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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01 有人也许会反驳说,当快递小哥送货上门的时候,我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把他工具化了呀?的确如此,当快递小哥给我们寄送快递的时候,我们好像把他当成了某种工具,但是在一个意义上,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快递小哥“只是”当成工具。我们对他的期待和要求,不仅符合我们的意志,同时也符合他的意志,因为他知道帮我们寄送快递是他的职责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其实是在高度尊重他的自主性,高度尊重他的自我选择。但是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把他仅仅当成工具了,比方说,如果我们面对快递小哥的时候,正眼也不抬一下,粗声粗气地说:“把信拿去!”这时候我们就是把他只当成工具,而没有尊重他也是一个人。当年刘少奇握住时传祥的双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刘少奇的话在一个意义上与康德是一致的,那就是人人平等。只不过刘少奇强调的是为人民服务,不分高低贵贱,人人平等,康德强调的是,作为有理性的道德实践者,不分高低贵贱,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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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03 绝对命令形式之三:自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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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05 你一定注意到了,康德对人之为有理性的道德实践者格外推崇,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人是目的”,其实就是在说“理性是目的”。绝对命令的第三个表达方式——自律原则就是接着这句话往下说。自律原则的基本观点是,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就是制定普遍法则的意志,换言之,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可以成为立法者。当一个人是在服从自我订立的道德法则时,他就实现了立法者与服从者的合二为一,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不仅是自律的,同时也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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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07 现在我们可以给康德的绝对命令做一个小结。普遍化原则是绝对命令最重要的公式,因为它突出反映了绝对命令的本质特征,也就是普遍性和无条件性。目的原则为绝对命令提供了具体的内容,虽然它依旧是高度抽象的,但至少告诉我们,要把每一个人当成有理性的道德实践者来加以尊重。最后,自律原则进一步明确了“理性为自身立法”,以及“自律给我自由”。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三条原则不是三条绝对命令,而是绝对命令所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换言之,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刻画出了绝对命令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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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09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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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11 毋庸讳言,康德道德哲学是非常严苛的,甚至于有些不近人情。就以“不准说谎”为例,按照康德的道德哲学,这肯定能够通过普遍化原则成为一条绝对命令,因为一旦撒谎变得普遍,人们就不会再彼此信任,谎言就变得没有意义。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准撒谎,更像是一条假言命令而不是绝对命令。打个比方,你的一个好朋友得了绝症,你去医院看望她,假定她还不知道真实的病情,请问此时你会怎么跟她交流呢?我猜想一般人都会说:“好好养病,没啥大问题,肯定会好起来的!”这是所谓的“善意的谎言”。出于同情,我猜想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实话实说。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康德绝对不会允许让同情成为道德法则的基础,而且康德会说,在这个时候撒谎,也许会让对方的心里好受一些,但这么做,只是把她作为满足她自己的一个手段,而没有把她作为一个有理性的道德实践者来加以尊重,所以这其实是不道德的。你一定会好奇,如果康德面对这个朋友,他会怎么说?我猜想他不会这样说:“我刚才看了医生的报告,你就该吃吃,该喝喝吧,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这么说听起来不仅不近人情而且有些残酷,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抓住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按照康德的理论,他更可能这样说:“我刚才看了医生的报告,你已经时日无多,你要鼓起勇气,保持理性,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这句话的确非常振奋人心,但是不是仍旧有点不近人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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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13 说到不近人情,让我们再来设想一种可能性:当撒谎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时,康德会允许撒谎吗?比方说,纳粹分子正在追捕一个犹太人,走投无路之下,这个犹太人敲开了你家的门,你把他安排在地下室里。过了不久,纳粹分子前来敲门,请问你该如何回答他呢?一般人肯定会说:我当然要撒谎啊!可是康德的道德哲学分明是不准撒谎的,所以你看,康德道德哲学再一次显示出了它的缺乏弹性和不近人情。