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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摆脱迷信？简单说，就是把“看似高等的东西（当作）仅仅是低等事物的一个特例”。换言之，摆脱迷信的方式就是“在崇高中发现了寻常，把神圣还原到了平凡，或者证明高贵者并不值得尊敬”。《圣经》中记载过很多耶稣的神迹，比方说把水变成酒，在海面上行走，等等，可是如果我们用魔术来解释把水变成酒，或者当看到“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联想起铁掌水上漂裘千仞的孪生兄弟裘千丈，那么这些神迹就变成了骗人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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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剥落“金身”、暴露泥胎的暴力解释法。它几乎必然地导致拒绝崇高、解构神圣的结果。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启蒙运动，他说，启蒙运动“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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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反对者看来，启蒙运动在反对一切权威和一切成见的同时，自身却立足于一个“根本的成见”，那就是一个“反对成见本身的成见”。事实上，从恩格斯的那段话中可以看出，启蒙运动者在反对迷信的过程中存在着三个阶段：起初人们反对一切“错误地相信”，接着人们有意无意地删去了错误二字，开始反对一切“相信”，最后人们重新建立起新的迷信。也就是说，启蒙在破除迷信的过程中自身成了迷信，在消解神话的过程中自身成了神话，在很多反对者看来，这恰恰体现出人类理性的独断专横和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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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与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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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除了肯定自由、肯定平等、肯定理性，同时也肯定多元。正如麦克里兰所指出的，对多元主义的追求本身就隐含着节制和宽容。换句话说，没有哪种价值应该占据支配性的地位，哪怕自由也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具体的语境中小心谨慎地平衡各种价值的关系，努力保持一种互相制衡、多元共生的生态环境。当然，就像我们在古希腊那几讲中反复强调过的那样，真正的问题在于，人天生是一个僭越性的动物，“凡事勿过度”这句古希腊的德尔菲神庙上的箴言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目标。事实上也是如此，当生而自由变成强迫自由，当人人平等变成彻底的平均主义，当理性取代迷信成为新的迷信，当多元主义蜕变成为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启蒙运动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启蒙运动的白就变成了启蒙运动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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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会疑惑，为什么不可以用一两句话来介绍启蒙运动，简洁明快，一目了然，这样多好？对不起，我就是想要打破你们的刻板印象，告诉你们启蒙运动绝对不是一片光明，而是存在着阴暗、模糊甚至黑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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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启蒙运动这么多的坏话，我想要做一个特别的澄清：我不是一个反启蒙主义者，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坚定的启蒙主义者。尽管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启蒙运动终结在19世纪的前三十年，可是我并不认为启蒙已经死了，恰恰相反，我完全认同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说的这句话：“如果有人问：‘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吗？’那么答案是：‘非也，但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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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已经启蒙了的时代。因为归根结底，跟18世纪的欧洲人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担负起“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是自我启蒙，而不是被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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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肖像，平版印刷画，德国插画家Julius Ludwig Sebbers（1804-1837）作于18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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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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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78 自由的黑格尔，保守的黑格尔：黑格尔的思想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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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自由的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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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第三年，德国图宾根大学的一群年轻人在校园里种下了一棵树，他们把它命名为“自由之树”。年轻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和比他更年轻的谢林一起参与了这项活动。这个举动既是在致敬法国大革命，更是在憧憬和期许德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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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一个人在25岁之前不是自由主义者，那他就是没有良心的；一个人过了25岁之后不是保守主义者，那他就是没有大脑的。我对后半句话有保留意见，但是完全同意前半句话。1791年，黑格尔年仅21岁，在大时代的浪潮前，他很难不感到内心的激情澎湃。在黑格尔当年的纪念册里，可以读到这样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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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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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妄想绝对统治心灵的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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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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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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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天使有个政府，那么这个政府也会实行民主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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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句话不是黑格尔的独创，而是摘抄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青年黑格尔对卢梭推崇备至，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在实践卢梭的思想。当时的他对哲学没有太多兴趣，对康德也不太感冒，为了读卢梭，他甚至拒绝参加康德的读书班。这是一个引人遐想的细节。德国古典哲学最伟大的两个人物——康德和黑格尔都曾经对卢梭如痴如醉。当年康德为了读卢梭，甚至错过了每天下午3点半的散步时间，在他的书房里，只挂着卢梭一个人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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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期间的黑格尔是一个政治青年，而不是一个哲学青年，在跟谢林最初交往的时候，他们的主要话题不是哲学，而是政治。他们激动地讨论法国大革命，也在激动地讨论德国的未来。当时的德国还没有实现统一，相比法国这个近邻，德国是一个封建的、落后的、保守的并且分裂的国家。作为有志青年，比如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的那些有志青年，很自然地会着迷于到底应该如何救国这个问题。自由、平等、民主、科学，到底谁能救我们的国？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个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