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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句话的隐含之义是好色是人的自然本性，好德则不是，它是后天教化和习惯的产物。康德曾说：“人性这根曲木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相比于康德，亚里士多德会稍微乐观一些，他相信通过习惯和教化的力量是可以努力把人性这根曲木稍稍掰直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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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经常跟布谷这根曲木做斗争。因为在她身上充分体现出趋乐避苦的人类本性。每天早晨赖床，腻腻歪歪起床后，又拖拖拉拉地洗漱、吃早饭，等收拾妥当，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其结果就是养成了迟到的坏习惯。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让她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在这个过程中，讲道理是无济于事的，哪怕你跟她说了一百遍：“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的。”这也还是没有用的。所以重要的是实践，通过实践让她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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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理性的教导在先，还是习惯的教导在先？他的回答是习惯的教导是起点，理性的教导是终点。如果亚里士多德是对的，那就意味着获得德性的关键不在于说理和论证，而在于实践，在于习惯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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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做事勇敢成为勇敢的人。”我们不是通过反复说的话成就了自己，而是通过反复做的事成就了自己。光靠耍嘴皮子是无法获得德性的，偶一为之的善行也无法让我们获得德性，它必须是一种习惯。所以，“一个人的习惯活动怎样，他的品质就是怎样的”。在城邦里，立法者通过塑造公民的习惯使他们变好，在家庭中，父母通过塑造孩子的习惯使他们变好。所以亚里士多德指出：“从小养成这样的习惯还是那样的习惯绝不是小事。正相反，它非常重要，或宁可说，它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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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是一种良善生活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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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也许会有人质疑说：这不就是家长制的教育方式吗？在一个意义上，它是家长制，但是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思考要比家长制这个简单的标签更为深入。事实上他是在强调“情感教育”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学不是简单地遵守某些枯燥乏味的道德规则，伦理学是一种良善生活的艺术，其中就包括了内在于良好行为之中的良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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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喜怒哀乐都是自然情感的流露，本身无所谓对错好坏，但是针对什么对象感到快乐，以什么方式发怒，则是有对错好坏之分的。比如，如果有的文化传统放纵孩子恃强凌弱、虐待动物，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是一种非常坏的情感表达和教育方式。2016年我在哈佛大学访问，波士顿的街区儿童游乐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仅数目众多，免费向公众开放，而且个性鲜明，设计别具匠心，最重要的是，孩子们虽然在里面玩得很热闹，但却乱中有序，彼此谦让，表现出很好的manners。有一回布谷在爬一个晃晃悠悠的悬梯，当时她才三岁多，动作比较迟缓蠢笨，这时候跑过来两个六七岁左右的大孩子，头也没抬准备往上爬，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上面有个小宝宝，于是立刻收脚，安静地站在下面等候，直到布谷艰难地爬完了梯子，他们才开始爬。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细节，却反映出良好的情感教育的基本内容，比如规则意识、关爱弱小，而不是自我中心，仗势欺人并以此为乐。所以亚里士多德说：“重要的是从小培养起对该快乐的事物的快乐感情和对该痛苦的事物的痛苦感情，正确的教育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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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习惯不仅为德性的养成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理性思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起点。在现实生活中你有没有仅仅通过理性论证说服过一个人？是不是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经常发现哪怕费尽口舌，哪怕已经让对方哑口无言，还是无法通过理性论证说服或者改变一个人。针对这种现象，亚里士多德早就做过思考并且给出了答案，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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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与教育似乎不是对所有人都同样有效。学习者必须先通过习惯培养灵魂，使之有高尚（高贵）的爱与恨，正如土地需要先耕耘再播种。因为那些凭感情生活的人听不进说服他改变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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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突出强调了习惯养成和情感教育的重要性，这在当代哲学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比如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就认为讲故事才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手段，相比之下，论证不仅无效而且无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则认为，如果要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感，就不能通过理性的反省和研究，而必须借助“想象力”和“同情心”来提升我们对陌生人所承受的痛苦和侮辱的敏感度，把他们想象为和我们处境类似、休戚与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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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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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38 