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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曾经的挚友狄德罗这样评价他：“卢梭是一个魔鬼……他说过他憎恨所有他理当心怀感激之人，而他已证明了这一点。”卢梭自己也承认：“我生来就不是为了社会的，在那里一切都是强人所难，都是沉重不堪的义务。……一旦我能自由行事，我便是善良的，而且只会去行善；但只要感到了别人的束缚，我便立刻长起反骨，随心所欲——于是我便什么也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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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卢梭的问题不在于他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人，而在于他是一个过于真诚的人，他只遵循内心的呼唤、自我的情感，想要成为“实际是”的那个人，而绝不肯对他人和社会迁就和让步，哪怕只是在某一时刻、某一场景下成为“看来是”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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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卢梭，正是因为他在《忏悔录》中充分体现出了真诚。我认为，这个现象恰恰说明真诚在今天是一个稀缺的品质。我们总是迫于社会习俗的压力，不得不去扮演“看来是”的那个人，而不是“实际是”的那个人。因为无法免俗，我给布谷报了一些课外班，但是我坚决反对布谷参加一个名叫“小小主持人”的课外班，因为我去观摩了一堂课后发现，所有的小孩子一上舞台拿起话筒，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嗓子情不自禁地高了八度，脸上堆起塑料花一样的假笑。这就是典型的“实际是”和“看来是”变成了迥然不同的两回事。后来我给布谷报了一个英语话剧班，那就是一个解放天性的过程，外教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你可以释放个性，完全地彻底地表达自我。相比之下，但凡在主席台上做过报告，或者在舞台上当过主持人的人，都有类似的经验——那个我好像不是我！特里林说：“真诚就是‘对你自己忠实’，就是让社会中的‘我’与内在的‘自我’相一致。因此，唯有出现了社会需要我们扮演的‘角色’之后，个体真诚与否才会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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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林还说：“英雄就是看上去像英雄的人，英雄是一个演员，他表演他自身的高贵感。”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不仅在于，英雄只是看上去像英雄的人，劳模只是看上去像劳模的人，校长只是看上去像校长的人。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还在于，他们的表演也非常不成功不敬业，英雄表演不出高贵感，劳模表演不出淳朴感，校长表演不出渊博感，只能变鸿鹄之志为鸿浩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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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卢梭，我认为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当他生下五个孩子，又相继把他们寄养在孤儿院，当他一个接着一个地与狄德罗、与伏尔泰、与休谟割袍断交，都是发乎本心地认为，这就是他此时此刻的真实所感所想和所为。你可以说卢梭做错了很多事情，但你不能说卢梭是虚伪的，他足够真诚，他的问题也正在于太真诚了，以至于丧失了外在的秩序或者法度。对卢梭来说，也许正应了那句老话：一个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也许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需要反躬自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出生的时候乃是原创，而到了死的时候却成了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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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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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77 启蒙运动的黑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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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讲中，我们提到如果给卢梭立一块墓碑，应该用一半白、一半黑的大理石。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如果给启蒙运动立个墓碑，也应该是一半用白色，一半用黑色，因为启蒙运动带给后世的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模糊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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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好像是一件相当悖谬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启蒙”（Enlightenment）的意思就是光明、照亮，五四运动时期甚至有人把它翻译成“大光明时代”。这个翻译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却非常准确地点明了启蒙哲人的理想：只要我们肯定理性、肯定自由平等、肯定科学，就可以给人类社会带来光明、温暖和进步。然而，事情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就有卢梭站出来反对这种进步主义的乐观精神，与此同时，也有人站出来反对卢梭，认为他才是启蒙运动大合唱的杂音，而且正是这个杂音造成了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后果。随着启蒙运动的影响逐渐展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启蒙在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黑暗甚至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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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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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启蒙运动肯定自由，可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当吉伦特党人的“女神”罗兰夫人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她却给世人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句话提醒我们，自由这个词虽然自带光环，但并非天然正确的好东西。恰恰相反，自由是一个本身充满歧义的超级概念，围绕自由产生的纷争远比共识更多，而以自由的名义导致的压迫和专制也并不少见。我们必须要更深入地探讨自由概念的内部区分，仔细梳理和澄清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异同，才有可能摆脱以自由的名义带来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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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肯定平等，可是汉娜·阿伦特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失败，原因正在于最初的“自由引导人民”变成了“平等引导人民”。