康德写过一篇题为《论出于利他动机说谎的所谓权利》的文章,大意是说,撒谎是一个已知的恶,一旦撒谎,我们就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恶果,而说真话却不一定带来恶果。比方说,就在你跟纳粹分子交谈的过程中,那个机智勇敢敏捷的犹太人已经逃之夭夭了;退一万步说,即便因为说了真话,导致犹太人被捕,康德会认为,追本溯源,也不应该由你来承担这个恶果,因为真正的行凶者是纳粹分子,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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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15 我相信任何稍有常识和理性的人都不会接受康德的这个解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绝对命令如此不近人情,那它一定是有问题的。桑德尔试图为康德做辩护,他告诉我们,在面对纳粹分子的询问时,你可以做出一个“真实的但带有误导性的陈述”,比如你可以这么说:“一个小时前,我在路那头的杂货店里见过他。”桑德尔认为,从康德的角度来说,这个策略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并且它可以保护犹太人的生命。有趣的是,康德本人就曾经用过这个策略。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认为康德的著作对基督教有伤害,于是命令他不准在这类话题上发表任何意见,康德从内心里反对,但君命难违,于是他承诺说:“作为陛下忠实的臣民,我将彻底停止所有与宗教有关的公共演讲和论文写作。”你有没有读出这句话里的机关?其实康德留了一个心眼,因为他知道威廉二世将不久于人世,所以特别强调了这个承诺的前提条件——“作为陛下的忠实臣民”,几年以后,国王果然驾崩,既然陛下已经驾鹤西去,承诺也就自然失效了。据说康德对此非常自得,桑德尔也认为此举非常聪明,理由是,相比于直白的谎言,那种在措辞上“具有误导性但在技术上却是真实的陈述”仍旧是可取的,因为无论后者如何闪烁其词,“都是尊重道德法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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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17 我不是特别认同这样的辩护。首先,在面对纳粹分子的追杀时,哪怕经过剪裁的真话可以救人一命,也不意味着“经过剪裁的真话就是真话”。换言之,说了一半的真话不是真话,而是谎言。事实上,在各种公共事件的官方报告中,我们读过太多避重就轻的所谓真话,它在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方面起到的坏作用甚至远高于赤裸裸的谎言。因为它变相地鼓励了投机取巧和阳奉阴违的恶习。在这个意义上,与其僵化地固守“不准撒谎”的绝对命令,不如接受“当撒谎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时,撒谎是被允许的”这个假言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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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19 其次,当一个人尝试用部分真实的表述刻意误导纳粹分子时,很显然已经对不同行为的后果做出了评估。我的意思是说,他显然认为相比说出全部的真相,有误导性的、部分真实的表述更可取,因为这样做会让犹太人幸免于难。这么一来,桑德尔对康德所做的辩护,其实已经背离了康德义务论的原则,因为此时他已经在考虑后果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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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21 我一直认为,任何义务论的道德哲学都必须要兼顾后果,完全不考虑后果的道德哲学不仅没有吸引力,甚至可能出现大谬不然的结果。事实上,当康德在考虑德福不一致的问题时,也不得不引进后果的维度。所谓德福不一致,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那么康德究竟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我们下一讲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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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26 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94]
1701837927 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68 好人一生平安?——康德道德哲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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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32 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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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34 1990年,一部名为《渴望》的大型室内情景剧,红遍了大江南北。据说当时公安部甚至专门表彰了整个剧组,因为在播出期间,全国的犯罪率出现了明显下降。当然,到底是因为犯罪分子也在追看《渴望》,所以缺少作案时间,还是因为犯罪分子被剧情感动,决定金盆洗手重新做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时隔多年,我早已忘了《渴望》的具体情节,唯一的印象就是做好人太悲摧了,悲剧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把所有该倒的霉全都经历了一遍。也正因为这样,片尾曲《好人一生平安》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一个无比善良美好的希望,它给每一个好人带去安慰。当然,这个善良的希望,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现世生活中,往往是好人没好报,用康德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德福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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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36 如果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我就拥有了“德性”,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希望什么”呢?