射箭与中道：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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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度与不及之间取其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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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定听说过托尔斯泰的这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一直怀疑托尔斯泰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启发，因为后者说过非常类似的一句话：“错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正确的道路却只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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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就得先了解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而这也是理解“伦理德性”的关键所在。什么是中道？简单说，就是处于“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举例来说，鲁莽是过度，懦弱是不及，而勇敢则是居于中间者；纵乐是过度，痛苦是不及，而节制是居于中间者；浪费是过度，吝啬是不及，大方是居于中间者。一个有伦理德性的人应该在过度与不及之间取其中道，也就是应该拥有勇敢、节制、大方的品质。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射箭为例，亚里士多德指出，射中是很难的，你必须反复地练习才有可能命中靶心。反过来说，射偏是很容易的，而且射偏的方式有很多，有的箭射到一半就落地了，有的箭射到了天上，有的箭甚至射到别人的靶子上。所以说：“错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正确的道路却只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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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有个体、情境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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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道理初看起来一目了然，非常容易理解，其实却有不少值得挖掘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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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亚里士多德说，我们要寻找的不是事物自身的中间，而是相对于我们而言的中间。什么意思？打个比方，我和布谷面前放了一个1磅的蛋糕，就蛋糕本身而言，0.5磅就是它的居间者，也即“事物自身的中间”。但是事物自身的中间，不等于相对于我们而言的中间。例如，对布谷来说，吃下这0.5磅的蛋糕，就会撑坏她的小肚子，这就是过度，但是对我来说，0.5磅的蛋糕还不够塞我的牙缝，这就是不及。所以说，中道是相对每个人而言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每个人都相同的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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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也存在不一样的中道。比方说在吃饱饭的前提下，0.5磅的蛋糕对我来说就是过度，而非不及。多年前我在深圳的罗湖口岸过海关，一眼瞥见一个小偷正在掏一个女孩的背包，立刻大声喝止了那个小偷。还有一次我在中关村看到两个司机打架，一个人挥舞着扳手，一个人操着木棍，正在“浴血奋战”，我的第一反应不是上前喝止，而是赶紧掏出手机报了警。事后回想起来，虽然策略不同，但都还算明智和中道。当然，如果换成是黄飞鸿，在后一个例子中也应该挺身而出，这是相对于黄飞鸿的中道。如果是一个成年男性在暴力殴打幼童或者女孩，那么即使我不是黄飞鸿，我也应该立刻挺身而出，这是相对于那个情境的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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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伦理德性一方面与感情相关，它要求我们“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感受这些感情”，另一方面又与实践相关，它要求我们“对适当的人、以适当的程度、在适当的时间、出于适当的理由、以适当的方式做这些事”。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做好人不是轻松的事。因为，要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找到中点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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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所有的感情和实践都存在过度、不及和中道的区别。比如说幸灾乐祸、无耻、嫉妒这些情感，以及通奸、偷窃、谋杀这些行为，它们之所以是恶的，不是因为过度或者不及，而只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恶的。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很荒谬的结论，比方说适当的无耻、适当的嫉妒、适当的偷窃或者适当的谋杀。说到这里，我相信好学深思的读者一定会继续反驳：谋杀希特勒难道不是一种适当的谋杀吗？这难道不是针对适当的人所做的适当的行为吗？我要特别提醒你们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探讨以上观点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一些行为和感情，其名称就意味着恶……”这里的关键词是“名称”，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当我们在谈论谋杀希特勒的时候，就不能使用“谋杀”这个词了，为了做到名实相符，我猜想亚里士多德此时会选择“刺杀”而不是“谋杀”来描述这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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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道的说法，我相信还会有人反驳说：既然中道是相对于每个人而言的，而且在不同的情境下每个人也有不同的选择，那岂不是意味着某种道德相对主义吗？初看起来的确是这样的，但我认为亚里士多德不是道德相对主义者。理由在于，首先，正如我们在上一讲介绍的那样，亚里士多德非常看重好习惯的养成，这是培育德性的基础所在，拥有德性的人将会具备选择好行为的品质，这确保了有德之人不会沦为道德相对主义者。其次，当亚里士多德说中道是“相对于我们而言的”，这里的“我们”可以做好几种解释，它既可以理解成个体，也可以理解成作为复数意义上的“我们”。余纪元教授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里特指的是年轻的雅典贵族，这些人为德性做出了示范和榜样，吸引和感召其他人成为有德之人。正是因为有了榜样的示范作用，德性伦理学也不会滑落成为道德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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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那些令人沉溺、愉悦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