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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每天反复做的事情造就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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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尽可能同情地理解“无人有意作恶”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番道理虽然深刻，但与日常的道德直觉相差还是很远。以那些腐败分子为例，作为党和国家多年教育的干部，他们当然知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个道理，但是在面对江诗丹顿和爱马仕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意志薄弱，难以自制。这样的人可不是因为脑子坏掉了，而就是良心坏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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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批评苏格拉底，认为他把德性等同于知识，这样一来，就取消了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因此也就取消了激情和性格对人的影响。说得直白一些，少数时候理性是欲望的主人，多数时候理性是欲望的奴隶。人性并不是天然向善的，在那些又蠢又坏的人当中，多数不是因为太蠢了所以才会变坏，而恰恰是坏得肆无忌惮，才会显得格外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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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知道公正的人不会马上变得公正。”这句话特别有道理，这就好比能够背诵“八荣八耻”的人不会立刻成为有耻且格的人；要把“舌尖上的知识”变成“行动上的知识”，既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说：“每天反复做的事情造就了我们。”这句话的关键词是“做”，也就是行动和实践。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不说“每天反复说的事情造就了我们”呢？这是因为“拥有知识”不等于懂得“使用知识”。《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就是典型的纸上谈兵者，她博闻强记，知晓天下武术的所有精华，但是却手无缚鸡之力，就是因为在“拥有知识”和“使用知识”之间，缺少了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实践。同样的，整天高谈阔论礼义廉耻的人，也不一定真的就在生活中遵守礼义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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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前面举的烟民例子，他给自己提供了很多合理化的理由，其实很可能都只是借口而已，很可能他在心里根本就不相信这些借口，他就是百分百的“不能自制”。人在这方面真的是“万物之灵”，我们总是非常容易地原谅自己的错误，而且非常善于给自己的错误寻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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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帮朋友聚会，有一位老烟民再次宣布：我要戒烟了！结果没有一个人搭理他，大家连翻白眼的力气都不想使。言行太不一致，以至于使人对其言论彻底丧失信心，这是不能自制者的普遍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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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生活中的言行不一，那还只是小德有亏，大家顶多觉得这个屡戒屡吸的老烟民是一个笑话；在公共生活中的言行不一，那才是大问题，尤其是政治人物的言行不一，那可是流弊无穷。当年国人就常以“好话都被他说尽了，坏事亦被他做尽了”来笑骂汪精卫。然而恰如燕京大学的教授张东荪所言，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言行不一致却不止汪氏一人。这个风气一开，极容易传染”，到那个时候，不只是政治人物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会上行下效，竞相模仿，一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人们就会对宣传性的言论彻底丧失信心，视若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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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小结。苏格拉底是个理性主义者，他强调知行合一，如果知行不一，那一定是知出了问题。而亚里士多德是个经验主义者和常识论者，他同样强调知行合一，如果知行不一，很可能是行出了问题。你会认同谁的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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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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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17 雅典人为什么要对苏格拉底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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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败坏了的雅典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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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判处死刑。苏格拉底之死与耶稣基督之死，或许是西方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两个死亡事件。前者宣告了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后者凸显出宗教与政治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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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为什么要对苏格拉底处以死刑？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把视野拉回到公元前431年，那一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从此陷入长达27年的战争。这场战争被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忠实地记录下来，要想知道战争的破坏力，读一读修昔底德下面这段话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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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这个时候已经被人们当成了美德，所有的词义都发生了变化：欺骗被赞为精明，鲁莽被当作勇敢，而忠诚、谦虚、大度却被认为是软弱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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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读过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就会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奥威尔笔下，虚拟的大洋国里有四个政府部门，“真理部”负责撒谎，“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刑讯，“富足部”制造短缺。大洋国和战争期间的古希腊的共同特征是，所有的词义都出现了黑白颠倒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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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现象，语言的败坏象征着人心的败坏，语言秩序的颠覆意味着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的颠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苏格拉底开始了他的后半生，而他的使命，正是要通过探究伦理问题来重建道德秩序和人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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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目光进一步聚焦到雅典，就不得不注意到，在苏格拉底受审之前，雅典民主制出现的三次政治“地震”。第一次地震发生在公元前411年，一小撮阴谋分子与斯巴达里外勾结，推翻民主制，建立了“四百僭主专政”；第二次地震发生在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在斯巴达的扶植下，雅典建立了“三十僭主专政”。虽然这两次僭主专政只分别持续了四个月和八个月，但却是雅典历史上非常恐怖和黑暗的时期。在“三十僭主专政”的八个月里，许多雅典公民遭到杀害，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战争最后十年战死的雅典士兵的总和。公元前401年，反民主派人士再一次蠢蠢欲动，虽然民主派最终获得了胜利，但是可想而知，经过这三次政治地震，雅典民主制早已元气大伤，失去了往日的雍容和自信。雅典人想要清算失败的原因，寻找祸根，于是开始抓特务、找敌人，最终，他们把目光聚焦在苏格拉底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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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罪名：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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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苏格拉底具体都干了些什么？按照他在雅典法庭上的自述，自从听说了德尔菲神庙的神谕，他就每天忙个不停地在找各种人聊天，目的是检验他们是不是智慧，一旦发现某人并不智慧，就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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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作为雅典城邦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家境殷实，平日里受人尊敬，当你在阳光明媚的公民广场上闲逛，跟老熟人们点头致意、问话寒暄的时候，突然从斜刺里杀出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二话不说就跟你开始探讨正义、德性、幸福这些玄而又玄的问题。你一开始还能侃侃而谈，可是三言两语过后，就开始理屈词穷、面红耳赤了，最可恨的是，边上还站了一群衣着光鲜的贵族青年，不停地在起哄。这事儿搁谁头上谁不恼火呀？所以说，苏格拉底在他的哲学生涯中，肯定得罪了不少雅典的成功人士，这一点用脚趾头想也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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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就这么四处奔波地找人对话，他说：“由于这项工作很忙，所以我没有余暇去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工夫去料理自己的私事。如今我一贫如洗，两袖清风，这就是我一心侍奉神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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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理个人私事，也不参加政治活动，整天带着年轻人不务正业，专门给成功人士挑刺，对民主制度说三道四，这样的苏格拉底的确很招人烦。事实上，向雅典公民大会起诉苏格拉底的共有三个人，一个是演说家，一个是诗人，还有一个是手艺人兼政治领袖，都是城邦内部的头面人物。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苏格拉底的反讽意在激发起对话者的羞耻之心，从而让他们自知其无知，知耻而后勇。可是问题恰恰在于，知耻而后勇的人从来都是少数，多数人的反应是恼羞成怒，进而怀恨在心。所以，这场诉讼的最初动机更像是私人恩怨。当然，要想公报私仇，就必须诉诸冠冕堂皇的理由，苏格拉底就是被以“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为由起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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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两个罪名是否成立呢？我们先来看“引进新神”的说法。雅典人都知道，苏格拉底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他会不分场合，突然之间就进入老僧入定的状态。有一次在战场上，他就这么披星戴月站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有一次参加宴会，走着走着，他就立定不动了，其他人就说：别理他，他总是这样，让他自己站上一会儿就好了。苏格拉底自称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在跟神直接对话。初听上去，这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可是仔细想一想，苏格拉底其实是在抛开外在的宗教系统，直接诉诸自我的内心世界，用“认识你自己”来代替“外在的神谕”，这当然算得上“不敬旧神”以及“引进新神”了。所以说，这个罪名不算是凭空捏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