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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个人作恶，最大的受害者会是谁？普通人一定会说，那肯定是别人啊。可是苏格拉底却认为，一个人作恶，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因为他让自己变坏了。如果一个人作恶而且还逃避了惩罚，那就更加糟糕了，因为他的兽性部分非但没有得到压制，反而更加嚣张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无人有意作恶”的意思就是“没有人会故意伤害自己”，因为所有人都是“趋利避害”、“趋善避恶”的。烟民们在为自己做辩护的时候，不正是在强调这是对自己有益的事情而不是有害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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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苏格拉底认为善恶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智者派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那就是在混淆是非善恶，这是意见，不是知识。哲学家要寻找善恶是非的知识，而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它们。有德性的人就是有真正知识的人，没有德性的人则是缺乏真知的人。所以说，德性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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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使命是督促雅典人“关照自己的灵魂”，因此，这里的“知识”就与“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联系在一起了。苏格拉底说：“那些认识自己的人知道什么事对自己合适，能够分辨自己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由于有这种自知之明，他们还能够鉴别他人，通过和别人交往获得幸福，避免祸患。但是那些不认识自己，对自己的才能有错误估计的人……他们既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不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与之交往的是怎样的人；由于他们对这一切没有正确的知识，他们就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要陷入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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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楚，理性、知识、德性、幸福之间，存在着环环相扣、逐渐递进的逻辑。有理性的人必然拥有关于自我的知识，他也因此是有德性的人，有德性的人一定能够得到幸福。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有意思的是，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似乎也认同这一点。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他写道：“我勤勉地工作，希望自己能更好（better）和更明智（smarter）。当然，这两者本就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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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认为“聪明人”和“好人”根本就是一回事。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反面的角度去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蠢人”和“坏人”根本就是一回事。所以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才会目睹这么多“又蠢又坏”的恶人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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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每天反复做的事情造就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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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尽可能同情地理解“无人有意作恶”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番道理虽然深刻，但与日常的道德直觉相差还是很远。以那些腐败分子为例，作为党和国家多年教育的干部，他们当然知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个道理，但是在面对江诗丹顿和爱马仕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意志薄弱，难以自制。这样的人可不是因为脑子坏掉了，而就是良心坏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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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批评苏格拉底，认为他把德性等同于知识，这样一来，就取消了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因此也就取消了激情和性格对人的影响。说得直白一些，少数时候理性是欲望的主人，多数时候理性是欲望的奴隶。人性并不是天然向善的，在那些又蠢又坏的人当中，多数不是因为太蠢了所以才会变坏，而恰恰是坏得肆无忌惮，才会显得格外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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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知道公正的人不会马上变得公正。”这句话特别有道理，这就好比能够背诵“八荣八耻”的人不会立刻成为有耻且格的人；要把“舌尖上的知识”变成“行动上的知识”，既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说：“每天反复做的事情造就了我们。”这句话的关键词是“做”，也就是行动和实践。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不说“每天反复说的事情造就了我们”呢？这是因为“拥有知识”不等于懂得“使用知识”。《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就是典型的纸上谈兵者，她博闻强记，知晓天下武术的所有精华，但是却手无缚鸡之力，就是因为在“拥有知识”和“使用知识”之间，缺少了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实践。同样的，整天高谈阔论礼义廉耻的人，也不一定真的就在生活中遵守礼义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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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前面举的烟民例子，他给自己提供了很多合理化的理由，其实很可能都只是借口而已，很可能他在心里根本就不相信这些借口，他就是百分百的“不能自制”。人在这方面真的是“万物之灵”，我们总是非常容易地原谅自己的错误，而且非常善于给自己的错误寻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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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帮朋友聚会，有一位老烟民再次宣布：我要戒烟了！结果没有一个人搭理他，大家连翻白眼的力气都不想使。言行太不一致，以至于使人对其言论彻底丧失信心，这是不能自制者的普遍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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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生活中的言行不一，那还只是小德有亏，大家顶多觉得这个屡戒屡吸的老烟民是一个笑话；在公共生活中的言行不一，那才是大问题，尤其是政治人物的言行不一，那可是流弊无穷。当年国人就常以“好话都被他说尽了，坏事亦被他做尽了”来笑骂汪精卫。然而恰如燕京大学的教授张东荪所言，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言行不一致却不止汪氏一人。这个风气一开，极容易传染”，到那个时候，不只是政治人物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会上行下效，竞相模仿，一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人们就会对宣传性的言论彻底丧失信心，视若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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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小结。苏格拉底是个理性主义者，他强调知行合一，如果知行不一，那一定是知出了问题。而亚里士多德是个经验主义者和常识论者，他同样强调知行合一，如果知行不一，很可能是行出了问题。你会认同谁的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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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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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17 雅典人为什么要对苏格拉底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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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败坏了的雅典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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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判处死刑。苏格拉底之死与耶稣基督之死，或许是西方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两个死亡事件。前者宣告了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后者凸显出宗教与政治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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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为什么要对苏格拉底处以死刑？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把视野拉回到公元前431年，那一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从此陷入长达27年的战争。这场战争被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忠实地记录下来，要想知道战争的破坏力，读一读修昔底德下面这段话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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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这个时候已经被人们当成了美德，所有的词义都发生了变化：欺骗被赞为精明，鲁莽被当作勇敢，而忠诚、谦虚、大度却被认为是软弱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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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读过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就会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奥威尔笔下，虚拟的大洋国里有四个政府部门，“真理部”负责撒谎，“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刑讯，“富足部”制造短缺。大洋国和战争期间的古希腊的共同特征是，所有的词义都出现了黑白颠倒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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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现象，语言的败坏象征着人心的败坏，语言秩序的颠覆意味着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的颠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苏格拉底开始了他的后半生，而他的使命，正是要通过探究伦理问题来重建道德秩序和人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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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目光进一步聚焦到雅典，就不得不注意到，在苏格拉底受审之前，雅典民主制出现的三次政治“地震”。第一次地震发生在公元前411年，一小撮阴谋分子与斯巴达里外勾结，推翻民主制，建立了“四百僭主专政”；第二次地震发生在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在斯巴达的扶植下，雅典建立了“三十僭主专政”。虽然这两次僭主专政只分别持续了四个月和八个月，但却是雅典历史上非常恐怖和黑暗的时期。在“三十僭主专政”的八个月里，许多雅典公民遭到杀害，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战争最后十年战死的雅典士兵的总和。公元前401年，反民主派人士再一次蠢蠢欲动，虽然民主派最终获得了胜利，但是可想而知，经过这三次政治地震，雅典民主制早已元气大伤，失去了往日的雍容和自信。雅典人想要清算失败的原因，寻找祸根，于是开始抓特务、找敌人，最终，他们把目光聚焦在苏格拉底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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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罪名：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