环境有关、因此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虽然从时间角度说，他们也许对另一些社会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为了自己的目的收集这类事实，其明显的动机却肯定是功利主义的——他们希望改进人类的生活。维柯则把神话视为梳理经验的不同范畴的例证——早期的人类和遥远的民族利用这些我们不熟悉的视角，观察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目的是理解我们来自何处，我们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仍然保留了多少过去的东西。他的方法是发生学的，因为只有通过用想像力，利用他认为自己已经发现的规则，重建它的发生过程，而不是通过对永恒本质的直觉，通过对眼前事物的经验描述或分析，才能够真正理解事物。这标志着历史和社会观念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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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N.S.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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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在我看来，奥尔巴赫对此做了雄辩而准确的表达：“当人们认识到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不能根据有关可取事物的一种模式来加以判断，而要根据每一种情况自身的可能加以判断时；当人们在这些可能性中不仅看到了气候和土壤等自然因素，而且看到了精神和历史因素，换言之，当他们有了一种历史变迁的意识，一种历史现象之不可比性的意识……因此每个时代都表现为一个整体，它的性格反映在它的每一种表现中；最后，当他们接受了这样的信念，即事件的意义不能用抽象的、普遍的认识形式加以把握，有待理解的材料不能完全以社会的高级形态和重要的政治事件来认识，而且也要在艺术、经济、物质和精神文化中，从日常世界的深层、从它的男男女女的生活中加以认识，因为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把握到独特的东西，才能够看到内在力量所驱动的事物，才能够在更具体、更深层的意义上，理解什么是普遍有效的……”关于作为一门科学的史学和作为一种自我认识形式的史学——它永远无法做到完全有条理，而且正如维柯警告我们的那样，只有通过“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才能达到——之间的区别，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好的表述。见Erich Auerbach，Mi-mesis（《模仿》），Princeton，1968，pp.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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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Opere（《著作集》），ed.Roberto Parenti，Naples，1972，vol.1，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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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同上，vol.1，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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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同上，vol.1，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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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著作集》，vol.1，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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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同上，vol.1，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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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Gianozzo Manetti，De dignitate et excellentia hominis（马内蒂：《论人类的尊严与卓越》），转引自Giovanni Gentile，‘Il concetto dell’uomo nel rinascimento’，Gior-nale storico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67（1916），17-75，此文编入他的Giordano Bruno e il pensiero del rinascimento（Florence，1920）。这段意译的话，见于pp.66-7（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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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Le orazioni inaugurali，Il de Italorum sapientia e le polemiche，ed.Giovanni Gentile and Fausto Nicolini，Bari，1914，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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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著作集》，vol.1，p.194。另参见N.S.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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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Oeuvres de Descartes（《笛卡尔文集》），ed.Charles Adam and Paul Tannery，Paris，1897-1913，vol.10，p.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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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著作集》，vol.1，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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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霍布斯英文著作集》），ed.Sir William Molesworth，vol.7，London，1845，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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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马兹利什在其文章中谈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困难，见Bruce Mazlish，The Rid-dle of History：The Great Speculators from Vico to Freud（《历史之谜：从维柯到弗洛伊德的伟大玄思者》），New York，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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