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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们开始思考“我们如何能够一起过上幸福美好的人生”，对于同质性的要求就会高出很多。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城邦应该足够小，小到可以“一眼尽收”所有的人，在和平时期，传令官的声音可以抵达每个人的耳朵，在战争时期，将军的声音要让每个人都听得到。因为尺度足够小，价值观高度类似，生活方式几乎一致，才有可能以“友爱”为纽带把公民团结在一起，并且把“最高善”作为城邦治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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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古希腊城邦的尺度直接影响了古希腊人的政治想象。古典哲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当代哲人罗尔斯却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作为公民应该拒绝把最高善的标准当作一种政治原则。”之所以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政治理解，原因之一在于尺度的不同，以及对于“我们是谁”的理解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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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柏拉图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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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必须参照柏拉图这个坐标系，两相对比，才能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良苦用心和独到之处。你或许还记得，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原型是生物学，生物学的特点在于特别重视自然本性和自然之理，从这个视角出发，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美丽城”会有很多的批评。比如说，柏拉图主张护卫者要共产共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是违反自然的做法，柏拉图主张男女在政治生活中地位平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也是违反自然的做法。这两个判断会让我们对亚里士多德产生非常矛盾的观感。当我们听到亚里士多德主张家庭的自然属性，强调私有财产的重要性时，会觉得他具备健全的常识。可是当我们听到亚里士多德说，因为女性的情感常常大于理性，所以在政治生活中女性应该接受男性的统治时，我们又会意识到他的自然主义理论还是有很强的时代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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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事事与柏拉图作对，他和柏拉图至少共享了两个根本信念：第一，个人是不自足的，城邦在本性上要先于家庭和个人；第二，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它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行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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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达成这两个基本共识之后，亚里士多德就与柏拉图分道扬镳了。柏拉图为了追求城邦的整齐划一性，试图把所有的“私人事务”一笔勾销，亚里士多德反对这种无差别的一致性，他说：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若以整齐划一为标准，家庭比城邦更一致，个人又要比家庭更一致，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把城邦变成家庭，把家庭变成一个人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说：“即使我们能够达到这种一致性也不应当这样去做，因为这正是使城邦毁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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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但他并不主张为了实现最高善取消城邦的多样性，用哲学的术语说，他试图保持一和多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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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段表述还带出了亚里士多德对家长制的批评。在柏拉图那里，家和国具有同构性，它们就像是同心圆，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仁慈而智慧的哲学王就像大家长一样统治着整个城邦。亚里士多德则不同，他明确指出，城邦是一种特殊的共同体，它与家庭不具有同构性。事实上，在《政治学》开篇处，亚里士多德就对柏拉图展开了最猛烈的攻击，他说：“有人认为政治家、君王、家长以及主人的意思是同一的，这种说法荒谬绝伦。”为什么荒谬绝伦？因为他们的统治理由和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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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人统治奴隶为例，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奠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具体说来，他认为奴隶完全没有理性，所以天然地要接受自由人的统治。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论当然是错误的，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是如果一定要为他做个辩护的话，我会认为，尽管哲人理应超越时代之上，但哲人到底还是人，总会有一只脚深陷在时代的泥淖里，这是时代留在他身上的胎记，难以抹去；另外，就像麦克里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所指出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对待奴隶的态度有点像美国内战期间贵族家庭中的蓄奴观念，他把奴隶视同家族内部的一员，而不是把奴隶当成商品随意转卖。对比同时代人，他的奴隶观还算是比较仁慈和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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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亚里士多德自身的逻辑，他认为“自然不做无目的之事”，因此自然物就有高下优劣的等级排序，比方说，植物为动物存在，动物为人存在，奴隶为自由人存在。但是到了自由人这个层次，又该怎么办呢？柏拉图主张由哲学王来统治自由人，而亚里士多德主张让自由且平等的公民自己来统治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这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意识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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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里兰指出，柏拉图的一个经典思路是这样的：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只有最蠢的人才不会去找最好的办法。比方说，当人生病的时候，应该去找谁呢？答案很显然是医生，也就是专家。由此类推到城邦，当我们问：“最好由谁来统治？”答案必然是“专家”，也即哲学王。可是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意识却不同，他是这样思考问题的：“能为自己营造良好生活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会需要什么样的智慧？”与柏拉图相比，这个提问方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强调了自治或者说自我管理的重要性，这一下子就与家长制或者权威主义的思路撇清了干系。