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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习惯成自然”，这说明习惯和自然并不是一回事，而人们常常会把习惯误当成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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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讲过一个故事：波斯国王大流士曾经问希腊人，给他多少钱可以让他吃自己父亲的尸体，希腊人的回答是，多少钱也不可以；然后他又把吃自己双亲尸体的印度人叫来，问给多少钱才能答应火葬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印度人的回答是，给多少钱我也不会这么做。讲完这个故事，希罗多德引用了诗人品达的一句话作为总结：“习惯是万物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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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问题在于，一方面习惯是万物的主宰，另一方面习惯又是可以变迁的，所谓“移风易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希波战争之后，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的后半叶，希腊世界里的传统观念遭到了猛烈的冲击，从城邦制度、法律制度到风俗习惯、伦理规范莫不如此，那些原本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天然正当的事情，现在都被视为是习惯使然。如果吃掉父母的尸体与火葬父母的尸体，两者之间的区别只是习惯不同，那就意味着无所谓谁对谁错，这当然会让笃信真理的哲学家大为不满。如果智者派一直用这样的方式教导学生，那就会败坏青年，毒化社会风气。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起诉的一个理由就是败坏青年，可是在柏拉图看来，这明明是智者派干的好事，怎么能安到苏格拉底的头上呢？也正因此，柏拉图才会对智者派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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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智者派这么多的坏话，现在我想帮他们稍微翻翻案。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收费授徒这件事情其实无可厚非，智者派真正的问题在于引入了相对主义，站在习惯的立场上去反对自然。那么这么做是不是一定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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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塔戈拉最著名的命题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相比于“神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尺度”无疑具有进步性，它意味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对传统秩序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代表了某种进步的力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就曾经高度评价智者派，认为他们“以一种新的精神突破了由传统的概念、一般的偏见和社会习俗所形成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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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把“人是万物的尺度”推到极致，主张每一个具体的人就是“万物的尺度”，那就会出现相对主义的恶果。比方说，普罗塔戈拉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同样的风在刮着，有的人觉得冷，有的人觉得不冷，所以一切都是感觉而已，风本身是无所谓冷或者不冷的。就这个例子而言，是不是觉得普罗塔戈拉说得很有道理？不过风的冷热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感觉走，但是有些事情却是不能跟着感觉走的。比方说国家出台了一部法律，有的人觉得好，有的人觉得不好，这时候我们就不能跟着感觉走，觉得好的人就遵守它，觉得不好的人就不遵守它。相反，我们需要通过充分的讨论和协商，借助于一定的程序，去解决彼此的分歧，哪怕最终各自保留意见，那些觉得不好的人也要尊重法律。总之，一旦“移风易俗”演变成了“礼崩乐坏”，那就是“过犹不及”，这个时候，重建道德的客观标准和知识的体系就成为哲学家的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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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从智者派开始，希腊人开始极力地推崇和传播语言（logos）的技艺，这也极大地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发展。虽然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虽然说“语言是暴君”，它可以蛊惑人心、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但是借助于话语而不是借助于暴力，通过点人头而不是砍人头来取得权力，这何尝不是一种进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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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不要被哲学家的一面之词所误导。智者派的兴起，虽然冲击了传统和秩序，带来了相对主义的难题，但是另一方面，智者派的空前活跃也象征着希腊文化鼎盛期之前的“青春的陶醉”与“不羁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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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布面油画，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绘于17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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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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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14 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苏格拉底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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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的标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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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想，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哲学家的标准形象是什么样的？大概是不事生产，喜欢玄谈，日常生活晕晕乎乎，偏偏又绝顶聪明，满脑子都是古怪的想法和念头。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一定要貌不惊人，如果丑一点那就更好了。如果要在哲学史上找出一个最符合以上形象的人，那一定就是苏格拉底了。有人这样形容苏格拉底的外形：“身材矮胖粗壮，烂眼，扁鼻子，大嘴，厚嘴唇。不修边幅，笨拙粗陋，他的体型像一个奇形怪状的萨蒂尔（satyr，森林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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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是在这样一个“老且丑怪”的皮囊下面，却隐藏着一个高贵而纯粹的灵魂。苏格拉底没有希腊人推崇的伟岸身材和堂堂仪表，但却是雅典城邦——这所希腊人的学校——中最璀璨夺目的人物之一。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曾经颂扬雅典人是“热爱美的人，但没有失去质朴的品味，是热爱智慧的人，但没有失去男性的魄力”。在我看来，苏格拉底的一生最完美地体现了这两句话。在接下来的七讲中，我会带领大家走入苏格拉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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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Socrates）生于公元前469年，死于公元前399年，他是雕刻匠和产婆的孩子，土生土长的雅典本地人。在他壮年的时候，经历了雅典民主制最为辉煌的时刻，他的后半生则亲历了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目睹了雅典民主制的盛极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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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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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是一个述而不作的哲人，这一点与孔子非常像。孔门七十二弟子，苏格拉底有名有姓的弟子没有那么多，但也有个别出类拔萃甚至青出于蓝的，比如柏拉图。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苏格拉底，首先要感谢柏拉图的对话录，其次是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以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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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三位作者笔下的苏格拉底简直就是三个人，所以我们马上就面临着如何甄别哪一位才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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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里，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十足的小丑形象，他不仅跟智者派一样收费授徒，还跟自然哲学家一样研究物理学和天文学。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他张大了嘴抬头看天的时候，一只壁虎恰好在屋檐上拉屎，结果落在了苏格拉底的脸上。中国的相声里有一个技巧叫“砸挂”，你听郭德纲的相声，于谦的家人就一直在倒霉。其实，古希腊的喜剧也喜欢这么“糟践”名人，而且就像于谦从来不会生郭德纲的气，身体强健、精神自信的希腊人也不会因为阿里斯托芬的粗陋和鄙俗而感到被冒犯。但不管怎样，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个被高度夸张了的戏剧人物，我们万万不可把他错当成历史中的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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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作者色诺芬是一个著名的将领，他打仗是把好手，写东西则稍显笨拙，对哲学也不甚了了，而且与苏格拉底也没有特别的深交，所以在色诺芬的笔下，苏格拉底的人格魅力减少了很多，既不幽默，也不机智。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是以“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人”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的，但是如果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真如色诺芬描述的那样平庸无奇，我们就很难想象苏格拉底会造成如此大的破坏。所以有学者（伯奈特）指出，色诺芬给苏格拉底做的辩护真是太成功了，假如苏格拉底真是如书中描述的那样，他是绝不会被处死的。因为如此平庸无奇的人怎么会冒犯雅典公民，败坏年轻人呢？但是另一方面，鉴于色诺芬足够老实，太没有创造力，所以他对一些事件的描述反而是可信的。你想，让一个资质平庸但勤奋刻苦的人去写记叙文，记流水账，那应该是很合适的，但是让他理解苏格拉底对话的深意，把握他的哲学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创作出隽永深刻的作品，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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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为熟知的苏格拉底形象，应该说全都源于柏拉图的记录与塑造。在认识苏格拉底之前，柏拉图是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热衷于戏剧创作，他的对话录充满了文学性和想象力，加上他无与伦比的哲学思辨能力，所以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到底是不是历史中的苏格拉底，人们同样非常怀疑。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早期的对话录，比如《申辩篇》、《克里同篇》、《高尔吉亚篇》，包括中期的某些对话录，应该是比较忠实地记录了苏格拉底的言行，从这几个对话录来看，苏格拉底的幽默和睿智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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