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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发现，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跟孔子的中庸非常类似？事实上，余纪元干脆就把中道译成了中庸，他还写了一本非常精彩的比较哲学论著《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余纪元发现东西两大哲人不约而同地把射箭作为原型来理解德性。比如孔子说：“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说，君子立身处世就像射箭一样，射不中靶子，就要回过头来检讨自己，并继续改进自己。围绕着射箭这个比喻，余纪元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射箭模型告诉我们，所有的恶并不是同等的坏，如果说命中靶心得10环，那么9环就是不足，尽管如此，命中9环还是要比命中1环或者彻底脱靶来得好。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在稍稍偏离正确的人，和偏离正确太多的人之间，我们显然会更加谴责后者，而不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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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命中靶心是件困难的事情，养成中道的伦理德性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关于中道的获得，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了三点。首先，他承认要想准确地选取中道是件困难的事，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两恶之中择其轻。有的人读到这里，立刻就放下心来——既然亚里士多德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可以洗洗睡了，无须再去关心什么良好生活、至善生活。亚里士多德当然不是在给自我放纵的生活开通行证，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首先要尽力做一个拥有A+品质的人，但如果实在做不到，那么A-或者B+也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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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亚里士多德还指出，不同的人会沉溺于不同的事情，为了获取中道，我们就要研究自身容易沉溺其中的那些事情，搞清楚这些事情的性质，然后把自己拉向相反的方向，因为只有远离错误，才能接近中道和适度。说到沉溺，我深有体会，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经常在篮球场上遇到一些已经退休多年的球友，浑身上下带着各种护具，每天下午3点早早来到球场，挥汗如雨地打到暮色降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些人对于篮球的痴迷既让我感动，又让我隐隐有些难过，因为，在我看来，对任何单一事物的沉溺都足以证明我们自身的脆弱以及生活的乏味，无论这个事物本身多么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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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亚里士多德特别提到要对快乐保持足够的警惕，他认为快乐是我们获得中道的最大障碍。他说：“在所有事情上，最要警惕那些令人愉悦的事物或快乐。因为对于快乐，我们不是公正的判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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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充分地认识到德性必然地与快乐和痛苦相关。他的理由是，作为常人，快乐从小就伴随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很难拒绝对快乐的向往，我们或多或少以快乐和痛苦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行为，甚至，那些高尚的和有力的事物也显得令人愉悦，所以快乐和痛苦在德性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恰恰因为人们常常会沉溺于快乐或者痛苦之中，所以有德性的人也要对此保持充分的警惕。相比之下，人们更容易沉溺于快乐之中而不是沉溺于痛苦之中，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说，战胜快乐要比战胜怒气更难。在“娱乐至死”的21世纪，重温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教诲尤其显得意义深远。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奥威尔警告我们专制带来思想毁灭，赫胥黎则警告我们，“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事实上也是如此，“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在这个意义上，战胜赫胥黎要比战胜奥威尔更难，就像战胜快乐比战胜怒气更难。波兹曼说：“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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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日常生活的世界，避免过度考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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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讲的主题。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极易产生两种批判性意见：一是认为亚里士多德卑之无甚高论，无非是些常识，比如罗素就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没有什么特别的哲学性，只不过是观察人事的结果罢了”；二是认为亚里士多德总是在说一些正确的废话，很多说法看似很有道理，其实却没有什么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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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种批评，我的回复是，伦理学本来就是研究人的日常行为的，它的起点和终点都应该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否则的话，光有精细的概念分析，宏大的哲学理论，却与人的道德情感和实践毫无关系，那岂不是成了没有人的伦理学？在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有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气，又有鞭辟入里的哲学分析，不多不少，刚刚好处于过度与不及之间，完美地体现出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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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种批评，我的回复是，伦理学不是成功学，不是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不是家用电器使用说明书，具体的人事环境如此之复杂，怎么可能要求伦理学提供具体的人生指导意见呢？说到这里，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个视频，有位人生导师语重心长地告诫年轻人，初次约会不能选择吃饭、看电影或者逛街，因为既耗费时间体力，又没有任何互动性，实现不了感情升级的目标。怎么办呢？他建议去吃回转寿司，理由是不用点餐，可以省去多余的程序，而且在取盘子的时候有充分的肢体微互动，可以实现感情的升级。然后他又建议吃完饭后去买水果，但一定要买柚子和西瓜，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够顺理成章地提出到家里切水果……对不起，你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绝不会读到这样的招数和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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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别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之前，我想给大家做两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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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伦理学是一门反思性的学问，它反思实践，但不等于实践本身，它考察人生，但不等于人生本身。所以，亚里士多德虽然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字，但是在知和行之间，他更偏重于行而不是知。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直在试图避免对人生做过度的考察。比方说，按照他的观点，一个有德性的人要满足三个条件：1，他必须知道那种行为；2，他必须是经过选择而那样做，并且是因为那行为自身的缘故而选择它的；3，他必须是出于一种确定了的、稳定的品质而那样选择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想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第一个条件最不重要，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他是在告诉我们，人在从事德性行为的时候，不应该时刻处于自我反省的状态，而应该处在“习惯成自然”的无反思状态，因为有了良好而稳定的品质，有德之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正确的选择，都是符合中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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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想重提幸福这个主题。曾经有人问我：如何理解幸福这个词？我的回答是，如果一个人碰巧正在做他喜欢做的事，并且发现自己有能力做这件事，并且他还有幸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他就是幸福的。不要小看幸福的这三个要素，要想满足它们其实非常困难。还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吗？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眼下无从谈起。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幸福是对于一生的总结，它是一个盖棺定论的东西，不到人生最后一刻，不能妄言幸福。作为一个目的论者和结果论者，亚里士多德肯定不会认同时下流行的那些观点，比方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刹那即永恒”。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是一个很重的词汇，不可轻易言之，如果仅仅因为吃了口哈根达斯就感慨自己好幸福，那你就是欲望的奴隶，如果因为暂时的功成名就而志得意满，认为自己的人生很完美，那你就是鼠目寸光，不了解德性的价值和命运的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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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请让我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结束这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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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可以说，一个不是只在短时间中，而是在一生中都合乎完满的德性地活动着，并且充分地享有外在善的人，就是幸福的人？或者是否要加上，他还一定要这样地生活下去，直至这样地死去？因为我们主张幸福是一个目的或某种完善的东西，而一个人的将来却是不可预见的。如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活着的人们中间，把那些享有并将继续享有我们所说的那些善事物的人称为至福的人，尽管所说的是属人的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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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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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39 我们如何能够一起过上幸福美好的人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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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是伦理学的延续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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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我们将要探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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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我想请你设想一下，在面对什么人的时候，你会产生这样的冲动：“让我们一起过上幸福美好的人生吧！”无论你的名单里有谁，我想一定不会出现隔壁班的张三或者大街上的路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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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人，我们一般认为伦理生活问的是“我如何能够获得幸福美好的人生”，政治生活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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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追问存在两个根本的差异：第一，伦理生活指向的是“幸福生活”，这是人生在世的终极目标，政治生活追问的则是“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这是人生在世的基础命题；第二，伦理生活首先是第一人称单数（我）的发问，而政治生活总是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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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意识完全不同，他认为政治学追问的恰恰是：“我们如何能够一起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它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行为的人。”在一本伦理学的著作中谈论政治学，而且把政治学视为研究“最高善”（幸福）的“最权威的科学”，这充分反映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与伦理学不是相互分离的两个学科，恰恰相反，政治学是伦理学的延续和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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