从凡人的角度出发,当然是希望拥有“幸福”。但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却承认,在德性和幸福之间并不存在所谓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有德之人并不会因此得到幸福,反过来,幸福的人也不因此就一定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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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38 这真是一件让人烦恼的事情。虽然康德主张义务论,把德性放在幸福之上,但是如果一个道德理论竟然无法调和德性与幸福,这不仅在理论上是不完备的,对于现实中的普罗大众也缺乏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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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40 德性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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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42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调用一下以前学过的知识,在讲到晚期希腊哲学时,我们介绍了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跟着感觉走,试图在快乐中寻找幸福,并且认为幸福的生活就是有德性的生活;而斯多亚学派跟着理性走,试图通过智慧去寻找幸福,并且认为有德性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思路,伊壁鸠鲁学派用幸福去统摄德性,斯多亚学派用德性去吸纳幸福,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实现了德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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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44 我现在想来考考你们,如果从康德的角度出发,伊壁鸠鲁学派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答案是他们把幸福原则当成了至上的原则。不过你要注意的是,康德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幸福问题的。我曾经介绍过康德的生平,他在40岁之前是柯尼斯堡的社交达人,吃喝玩乐无所不精,为了多挣薪水,康德开设过很多的课程。有一回他的一个学生答应某日上午来缴纳课酬,可是迟迟未到,康德一边说自己不急着要这笔钱,一边又每隔15分钟就唠叨说这个年轻人怎么还没有来。过了几天,这个年轻人终于来了,康德当然非常生气和失望。后来,这个年轻人请求康德担任口试中的考官,康德断然拒绝了,理由是:“你可能不守信用。在辩论时缺席,会把一切搞砸的。”所以你看,康德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他跟普通人一样重视身体的灵巧、健康和财富,这些都是“幸福”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甚至认为,关照自己的幸福也可以是一种义务,因为从积极的角度说,“幸福包含着实现自己义务的手段”,从消极的角度说,“因为幸福的缺乏(如贫穷)包含着践踏义务的诱惑”。康德的这些观点就是一些常识,甚至与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不谋而合之处。但是作为一个义务论者,康德的底线是绝不可把单单促进自己的幸福作为义务本身,更不可将幸福原则作为一切义务的基础,伊壁鸠鲁学派的错误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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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46 那么斯多亚学派又犯了什么错误呢?康德认为,斯多亚学派把德性作为至善的条件,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他们竟然认为凡人可以在今生今世实现德性本身,臻于至善,这就高估了人类的有限性。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路,康德的意思是说,人们在道德上的进步是永无止境的,特别是考虑到我们不仅是理性的动物,同时还是感官的动物,所以只要还生活在感官世界里,有理性的存在者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至善。这有点像是在说,吾生也有涯,而追求德性的道路也无涯。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呢?康德回答说,我们需要把“灵魂不朽”作为一个“公设”。所谓公设的意思是,它在理论上是未经证明的,但在实践上又必须把它假定为前提。为什么要把灵魂不朽假定为前提?因为人只有在无限发展的进步中,才有可能达到与德性法则相一致的境界,也就是臻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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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7948 康德对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批评。你一定还记得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康德认为,他们的错误在于,把德性和幸福的关系看成分析的关系。斯多亚学派认为德性生活蕴含了幸福生活,伊壁鸠鲁学派认为幸福生活蕴含了德性生活,所以虽然观点不同,但是他们的方法论却是一致的,都认为德性与幸福是分析的关系。康德认为德性与幸福是综合的关系,也就是说,努力变得有德性的行为,与努力去谋求幸福的行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为。康德的这个说法显然更符合我们的生活常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必须要接受德福不一致这个结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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