德国作家毕希纳曾经写过一幕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剧，题目叫作《丹东之死》。丹东是罗伯斯庇尔的亲密战友，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因为主张宽容，反对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最终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断头台。在剧中，毕希纳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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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们纷纷高呼：“谁衣服上没有洞，就打死谁。”“谁能念书认字，就打死谁！”“谁想溜走，就打死谁！”“他有擤鼻涕的手帕！一个贵族！吊到灯柱上！吊到灯柱上！”“什么？他不用手指头擤鼻涕！把他吊到灯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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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罗伯斯庇尔站了出来，试图制止民众的骚动和暴乱，他告诉市民们：“你们要遵守法律。”市民们反问：“法律是什么？”罗伯斯庇尔回答说：“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然后，市民们这样正告罗伯斯庇尔：“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我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尊重法律就是不再有任何法律，我们就是要把他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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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希纳的这段文字虽然只是文学创作，但却非常传神，它让我们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当人民开始不受约束地追求平等价值时，事情会变得有多糟糕，以及当人民开始以人民的名义执行法律时，法律会变得有多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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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敌入侵、法国大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丹东曾经号召所有革命者说：“要想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可是在丹东身上，除了有革命者的激情，还有普通人所具有的一切毛病。当革命的激情退去之后，丹东开始感到厌倦，他厌倦革命，厌倦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厌倦像士兵一样每天早晨按时起床，厌倦可怜巴巴的乐器弹出来的永远只是一个调子。丹东说：“我想把自己弄舒服些。”把自己弄得舒服一些，这个要求一点都不神圣，不革命，这是日常的伦理而不是圣人的道德，这是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你可以说丹东很任性，同时也可以说丹东很人性，这与罗伯斯庇尔以及整个法国大革命的气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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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革命的“背叛者”，丹东被送上了断头台。三个月后，罗伯斯庇尔也站在了断头台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罗伯斯庇尔终于明白过来，他说：“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阿伦特总结说，在错过了这个“历史性时刻”之后，“革命掉转了方向，它不再以自由为目的，革命的目标变成了人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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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以为我在反对平等价值，恰恰相反，我一直坚持认为，如果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那么最大限度地激发中国人的政治想象力，同时也是最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现实的启蒙价值，不是德先生，不是赛先生，也不是自由、人权或者理性，而是平等。平等这个价值最深刻地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政治现实，也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近百年来的精神结构。与此同时，也恰恰因为我们对平等的价值理解不够到位，没有很好地澄清平等与自由、权利、公正等价值的关系，没有在制度层面恰当合理地落实平等价值，所以才造成了一系列的现实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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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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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肯定自由、肯定平等，启蒙运动还肯定理性。说到理性，就不得不提康德的那句名言：“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康德的这句话，关键词除了“理性”，还有“勇气”。有时候我问布谷问题，当她吃不准答案的时候，就会开始变得犹豫，然后小声地跟我说：“爸爸，我不知道。”布谷的犹豫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她的理性尚不完备，她还需要别人的引导，才能慢慢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性。但是，当康德说“敢于运用你的理智”时，指的不是布谷这样的未成年人，而是每一个理性能力已经得到充分发展，但却仍然不敢使用理性的成年人。康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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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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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彼得·盖伊在《启蒙时代》这本书中的话说，18世纪是一个人类“重振勇气”的世纪：“这是一个神秘主义没落的世纪，一个对生活越来越怀有希望、对人力越来越充满信心的世纪，一个执着于探索和批判的世纪，一个关注社会改革的世纪，一个世俗主义日益抬头、冒险之风日益盛行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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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千多年里，整个欧洲都笼罩在宗教和神秘主义的氛围中。在我小的时候，常常会把宗教、神话和迷信这几个词放在一块说，比如“宗教迷信”。那么什么叫作“迷信”呢？简单说就是“错误地相信某物是高贵的、超俗的，或者崇高的”。这种错误的相信可以体现在宗教、艺术、政治和历史等各个方面。启蒙运动归根结底就是一场颠覆一切迷信的运动，正如康德所说：“摆脱迷信就是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