于是很自然的答案就是：这些人是自由且平等的人，这些人需要的不是最高形式的智慧而是“实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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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形式的智慧思考的是最普遍、最高等的事物，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们说阿那克萨哥拉和泰勒斯以及像他们那样的人有智慧，而不是他们有实践智慧。因为人们看到，这样的人对他们自己的利益全不知晓，而他们知晓的都是一些罕见的、重大的、困难的、超乎常人想象但又没有实际用处的事情，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对人有益的事务。”实践智慧则不然，它与人的事务相关，考虑的是具体的事情。比如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因为能分辨出哪些自身就是善、哪些对于人类是善的事物，所以是实践智慧的典型代表。“我们把有这种能力的人看作是管理家室和城邦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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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在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时，我们要时常告诉自己不要忘了柏拉图这个靶子：因为柏拉图向往最好的城邦，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次优的城邦；因为柏拉图主张护卫者应该共产共妻，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以及自然家庭的重要性；因为柏拉图支持家长制和权威主义，所以亚里士多德指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因为哲学王的统治本质上是人治，所以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去人格化的法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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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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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40 脱离城邦者，非神即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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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城邦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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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我们要继续探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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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问的是，谁适合学习政治学？对此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明确：年轻人不适合学习政治学，因为他们缺少人生经验，而生活经验恰恰是进行政治学论证的主题和前提。他又说，性格稚嫩的人也不适合学习政治学，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和研究中太过任性。由此可见，学习政治学必须要懂得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类的局限性，不能过于教条主义或者理想主义，妄图在人间建立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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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你还记得“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个命题，“理性”一词源出于古希腊文逻各斯（logos），也有语言、言说的含义，所以这个命题的另一个含义就是“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核心想法是，自然从来不做徒劳无益之事，既然自然让人类拥有语言这个能力，必然有其功能和目的。语言的功能是什么？与小狗汪汪叫、小猫喵喵叫不一样，人类语言除了表达情感，还可以判断利弊、好坏与善恶。前两天邻居来我家串门，大人们围坐在一起相谈甚欢，布谷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画画，过了半小时她不干了，大声喊道：“你们聊得很开心，我一个人待着没人跟我玩，我很不开心，这不公平！”你看，语言就是这样，不仅可以表达苦乐，还可以表达善与恶、愤恨与不平这样的情感。也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给人下了另外一个定义——“人是政治的动物”，这里的“政治”（political）源自古希腊文“城邦”（polis），所以，这个命题的另一个含义是“人是城邦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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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到“人是城邦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想要传达的意思很明确——只有在城邦的共同生活中，人才能够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也就是理性和言说的功能。此外，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所以城邦在本性上也优先于家庭和个人。打个比方，如果整棵大树被连根拔起了，那么树上的花果也就随之飘零，反过来说，任何花朵离开了树木，都会很快枯萎。照此类推，任何人一旦脱离城邦生活他就不再是自足的。亚里士多德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脱离城邦者，非神即兽。按照这个标准，《鲁滨孙漂流记》里的鲁滨孙，《史记》里的伯夷、叔齐，就都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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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使在古希腊的城邦里，也有很多人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以雅典城邦的鼎盛时期为例，总人口大约25万到30万人，其中奴隶占8万到9万，外邦人有2万多，然后再加上女人和小孩，所有这些人都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因为他们都不是“公民”。能称得上“公民”的人大概只有那3万左右的成年男性，这些人“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亚里士多德如此看重公民权，很可能是因为他是侨居雅典城邦的外邦人，他没有政治权利，所以才会感同身受，格外看重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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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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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区分专制统治与依法统治。他认为家庭的治理方式和君主制一样，都是专制统治，理由是所有家庭都是由家长一个人说了算。依法统治则不同，它是“由自由民和地位同等的人组成政府”。这句话里出现了现代人非常熟悉的“自由”和“平等”，但我要提醒你们注意的是，千万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理解这个表述，亚里士多德并非主张“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而是主张平等者之间的平等。比如，自由民和奴隶之间就没有什么平等可言，男人和女人之间显然也是不平等的。如果要在自由民和奴隶之间讲平等，那就是以平等的方式去对待不平等，这其实是不平等。同理，如果以不平等的方式去对待平等之人，那也是不平等。那么，自由民和自由民之间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是平等的？答案很简单，就是政治权利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