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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充分地认识到德性必然地与快乐和痛苦相关。他的理由是，作为常人，快乐从小就伴随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很难拒绝对快乐的向往，我们或多或少以快乐和痛苦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行为，甚至，那些高尚的和有力的事物也显得令人愉悦，所以快乐和痛苦在德性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恰恰因为人们常常会沉溺于快乐或者痛苦之中，所以有德性的人也要对此保持充分的警惕。相比之下，人们更容易沉溺于快乐之中而不是沉溺于痛苦之中，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说，战胜快乐要比战胜怒气更难。在“娱乐至死”的21世纪，重温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教诲尤其显得意义深远。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奥威尔警告我们专制带来思想毁灭，赫胥黎则警告我们，“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事实上也是如此，“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在这个意义上，战胜赫胥黎要比战胜奥威尔更难，就像战胜快乐比战胜怒气更难。波兹曼说：“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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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日常生活的世界，避免过度考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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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讲的主题。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极易产生两种批判性意见：一是认为亚里士多德卑之无甚高论，无非是些常识，比如罗素就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没有什么特别的哲学性，只不过是观察人事的结果罢了”；二是认为亚里士多德总是在说一些正确的废话，很多说法看似很有道理，其实却没有什么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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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种批评，我的回复是，伦理学本来就是研究人的日常行为的，它的起点和终点都应该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否则的话，光有精细的概念分析，宏大的哲学理论，却与人的道德情感和实践毫无关系，那岂不是成了没有人的伦理学？在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有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气，又有鞭辟入里的哲学分析，不多不少，刚刚好处于过度与不及之间，完美地体现出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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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种批评，我的回复是，伦理学不是成功学，不是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不是家用电器使用说明书，具体的人事环境如此之复杂，怎么可能要求伦理学提供具体的人生指导意见呢？说到这里，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个视频，有位人生导师语重心长地告诫年轻人，初次约会不能选择吃饭、看电影或者逛街，因为既耗费时间体力，又没有任何互动性，实现不了感情升级的目标。怎么办呢？他建议去吃回转寿司，理由是不用点餐，可以省去多余的程序，而且在取盘子的时候有充分的肢体微互动，可以实现感情的升级。然后他又建议吃完饭后去买水果，但一定要买柚子和西瓜，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够顺理成章地提出到家里切水果……对不起，你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绝不会读到这样的招数和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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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别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之前，我想给大家做两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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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伦理学是一门反思性的学问，它反思实践，但不等于实践本身，它考察人生，但不等于人生本身。所以，亚里士多德虽然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字，但是在知和行之间，他更偏重于行而不是知。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直在试图避免对人生做过度的考察。比方说，按照他的观点，一个有德性的人要满足三个条件：1，他必须知道那种行为；2，他必须是经过选择而那样做，并且是因为那行为自身的缘故而选择它的；3，他必须是出于一种确定了的、稳定的品质而那样选择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想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第一个条件最不重要，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他是在告诉我们，人在从事德性行为的时候，不应该时刻处于自我反省的状态，而应该处在“习惯成自然”的无反思状态，因为有了良好而稳定的品质，有德之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正确的选择，都是符合中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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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想重提幸福这个主题。曾经有人问我：如何理解幸福这个词？我的回答是，如果一个人碰巧正在做他喜欢做的事，并且发现自己有能力做这件事，并且他还有幸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他就是幸福的。不要小看幸福的这三个要素，要想满足它们其实非常困难。还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吗？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眼下无从谈起。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幸福是对于一生的总结，它是一个盖棺定论的东西，不到人生最后一刻，不能妄言幸福。作为一个目的论者和结果论者，亚里士多德肯定不会认同时下流行的那些观点，比方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刹那即永恒”。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是一个很重的词汇，不可轻易言之，如果仅仅因为吃了口哈根达斯就感慨自己好幸福，那你就是欲望的奴隶，如果因为暂时的功成名就而志得意满，认为自己的人生很完美，那你就是鼠目寸光，不了解德性的价值和命运的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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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请让我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结束这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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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可以说，一个不是只在短时间中，而是在一生中都合乎完满的德性地活动着，并且充分地享有外在善的人，就是幸福的人？或者是否要加上，他还一定要这样地生活下去，直至这样地死去？因为我们主张幸福是一个目的或某种完善的东西，而一个人的将来却是不可预见的。如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活着的人们中间，把那些享有并将继续享有我们所说的那些善事物的人称为至福的人，尽管所说的是属人的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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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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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39 我们如何能够一起过上幸福美好的人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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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是伦理学的延续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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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我们将要探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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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我想请你设想一下，在面对什么人的时候，你会产生这样的冲动：“让我们一起过上幸福美好的人生吧！”无论你的名单里有谁，我想一定不会出现隔壁班的张三或者大街上的路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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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人，我们一般认为伦理生活问的是“我如何能够获得幸福美好的人生”，政治生活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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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追问存在两个根本的差异：第一，伦理生活指向的是“幸福生活”，这是人生在世的终极目标，政治生活追问的则是“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这是人生在世的基础命题；第二，伦理生活首先是第一人称单数（我）的发问，而政治生活总是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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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意识完全不同，他认为政治学追问的恰恰是：“我们如何能够一起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它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行为的人。”在一本伦理学的著作中谈论政治学，而且把政治学视为研究“最高善”（幸福）的“最权威的科学”，这充分反映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与伦理学不是相互分离的两个学科，恰恰相反，政治学是伦理学的延续和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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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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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完美地回答“我们如何能够一起过上幸福美好的人生”，首先要回答“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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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个非常具有弹性的说法。因为同坐一个航班，并且滞留机场，在短短24小时之内，可以让一飞机人迅速地团结成为同仇敌忾的“我们”，当然，这与同窗四载的“我们”或者相濡以沫一辈子的“我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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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之所以成其为我们，一定是因为存在着某种“同质性”，这个同质性可薄可厚，内容可深可浅。哪怕是大街上的路人甲，也会因为同在一片蓝天下，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我们，当然此时主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它的答案可能是宪法、法律、规则或者道德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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