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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何必要好好生活，积德行善呢，既然我在世上要彻底死亡？既然不存在灵魂的不朽，那事情很简单，无非就是苟延残喘，别的可以一概不管，哪怕什么洪水猛兽。如果这样，那我为何不可以去杀人、去抢劫、去偷盗，或者不去杀人，而直接靠别人来养活，只管填饱自己的肚皮呢？要知道我一死就万事皆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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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万不可苛求古人。如果同情地理解苏格拉底身处的传统，就会意识到，从荷马史诗、奥菲斯教信仰，一直到毕达哥拉斯教派的教义，都在主张“身心分离”和“灵魂不朽”，它们共同构成了苏格拉底思想的历史传统和宗教背景。从这个角度说，苏格拉底不是在论证一个有待证明的哲学命题，而是在为已有的宗教信念提供哲学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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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切不可小视这种哲学论证的努力，哪怕它仍旧笼罩在宗教的阴影之中。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虽然人的理性有其限度，但我们不可以因为人类理性无法给人生问题提供根本的回答，就心灰意冷，认为理性一无是处，从此放弃理性，厌恶论证。苏格拉底说，恰恰相反，我们虽然认识到自己的理性仍有缺陷，但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成为理智上健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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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苏格拉底论证灵魂不朽，首先不是要说服别人，而是要让自己“产生一种最坚定的信念”——一种勇于赴死的信念。苏格拉底坦承，这是一种“自私”的动机。但是与此同时，他仍旧鼓励对话者不要顾虑他的想法，而是要尽可能地探求真理。如果认为苏格拉底的说法没道理，就要尽可能地批判他。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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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一生说过无数的话，其中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来自《申辩篇》，这是他在雅典公民大会上说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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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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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理由总有穷尽之时，生命迟早会走到最后关头，到那个时候，我们两手空空，唯有向善的信念可以凭靠。苏格拉底并不“确知”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但他“确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尽其所能地为自己的信念提供论证，他对于自己的论证深信不疑，他尽其所能地关照自己的灵魂，他对自己的灵魂能够不朽深信不疑，所以他才能够勇于赴死。他是摆脱了“生之巨轮”的真正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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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答问1 “无所为而为的科学”到底是什么意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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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问答源自学友“天之兰”，她对第6讲“闭着眼睛解释自然的哲学家”中的最后一段话表示不理解，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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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神的所有物，神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权利逃避。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那些来做买卖的人都属于最低的一等，比他们高一等的是那些来竞赛的人。然而，最高的一种乃是那些只是来观看的人们。因此，一切中最伟大的净化便是无所为而为的科学，唯有献身于这种事业的人，亦即真正的哲学家，才真能使自己摆脱“生之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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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已在第19讲“苏格拉底为什么勇于赴死”中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但是我还是想花一点时间来深化一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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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译文转自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罗素的这段话又是转自希腊哲学史专家伯奈特的《早期希腊哲学》。天之兰表示尤其不理解“无所为而为的科学”这个说法。我分别查阅了这两本书的英文原文，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出入。伯奈特的原文中，科学一词前面并没有任何形容词，他的原文是“The greatest purification of all is, therefore, science…”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转引这句话的时候，science前面出现了一个形容词disinterested，也就是“与利益无关”的意思，中文译者何兆武把它非常文雅地翻译成了“无所为而为”，结果给大家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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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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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基本可以判断，罗素在转引伯奈特的时候，自行加上了disinterested这个形容词。那么罗素这么做到底对不对呢？如果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说，罗素这么做当然是不对的，因为既然标明了是转引自伯奈特，就应该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老老实实地转引，不可以擅自改动文本；但是另一方面，罗素加上disinterested这个词，并没有改变伯奈特和毕达哥拉斯的意思，反而可以说，它是符合甚至强化了文本中的原义，因为，按照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三种人的区分，显然献身科学的人跟旁观者一样，他们的动机是与利益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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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按照翻译工作的“信”、“达”、“雅”这三个标准，中文译者把与利益无关翻译成无所为而为，我个人认为是很符合“雅”的标准，但既然有这么多朋友表示不理解，也许说明这个翻译不太符合“信”和“达”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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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各位来说，文字的考据是次要的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如何理解这段话。那么我想说三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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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段话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献身科学事业的人就是哲学家，这个说法再一次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古希腊，哲学和科学是不分的，哲学家就是科学家，科学家也是哲学家，这跟当代的情形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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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毕达哥拉斯所区分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三类人——做生意的人、运动员和旁观者，跟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区分的三种幸福观正好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做生意的人对应追求感官快乐的快感人生，运动员对应追求荣誉的政治人生，旁观者对应沉思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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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古希腊哲人为什么会对哲学，对无所为而为的科学这么着迷？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人天生求知识，换句话说，这是人性使然。在这门课程中，我反复在说的一个道理是，理解本身就是对人的最大馈赠，理解本身就能给人带来最高的快乐。我认为这也是西方哲学家一以贯之的立场，从毕达哥拉斯到亚里士多德，甚至到近代的笛卡尔、洛克，都是这样。洛克曾说：“人的理解可以说是心灵中最崇高的一种官能，因此，我们在运用它时，比在运用别的官能时，所得的快乐要较为大些，较为久些。”洛克还说：“理解之追寻真理，正如弋禽打猎一样，在这些动作中，只是‘追求’这种动作，就能发生了大部分的快乐。”这些想法都是在强调纯粹的知识、单纯的理解本身所带来的那种幸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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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古希腊哲人来说，哲学除了能够带来为知识而知识的快乐，还能给哲学家带来永生，因为他们深信，肉体是灵魂的坟墓，只有当灵魂彻底摆脱了肉身的羁绊，灵魂才有可能不朽。这也正是毕达哥拉斯所说的摆脱“生之巨轮”的含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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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西方哲学课在“喜马拉雅FM”播出时，我与听友们一一互动比较多，并针对他们提出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做出了回答。本书也将这些回答以附录的形式附于相关篇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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