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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如果世界是前定和谐的，那是不是意味着人是不自由的？进而言之，如何去理解恶的问题呢？思考到这里，就把我们带回到了第一个迷宫：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所导致的对恶的产生和起源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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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问题一直都是困扰基督教神学的大问题。休谟曾经指出：如果上帝愿意制止罪恶而不能制止，那他就不是全能的；如果他能够制止而不愿意制止，那他就是怀有恶意的；如果他既能够制止又愿意制止，那么请问，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罪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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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对于那些天生的残疾者、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9·11恐怖袭击和印尼海啸的遇难者家属来说，这个世界不但不和谐，而且简直坏透了。“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偏偏会是我？”这样的形而上学追问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偶一为之的哲学遐想，而是格外真实和沉重的人生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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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莱布尼茨会怎么解答这些问题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得上充足理由律和圆满性原则这两个线团了。充足理由律告诉我们，任何人来到这个世界，无论你是悲惨的还是幸运的，都是有理由的，只是我们自身很难洞悉这个理由，因为归根结底，世界之所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乃是上帝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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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会承认，这个世界是不完善的，比方说，在鼠疫、战争及各种罪行中，会有无辜的人死去，这是“道德的恶”。再比如，上帝创世的时候要兼顾手段的简洁性和目的的丰富性，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物理的恶”。最后，相比起造物主，被造物肯定是不够完美的，这是所谓“形而上学的恶”。莱布尼茨一方面承认这个世界的确是不完美的，另一方面却一直在强调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与这个世界是可能世界里最好的那一个，二者之间并不矛盾。换言之，既然是被造物，那就注定是不完美的，这没什么好抱怨的，但这不等于说这个世界就不是可能世界里最好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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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莱布尼茨认为，不能仅从个体的角度去评价世界的善恶，这是因为，有时候恶是善的必要条件。比方说，如果你只吃甜的东西，很快就会觉得齁死了，必须结合酸的、辣的甚至苦的东西，这样才会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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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还有一个比喻，他说，如果你去看一幅很美的图画，但是有人用一块布把它全部覆盖起来了，只留出一小部分让你观看，那么无论你怎么看，都会觉得这只是一堆混乱的色彩而已，毫无美感和技巧可言。只有当你揭开这块布，从正确的视角去看这张画，你才会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幅杰作，而那块看起来混乱的色彩乃是构成这幅杰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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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思考这个比喻，会发现它非常有道理，唯一让人困惑的地方在于：谁有能力挪开那块布？谁又能站在正确的视角去看这张画？很显然不是凡人，而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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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凡人，我们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我们只在意凡人的痛苦。也许在人生的某一刹那，我们可以像莱布尼茨那样，从无数的烦恼中超脱出来，试着从上帝的视角去沉思和赞美这个世界的美妙，但是这样的瞬间并不能医治具体的人生创痛。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你是梁济，在你决定自杀前的三天，读到了莱布尼茨的哲学，掌握了他的理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请问这会让你感到有所安慰吗？请问你会从此打消轻生的念头，和莱布尼茨一起来礼赞上帝的这个杰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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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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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莱布尼茨是一个调和论者，为了寻找到“不可分的点”，他在逻辑力量的逼迫下发明了单子，与此同时，为了确保“连续性”，他引入了“前定和谐说”。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结合近代的机械论宇宙观和古代的目的论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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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莱布尼茨的哲学虽然给上帝保留了位置，其实却把上帝的功能极大地缩小了。莱布尼茨的上帝好比电脑程序员，一旦设定了初始程序，电脑就开始自动运行，然后上帝就开始无所事事地四处溜达，喝咖啡，闲聊，发呆，再也不插手剩下的事务。这个想法与当时流行的“自然神论”非常接近，后者将上帝看成世界的“最初原因”或者“第一推动力”，自打上帝对世界做了第一次推动之后，就撒手不管了，上帝成了“不在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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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说会很自然地得出如下结论：这个世界是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一个。这是一个无比精妙的形而上学理论，但我很怀疑它能否给现实世界里的受苦人带来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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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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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58 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休谟哲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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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这一讲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很私人的问题，请问你们大概经过多久的时间才走出失恋的阴影？为什么当年那么椎心刺痛的情感创伤，在某年某月的某一日回想起来，会如此的云淡风轻？如果从知识论的角度出发，应该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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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一讲的主角，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能够提供很好的解释。不过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休谟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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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的天才，快乐的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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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年休谟出生于英国北部的爱丁堡，他天资聪慧，12岁就入读了爱丁堡大学，但并没有拿到学位，据说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现象。事实上，休谟一辈子都没有在大学里任过教职，他做过军官、外交官，当过家庭教师、图书管理员，这些工作都是他赖以谋生的职业，只有哲学思考和写作才是他毕生追求的事业。休谟曾经说过，除了研究哲学和一般学问，他对于任何其他学科都会产生一种厌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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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是一个早慧的天才，他在18岁的时候就开始构思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给他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甚至因此患上了抑郁症，这迫使休谟暂时放弃研究，过一种更接地气的生活。这段经历让休谟充分意识到，在哲学与生活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是多么重要。他曾经说过：“做一个哲学家，但在你所有的哲学中，你仍然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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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年轻的时候是个“骨瘦如柴的高个子”，但是随着社交生活的拓展，特别是刻意补充营养和加强锻炼，休谟成了一个胖子，而且是一个快乐的胖子。他亲切和蔼，与人为善，在晚年的自述中，他这样评价自己的性格：“和平而能自制，坦白而又和蔼，愉快而善与人亲昵，最不易发生仇恨，而且一切感情都是十分中和的。”这样的人格特征最擅长自我治愈，而且很快就见到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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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9年到1740年，休谟陆续出版了三卷本的《人性论》，第一卷“论理解”，第二卷“论情感”，第三卷“论道德”。在今天看来，这本书无疑是休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可在当时却波澜不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休谟后来悲伤地说：“它从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它无声无臭的，甚至在热狂者中也不曾刺激起一次怨言来。”这让休谟备受打击，不过他的自愈型人格此时发挥了作用，很快就走出了阴影。他意识到《人性论》之所以卖得如此惨淡，是因为界面不够友善，于是他用更加流畅浅白的语言改写了这本书的第一卷和第三卷，分别以《人类理解研究》和《道德原理研究》出版，果然获得了成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休谟又陆续出版了《英国史》等一系列著作。1763年，当休谟以英国驻法国大使秘书的身份再次来到巴黎的时候，他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哲学家了。有人这样形容说：“王公贵族们奉承他，风雅的女士们崇拜他，哲学家们把他奉若神明。”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当时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如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和卢梭都跟他过从甚密。尤其是卢梭，他们两人曾经一度亲密无间，在休谟返回英国的时候，还把卢梭也带到了伦敦，只是后来卢梭的疑心病发作，导致二人最后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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