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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认为，在这个体系化和完满化的过程中，有三个终极的理念，分别是灵魂、世界和上帝，其中灵魂代表着主观世界的统一性，世界代表着客观世界的统一性，上帝代表着世界之为全体的统一性。这个想法乍一看很难理解，让我来举一个小例子。前段时间，布谷特别喜欢说“世界”这个词，比如有一天，她吃东西吃得很开心，突然两手一摊，坐在小椅子上，幸福地感叹说：“这个世界真美好啊！”我第一次听她这么说的时候，非常震惊。因为她以前只会说这个冰激凌很好吃，那件衣服很漂亮，这首歌很好听，当她这么说的时候，只是在做一个一个的判断。可是当她突然开始说“这个世界真美好”这样高度抽象的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做一个整体的表述，她试图对自己的知识做一个体系化和完满化的表述，用康德的话说，她是在试图把握客观世界的统一性，所以她必须要用到“世界”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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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本讲的内容，人类认识共分三个阶段：感性、知性和理性。感性的作用是被动地接受经验材料，知性的作用是主动地综合统一经验材料，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作为主体的先天认知形式，确保经验知识的客观必然性。所谓“概念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这句话强调的就是知识的形成需要有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的通力合作。但是形成知识还不足够，我们还需要形成有体系的知识，这个时候理性就出场了，理性具有“调整性”和“范导性”的功能，它的作用在于使知识成为统一完整的体系，康德把灵魂、世界和上帝称为“理性的理念”，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它们只是调整知识的工具，不能作为知识的对象加以研究。一旦作为知识的对象，就会出现“理性的幻象”。康德认为，这正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家犯错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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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介绍过各种类型的上帝存在的证明，无论是阿奎那的宇宙论证明，还是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在康德看来，都是对理性的僭越使用，因为上帝不属于现象领域，而是属于物自身也就是本体世界。一旦我们把它们作为知识的对象加以考察，就会产生“二律背反”的问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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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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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题：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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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哪个命题是成立的？很显然这两个命题一正一反，互相对立，按照矛盾律，A和非A必有一个命题为假。可是在这里，我们偏偏无法做出真假判断，因为我们缺乏经验的证据，所以看起来这两个命题都有道理。但是两个互相对立的命题怎么会看起来都有道理呢？这就是先验的幻象，康德称之为“二律背反”，它会给我们的理性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困扰。传统形而上学家们之所以争论不休，症结就在于此。康德为知识划界，时刻警告哲人不要越界发言，康德的功能就像是交通协管员，站在十字路口随时准备冲着那些闯红灯的人吹口哨，但是交通协管员并不能真正杜绝闯红灯的现象，因为人性天然就有越界的倾向，就像人类理性总是忍不住地要去思考物自身，要把灵魂、世界和上帝作为知识的对象加以研究，这是人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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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批判传统的形而上学，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就在于没有为知识划界。但是康德并不是要取消和摧毁形而上学本身，他在给知识划界的同时，也为信仰和道德留下了地盘。对康德来说，未来需要建立的形而上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自然的形而上学，第二个部分是道德的形而上学。对康德来说，后一个主题尤为重要，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形而上学的出路不在科学知识而在道德自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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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将进入康德的道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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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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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66 自律给我自由：康德道德哲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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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我们将进入康德的道德哲学。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假如你有一个熊孩子，整天在幼儿园里调皮捣蛋、欺负同学，请问你会对他进行怎样的道德教育？你也许会对他循循善诱：“不可以欺负比你弱小的人，因为那样子他会痛，如果换成是你，是不是也不希望这样被人欺负呢？”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读者会说：“不可以打人，因为万一你打不过别人，那你可就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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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论 vs.后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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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说法中，前者诉诸同情和共情，后者诉诸利益和计算，也许最终的效果都不错，你的孩子果然慢慢开始学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了。