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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是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而是应该首先有一种假设的同情（hypothetical sympathy），直到知道在他的理论中有哪些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为止；唯当此时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态度，这个态度应该尽可能地类似于一个人放弃了他长期坚持的意见之后的那种精神状态。蔑视会妨碍这一过程的前一部分，尊崇会妨害这一过程的后一部分。有两件事必须牢记于心：一个人的见解与理论只要是值得研究的，那么就可以假定这个人具有某些智慧；但是同时，大概也没有人在任何一个主题上达到过完全和最后的真理。当一个有智慧的人表达了一种在我们看来显然是荒谬的观点时，我们不应该努力去证明这种观点多少是真的，而是应该努力去理解它何以竟会曾经看起来似乎是真的。通过运用历史的与心理的想象力，可以立刻扩展我们的思想领域；并且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所珍爱的许多偏见，对于有着不同心灵气质的另一个时代来说，会显得何等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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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特别喜欢罗素的这段表述，我认为它能帮助我们确立正确的学习态度，避免获得一些廉价的成就感。比如说，在康德那个时代，由于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物理学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就，康德会认为它们毫无疑问具有普遍必然性，并且把它们作为先天综合判断的确存在的铁证。康德没有预见到非欧几何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这是他的时代局限性使然，严格说来并不是他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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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评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哲学家时，最常见的评语是：自某某人以后，哲学家要么就在他的框架下继续工作，要么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不这么工作。换言之，你要么支持他，要么反对他，总之不可以无视他。各位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评语，我认为这是对一个哲学家最高的评语，纵观西方哲学两千年，够得上这个评价的哲学家屈指可数，康德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康德哲学的具体内容当然可以被质疑，比方说刚才提到的“5+7=12”到底是不是先天综合判断，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家就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认为压根就没有先天综合判断，数学命题不是综合判断而是分析判断。有一个叫蒯因（Quine）的哲学家甚至认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也是不成立的。所以说，康德哲学的具体内容也许会过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方法论原则也会过时。比方说，当代认知科学的主流仍然是在康德主义的框架下展开工作的；再比如说，康德区分现象和物自身，为知识划界，为信仰和道德预留地盘，这些原则性的思考对于我们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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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本人曾经说过，哲学是不可教的，唯一可教的就是如何进行哲学思考。在具体的哲学思考过程中，只有在很有限的范围内是可以确定无疑的。所以方法论上的启发性，才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体系带给我们最大的馈赠。我们在阅读康德的时候，也要时刻牢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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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1651年首版卷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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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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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69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的《利维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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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造之物的国家之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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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句话：“离开了国家，你什么都不是！”你觉得这句话说得有道理吗？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不仅有道理，简直可以说是很有道理。现代国家对于个体生活的确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就意味着你失去了国家的保护，没有了公民的身份，你将不再拥有基本权利，缺乏安全保障，几乎无法找到有意义的职业。你也不会拥有身份证、户口本和护照，你的生活将会因此变得举步维艰，我说的还不是比喻意义上的举步维艰，而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比方说，因为没有身份证，你将无法购买火车票和飞机票，别说去三亚旅行，你连出北京到廊坊可能都去不了。有人会说，这岂不是太糟糕了，我要用脚投票。对不起，因为你没有护照，所以你连用脚投票的权利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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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政治学者斯特雷耶才会在《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说：“今天，我们视国家的存在为理所当然。虽然我们不满于它的要求，抱怨它越来越多地侵蚀了私人空间，但也很难想象没有国家存在的生活状态。在现代世界，最可怕的命运莫过于失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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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首先，现代意义的国家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国家确实不存在，那时也没有人在意它存不存在”。