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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天人交战仅仅局限于个体自身，通常来说都是利大于弊。比如，因为自律，你从学渣变成了学霸，从胖子变成了瘦子。在这个意义上，积极自由是有正面价值的，因为那个高级的自我提醒你认识到“什么东西对人的生活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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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伯林指出，纵观人类的历史，这种“高级的”自我往往会突破个体的边界，在政治层面上外化成为制度、教会、民族、种族、国家、阶级、文化、政党，并且和更加含糊不清的实体，比如公意、共同利益、社会的启蒙力量、最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神意的显露等相同一。这个时候，起初还是自由学说的东西就成了权威的学说和压迫的学说，最终成为专制主义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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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卢梭去世，11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作为卢梭精神后裔的雅各宾派奉行积极自由的原则，认为“没有人有做坏事的自由。防止他做坏事就是给他自由”。在这种强迫自由观的指引下，应运而生的不是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人间天堂，而是臭名昭著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根据史学家的统计，在1793-1794年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约30万人，被判处死刑者16594人，未经判决瘐死狱中者约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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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网络流行语是这样说的：一切没有解决方案的头脑风暴都是耍流氓。我们不能说卢梭没有提供解决方案，可是他的解决方案太过抽象，而且极易产生误读和扭曲。如果思想的龙种总是会收获现实的跳蚤，那么我们就需要追问：在这个所谓的龙种里是不是原本就隐藏着跳蚤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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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政治领域中，那些看起来不激动人心甚至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庸俗观点，是不是反而会带来不那么糟糕的现实后果？比方说，比卢梭年轻一代的英国效益主义者边沁就曾经这样反问卢梭：“做坏事的自由难道不是自由？如果不是，那它又是什么？……我们不会说因为他们会滥用它，就应该取消愚人、坏人的自由吧？”边沁所说的“做坏事的自由”就是消极自由的一种说法，人们到底应不应该拥有“做坏事的自由”或者“犯错的自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这个问题我想留给各位自己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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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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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卢梭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我不想斩钉截铁地把卢梭判定为专制主义的支持者，在我看来，卢梭首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问题在于，希望通过民主的方式去实现至善和大同，而不是多元和谐，各美其美。这种手段和目标的错位，让卢梭心向往之的“完美的民主”不可避免地滑落成为独裁和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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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无疑是热爱自由的，“对他来说，爱自由比爱什么都深切”。可是问题在于，卢梭爱的不是以个体为单位的自由，而是以共同体为单位的、不掺任何杂质的集体自由。卢梭无疑也是热爱人类的，可是他爱的是抽象的人类，而不是具体的个人。他爱的是没有面目的底层人民，而不是近在咫尺的朋友和亲人，越是关系亲密的人他越不爱，因为爱他们就意味着要承担起一地鸡毛的现实责任。相比之下，还是爱人类更能自我感动，也更轻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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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开启了文人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与霍布斯、洛克相比，卢梭的问题意识更加深刻也更能蛊惑人心。霍布斯写《利维坦》的最直接动机就是为了解决英国内战导致的秩序问题，洛克写《政府论》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论证混合宪政的合法性，而卢梭则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人类文明及其对人性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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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启蒙运动的三个代表人物中，伏尔泰教导“自由”，卢梭鼓吹“民主”，而孟德斯鸠则阐述“法的精神”。有人说，如果要给法兰西的“启蒙三剑客”各自树块墓碑，他的建议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应用纯白色的大理石，因为他们曾全力引导人类要走向“自由、公正和法治”；而卢梭的墓碑，则要像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墓碑一样，一半用白色，一半用黑色，以此来揭示他的学说之中，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模糊的一面。就像彼得·盖伊所说：“雅各宾派以他的名义建立起恐怖统治；德国浪漫主义者把他作为解放者歌颂；席勒将他描绘为殉身于智慧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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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伏尔泰的思想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背景知识，但卢梭却始终像幽灵一般盘桓在舞台的中央，他的个性和思想就像是午夜时分喝下的浓咖啡，它让我们消化不良，精神亢奋，辗转反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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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来自日内瓦小城的天才青年的奇幻之旅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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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答问7 卢梭是一个真诚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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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卢梭一讲中留了一道思考题：人有“做坏事”或者“犯错”的自由吗？