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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加利利人，指基督。——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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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文集》，vol.13，pp.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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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见Journal，8 February 1865。标题是“夏尔·埃德蒙家中的晚餐”——“他说话时喉咙里不时发出轻轻的嘲笑声。他的声音亲切，抑扬顿挫，富于音乐感，人们以为他的粗脖子会粗声粗气，其实不然。他的思想细致而优雅，尖刻而机敏，总是十分明确，并用一些恰到好处的措辞加以阐述，虽然是出自一个开明而机智的外国人之口，却总是表现出极为恰当的法语水平。他谈到巴枯宁，他在狱中度过的十一个月，他从阿穆尔河逃出西伯利亚，取道加利福尼亚返回伦敦的经过，在热泪盈眶的热烈拥抱后，他（向赫尔岑）说的第一句话是：‘这里能搞到牡蛎吗？’”赫尔岑讲的沙皇尼古拉的故事也让龚古尔兄弟开心。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这位皇帝在欧帕托利亚陷落后，深夜在他空荡荡的宫殿里散步，迈着《唐·璜》中那个司令官石塑般沉重而神秘的步伐。然后他又说了一些有关英国风俗习惯的奇闻轶事——“他喜欢这个国家，因为她是一片自由的土地。”——用来说明它的可笑之处，它的等级意识，不可救药的传统主义，尤其是主仆关系。龚古尔兄弟还提到赫尔岑为说明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格差异而提出的精辟见解。他们可靠地讲述了詹姆斯·罗特希尔德如何挽救赫尔岑的俄国财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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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正统的苏联学者从这种观点中发现，他终于接近了马克思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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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文集》，vol.6，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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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1888年2月13日致N.N.Gay的信。另见1888年2月9日致N.G.Chertkov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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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1860年8月4日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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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1896年5月17的日记。但是他在1905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他正在读赫尔岑的《来自彼岸》，并且说“我们的知识分子如此低三下四……他们无法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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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1896年5月7日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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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1862年7月22日—23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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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1862年8月7日写给他姑妈托尔斯塔娅公爵夫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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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M.Gorky，Istoriya russkoi literatury（高尔基：《俄国文学史》），Moscow，1939，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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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Edmund Silberner对此表示过怀疑，见他的‘Der junge Moses Hess im Lichte bisher unerschlossener Quellen’（西尔伯纳：“从过去未被利用的原始文献看青年赫斯”），International Reivew of Social History 3（1958），43-70，23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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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在科隆的1854年警察档案里，记录着西比尔·皮什是个街头妓女，赫斯的家人似乎也相信这种说法。西尔伯纳在他为赫斯所写的传记中对此有所怀疑，他发现那份证据并不确凿。我们只知道西比尔一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赫斯是在父亲去世后才娶了她，也许是因为担心对他造成太深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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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赫斯的道德性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和《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主人翁所体现的“可靠的好人”极为相似。犹太共产主义者是最后的这样一种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在他们身上找到所有与他的理想相似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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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西尔伯纳在他论述赫斯的非常有启发性的文章〔载Historia Judaica 13（1951），3-28〕中认为，尽管这本书赞成废除私人继承权，赞成公有制，但它的理论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他认为赫斯的理论不同于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我不敢说自己领会了这一点。不错，赫斯没有走得像卡贝那样远，但是他至少是个——譬如说——和路易·布朗一样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比傅立叶主义者和蒲鲁东还要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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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他这时（1843）的观点十分明确地反映在两篇文章中：‘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Philosophie der That’（“他者的哲学”），刊于一本名为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的文集中，另外也反映在他发表在巴黎的Vorw!?rts上的文章，见Deutsch-Franz?sische Jahrbücher和Der Sprecher，ed.Karl Grün in We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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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恩格斯在一篇发表于欧文派杂志《新道德世界》（New Moral World，No.21，18 November 1843）的文章中说，赫斯是第一位变成共产主义者的青年黑格尔派。见Kar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Collected Works（《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London/New York/Moscow，1975，vol.3（1975），p.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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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Rom und Jerusalem，die Nationalit!?tsfrage（《罗马和耶路撒冷：论国籍问题》），Leipzig，1862（以下略为R.J.），信函5，p.25。下面再引用R.J.中的信时，只注明编号和页码，如V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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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并非完全如此。在R.J.中，赫斯提到了这时的一份手稿，其中主张必须把自决作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这份草稿下落不明：赫斯很有可能把它合并在了R.J.一书中。但是的确有一份这个时期的残稿保留了下来，它的发现者爱德蒙·西尔伯纳充满善意地告诉我，它宣布犹太民族需要一个家园。这证明赫斯并没有像人们有可能猜疑的那样，不自觉地把他第一次产生犹太人国家这种想法的时间提前了。不过在当时，这很可能只是一种大胆的幻想。年轻的拉萨尔当时也曾不经意地思考过一个新犹太国的概念。十八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不乏各种离奇的政治方案。但是，尽管偶然有这种思绪，这时的赫斯完全是个反民族主义者，他自觉地反对这些不断在他面前浮现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只是在后来才接受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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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Cologne，1841年9月2日。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批判全集》），Abteilung 1，Band 1.2，Berlin，1929，pp.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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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见264页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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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在他们早先所作但生前没有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是如此。见Eduard Bernstein，‘Vorbemerkung’（伯恩施坦：“绪论”），in Documente des Sozialis-mus，Berlin，1901-5，vol.3，p.1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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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这位女士其实（正像西尔伯纳查实的那样）是赫斯的一个真实的朋友，不过在十九世纪，这是表达政治思想的一种常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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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I 1（见269页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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