其次，即便现代国家的存在已经成为难以摆脱的事实，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成为国家的奴隶，从此对那个可以对我们予取予求的“有朽的上帝”、“利维坦式的怪物”俯首称臣，而恰恰意味着我们要去质疑、追问国家的正当性，尽我们所能地去约束国家的权力，不让它对我们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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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证成国家”（justify the state）。为什么要证成国家？很显然，当一个东西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时候，它并不需要通过证明来彰显它的合理性或者合法性。你或许会问，什么叫“不言自明”？我承认，“不言自明”是一个初看起来非常清楚，仔细想想却茫然不知所云的说法。让我暂且给它一个解释，不算定义，所谓“不言自明”，就是“自然而然的”，自然的事物是不言自明的，自然的关系也是不言自明的。比如我和布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自然的关系，它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有一天我说咱们去做亲子鉴定吧，那就意味着我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大问题，需要通过证明来确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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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同样如此，对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古典政治哲学家来说，国家是自然之物，它的存在就像阳光雨露之于万事万物，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对于近代政治哲学家来说，国家却不是自然之物，而是人造之物，这是一个根本上的观念的变革。而这个变革就始自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人物——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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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与《利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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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Thomas Hobbes）出生于1588年。也正是在这一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大举进犯英国，消息传来，他身怀六甲的母亲惊慌之中早产，霍布斯后来曾经自我嘲讽地说：“我与恐惧是双胞胎”。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事实上，在霍布斯的个人气质和政治思考中，恐惧始终占据了最为核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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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年之后，霍布斯敏锐地觉察到英国内战的威胁，他为此忧心忡忡，为求自保，自我流亡巴黎十年。在这期间，他的政治思考几乎与英国政局的演变保持同步的节奏：1642年霍布斯完成《论公民》，同年英国爆发内战；1648年霍布斯动笔撰写《利维坦》，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1651年《利维坦》完稿。对霍布斯来说，英国内战及查理一世被处死折射出来的是政治哲学的永恒问题：如何实现秩序和稳定？如何解释统治权利与服从义务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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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在政治哲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罗尔斯认为这是英语世界政治思想领域最伟大的单部头著作。这个评价很有意思，它有两个限定词：一个是英语世界，一个是单部头著作。罗尔斯认为，约翰·密尔的政治哲学要比霍布斯更伟大，但是没有哪一部密尔的单部头著作要胜过《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同样如此，它“也许更为理性，更合乎道理……但是，它缺少霍布斯政治概念的广度和力量”。而其他一些作者，比如康德和马克思，他们的政治思想同样很伟大，但却不是用英语写作的。所以，罗尔斯认为，当把所有东西都综合考虑在内——“包括风格和语言，规模和精确度以及观察的生动有趣，它复杂的分析结构和原则，它的表述方式”，霍布斯的《利维坦》无疑是英语世界政治思想领域最伟大的单部头著作，阅读这本书，会给读者带来“相当压倒性的和戏剧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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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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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利维坦》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很显然，我们无法用两讲的篇幅面面俱到地介绍这本书的思想，我只能提纲挈领地点明霍布斯的中心思想。理解《利维坦》的最佳入口就是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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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是一个社会契约论者。所谓社会契约论，简单说就是认为政治社会的起源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签订的契约，因此政治社会不是自然之物，而是人造之物。可问题在于，人们为什么要选择签订契约来加入政治社会呢？肯定是因为契约之前的状态不令人满意，甚至非常糟糕，这个道理不难理解。结婚证就是一纸契约，领证的那一刻标志着一个人从单身状态进入了婚姻生活状态，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声称是不婚主义者？理由在于他们认为单身状态没那么糟糕。反过来说，为什么仍旧有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地进入围城，很大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想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睡觉，即使有男女朋友，他们也觉得缺乏保障，必须要通过婚姻这个契约来彻底改变生活状态。所以契约的作用就在于，将人从一种前契约的状态改变成后契约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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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在于，自然状态到底有什么不好？霍布斯对此有过非常经典的论述，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产业是不存在的，因为成果不稳定。为什么成果不稳定？因为到处都是土匪和流寇，掠夺和抢劫。这样一来，所有的文明产物，包括农业、商业、贸易、艺术、文学、社会等都将不存在。更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因为不晓得谁是敌人，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敌人，所以自然状态中的人们处于普遍化的全面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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