但是，如果康德听见这些说法，肯定一个都不同意。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不是道德的理由，根本无助于培养一个独立自主、有尊严的个体。康德会很直接地告诉孩子：“欺负同学是不对的，不对的事情就不应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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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道德哲学的分类，康德属于典型的动机论。所谓动机论，顾名思义，就是强调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它的动机和意图，而不在于它的效果或后果。可是动机有很多种，康德指的是哪类动机呢？简单说，你应该做本身就是对的事情，无须考虑它能否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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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最经典的例子，一家小杂货店的老板，特别诚实守信，童叟无欺，哪怕是五岁的孩子来打酱油，他也不会多收对方一毛钱，按照普通人的标准，这个老板的道德水准是不是相当不错？可是康德却会说不一定。他会追问对方的动机，如果这个老板诚实守信的动机就是因为这样做是对的，那么他的确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但是如果他是因为担心多收了一毛钱后，孩子回到家里告诉父母，父母到微信上发帖子揭露整个事实，他的生意会从此一落千丈，那么康德会说，这个人的行为虽然看似符合道德规范，但动机不纯，所以依旧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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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动机的区别可以用两个表述来概括，前者是“出于责任”，后者是“符合责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对康德来说，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你也许会质疑康德的道德哲学要求太高了，谁没有一点私心呢？哪怕动机不纯，只要结果是“符合责任”的，那就是道德的。如果你这么想，那么你大致可以被归入后果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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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康德来说，“符合责任”与“出于责任”的区分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康德坚持认为：“善良意志（good will）并不是因为它产生了什么作用或完成了什么事情”，善良意志之所以是善的，“只是因为它的意愿而是善的”，即使这个意志缺乏实现其意图的能力，即使这个意志用尽全力最终也一无所获，它也仍然会像一颗珠宝一样因其自身的缘故而熠熠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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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是第一个把“责任”（duty）概念作为道德哲学核心概念的哲学家。我们通常说到“责任”，都是跟特定的身份或者职务有关，比如父亲的责任，警察的责任，教师的责任。有时候责任也跟能力有关，比如好莱坞电影常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是康德所说的“责任”跟这些元素都没有关系，它特指的是人之为人的普遍道德责任，也就是说，责任不会因人因地因事而异，它跟特定的身份、职务以及能力的大小都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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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言命令 vs.绝对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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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道德责任到底从何而来，它是通过什么方式确立起来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区分“假言命令”与“绝对命令”这对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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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假言命令？举个例子：如果你想生意兴隆，你就应该童叟无欺。这个判断是典型的“if…then…”的条件句，这一类命题都属于假言命令。你之所以应该这么做，是因为要满足某些特定的个人欲望、偏好或者利益。假言命令具有高度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因为只要条件改变了，你的行为也会相应做出改变。比方说，如果那个老板确信某个顾客无法戳穿自己的谎言，那么他就很可能会向对方收取高价。所以奉行假言命令的人，不会严格遵守道德法则，而是很可能会去精研各种骗人的技巧。与此相对的是绝对命令，这是无条件的道德要求，与个人的欲望、偏好、利益都没有关系。它就是直接下达命令：“不准撒谎！”“必须恪守诺言！”耐克广告中的那个著名的slogan—“Just do it!”也是一种绝对命令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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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为什么要区分假言命令和绝对命令？这涉及道德法则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从时代大背景来说，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道德哲学是效益主义的伦理学，效益主义者是典型的后果论者，他们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趋利避害，既然人类行为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增进幸福，那么幸福总量最大的行为也就是道德价值最高的行为。对康德来说，效益主义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把道德基础建立在人的欲望、兴趣和偏好之上，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因人而异、复杂多变的，如果把它们作为道德的基础，道德法则就会失去普遍有效性。更糟糕的是，这样一来，人就成了欲望的奴隶。康德主张通过理性来为道德法则奠基，让理性为自身立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立起人之为人的尊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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