不少朋友都给出了很棒的回答，比如尽简茶业李强、圆圆、小松、王立强、林戈等，在此，我愿意推荐林戈的回答。她认为，让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做十分正确的事是很高的要求，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此外，对于“做坏事”和“犯错”需要做更细致的分析，如果是因为管不住嘴巴吃成了胖子，那就是个人自由，尽管对本人有害，但是对社会整体没什么大问题。如果对社会有极大不良影响，或者威胁到共同体的存亡，那可能就需要采取强制手段了。但是这种手段底线到底在哪里，以及怎样才算是有威胁，还是需要更具体化的、因地制宜的分析。而且，“强迫自由”不见得一定要诉诸恐怖暴力，也可以是教育和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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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以上分析都非常到位。原则上，我们都希望做正确的事情，成为更好的人，但是保不定我们有时候想偷个懒，或者有些无伤大雅的小癖好，只要不触犯法律的边界，不侵害他人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有权保留这块不受他人约束和社会控制的自留地。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以赛亚·伯林认为，哪怕这块领地非常小，它也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归根结底，这是我的生活，“我想自己做决定，而不想被别人指引；我的言行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源自一个事实：它是我的，而不是别人强加于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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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想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卢梭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人？我相信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真诚是一个特别能触动灵魂的字眼，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甚至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就叫作《学术、真诚、人生》。我认为，真诚是理解卢梭的思想和人生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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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书名叫《诚与真》。特里林认为在16、17世纪之交，欧洲的道德生活出现了一个新的要素，即自我的真诚状态或品质。他认为，真诚主要是指“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特里林不是从个人意识出发去研究真诚的，而是特别强调真诚与文化环境之间的相关性。他指出，真诚之所以成为问题，是与“社会”的出现、个人的社会流动性增强、个体“内空间意识”的生成及“自我”的形成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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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特里林的这个分析与卢梭是一致的。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做过一个很精彩的分析，他说当私有制出现后，“一切天赋的性质都发挥了作用，每个人的等级和命运不仅是建立在财产的多寡以及每个人有利于人或有害于人的能力上，而且还建立在聪明、美丽、体力、技巧、功绩或才能等种种性质上。只有这些性质才能引起人的重视，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很快地具有这些性质或常常利用这些性质。自己实际上是一种样子，但为了本身的利益，不得不显出另一种样子。于是，‘实际是’和‘看来是’变成迥然不同的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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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际是”和“看来是”变成迥然不同的两回事时，真诚就成了问题！卢梭的分析当然还是延续他的基本思路，在他看来，这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支配——服从关系：“从前本是自由、自主的人，如今由于无数新的需要，可以说已不得不受整个自然界的支配，特别是不得不受他的同类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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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结论是：“总而言之，一方面是竞争和倾轧，另一方面是利害冲突，人们都时时隐藏着损人利己之心。这一切灾祸，都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后果，同时也是新产生的不平等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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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不去探讨私有制与真诚之间的关系。我想指出的是，卢梭终其一生就是想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实际是”的人，拒绝成为“看来是”的人。卢梭相信内在的自我比外部的世界更可靠，也正因如此，他宁愿忠实于内在的自我，而不愿迁就外部的世界。当他在与朋友相处的时候，当他在记录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种种反应时，卢梭承认也许会弄错事实，“但是，我的感觉是不会出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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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回味的表述。一般来说，当你弄错了事实的时候，你对于事实的反应和感觉也就出错了。经济学家凯恩斯说，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这是理性人的一般做法。可是卢梭不是这样的，相比于忠于事实，他更忠于内心和情感。那么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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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梭的传记里，经常会读到这样的场景：他一面流着眼泪，一面投入对方的怀抱，无论是休谟还是沃德琳夫人。卢梭自己也说：“没有什么比两个人在一起抱头痛哭的快乐，更能将两颗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紧紧地与朋友或者爱人相拥并且哭泣，这不仅不会让卢梭感到痛苦，反而会感到快乐，而且这让卢梭认为会把两颗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个表述告诉我们卢梭是多么渴望亲密关系，多么想要与他人毫无挂碍地、水乳交融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但是问题在于，这是一个太高的要求。首先，人与人之间一般很难达到这种心心相印的状态；其次，存在着社交礼仪和社会习俗的要求或者压迫，再加上卢梭与生俱来的善感、偏激和带有病态的猜忌，其结果就是卢梭虽然在文字世界里建立起了一个相濡以沫、亲密无间的小共同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不断地与爱人、朋友产生隔阂、分歧、争吵，最后以割袍断交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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