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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95 运伟大之思者，行伟大之迷途？——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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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分子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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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曾经这样概括亚里士多德的一生：“亚里士多德出生，工作，去世。”——我想这应该就是哲人最理想的人生了吧：思想与生命完全同一，绝对精纯，毫无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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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卷入1933-1934年的纳粹运动，海德格尔原本也可以这样纤尘不染地度过一生，然后顺理成章地跻身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行列。可是因为有了这段难以洗白的纳粹过往，海德格尔的形象变得暧昧不明、争议不断，时至今日，即使他已经去世42年之久，依旧处于舆论的风暴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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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海德格尔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让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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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4月，时年44岁的海德格尔接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发表题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就职演说。次年4月，他辞去校长职位。海德格尔的大学校长生涯只维持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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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为了担任校长一职，海德格尔加入了纳粹党，并且将纳粹党员的证书一直保留到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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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任职期间，海德格尔发表了不少吹捧希特勒的言论，并于1933年5月20日给希特勒专门发去电报，大意是请求按照党的意志来改造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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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海德格尔表现出一定的排犹倾向。比如，他与具有犹太血统的恩师胡塞尔中断了关系，在后者重病期间以及葬礼上均未露面，非常不近人情；此外，他通过打小报告暗示一位学者与犹太人有牵连，阻止该学者谋得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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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这些举动都算不上光彩，但是对于久经政治运动的中国人来说，也不会觉得特别难以接受。海德格尔的所作所为充其量表明他是一个城府颇深的政治投机分子，还算不上大奸大恶之辈。时过境迁，只要他表个态，认个错，就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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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让人大惑不解的是，“二战”结束之后，海德格尔对这段往事却始终讳莫如深，从未在公开场合道歉，对纳粹暴行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也不置一词。1966年他接受德国《明镜》杂志采访——这是他生前唯一一次公开谈论与纳粹的过往——条件是必须在他死后才能发表。十年后海德格尔去世，这篇题为《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的采访也公之于众，然而人们没有读到一句真心悔过的话，有的只是各种闪烁其词的辩解和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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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投身纳粹运动的动机时，海德格尔说：“我当时的判断是：就我所能判断的事物的范围来看，只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和确实有生气的、有建设能力的人物一起来掌握未来的发展过程。”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时我别无选择，纳粹和希特勒是拯救德国的唯一力量，所以，我虽然看走了眼，但是责任并不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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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海德格尔还在访谈中再次强调技术对于人类未来的威胁，他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为技术时代安排出一个政治的制度来，我为这个问题提不出一个答案。但我不认为答案就是民主制度。”虽说批评民主制度不等于拥护极权制度，但是在这样一个访谈里，选择继续批评民主制度和技术时代，足以看出海德格尔的顽固和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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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明镜》杂志的访谈不但没有平息风波，反而让这场公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同情者称，海德格尔投身纳粹运动只是哲学家的一时糊涂，白璧微瑕，无损于他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的声誉；反对者则认为海德格尔是终生的纳粹分子，在他的哲学和纳粹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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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近披露的私人笔记和私人信件来看，我们可以确定，至少在1930年代，海德格尔的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和反犹分子。比如，在1931年的圣诞期间，海德格尔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作为礼物送给弟弟，并在信中盛赞希特勒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当所有人都一头雾水的时候，他也能辨别清楚”。海德格尔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是纳粹运动会呈现“一种崭新的局面，它不仅仅是政党政治，更事关欧洲和西方文明的赎罪或者衰落”。在信中海德格尔豪情万丈地预言：“看来，德国终于觉醒了，开始理解并掌握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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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13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三个月后，海德格尔继续在信中赞美希特勒：“每一天，我们都在见证着希特勒成为一个政治家。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将会发生改变，每双眼睛都能看见，每只耳朵都能听见，每一位在鼓舞自己行动的人都会感受到真正而又深刻的兴奋，我们见证了伟大的历史，见证了压力之下将帝国精神和民族使命照进现实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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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笔记中海德格尔也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主义意义上的批评，他说：“犹太人凭借他们杰出的计算天赋，已经按照种族原则生活了最长的时间，因此他们拼命为自己辩护，反对种族原则不受限制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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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乡愁寻找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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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海德格尔的以上言行？一朝是纳粹分子，终生都是纳粹分子吗？如果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运动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关联，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海德格尔？难道我们不怕在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中了毒，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甚至纳粹主义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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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海德格尔的个人生活，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氛围。美国学者朱利安·扬指出，海德格尔的祖父是鞋匠，父亲是业余的铜匠，母亲是农妇，这对我们理解海德格尔意义重大。终其一生，海德格尔都对乡村生活抱有深厚的情感，对城市生活则充满厌恶之情。乡村生活是典型的共同体（community）生活，在这个通过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生长起来的生活世界里，人与人亲密无间，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更重要的是，乡村生活使人拥有直接的生活经验，而非间接的生活经验，人们对于生活的其来有自了然于胸，有着非常清晰的脉络感，因此他们的生活也就更加简单扎实。用海德格尔最喜欢的话说，这是一种“有根的”生活方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城市生活是一种“无根的”生活方式，它立足于契约关系，是机械的和人为的聚合体，人们表面上生活在一起，其实却彼此疏离，漂泊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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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曾说：“哲学就是一种怀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冲动。”对德国哲人来说，这种冲动不仅指向真实的大地，同时指向遥远的古希腊，黑格尔曾经动情地说道：“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德国人在哲学、音乐、诗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让他们深信自己的民族不仅是特殊的，而且是优异的，这种优异性突出体现在内在性和精神性的成就上。相比之下，英国人代表了自我中心、唯利是图的商业主义，而法国人只拥有肤浅的感性，他们是西方文明没落的象征，在这个虚无主义的黑暗时代，只有德国人才能担负起作为世界精神领袖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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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一种非常虚妄的感觉，就像一位德国历史学者所说的那样：“每一个经历了多年政治虚弱后突然在世界上获得了权力和声望的民族，都免不了这样几种毛病，其中最大的毛病就是民族自大狂，倾向于迷恋本土的一切而贬低外来的一切。……我们开始在学术工作上自吹自擂，炫耀民族自豪感，以党派的门户之见影响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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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年代的德国，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毛病的总爆发。把技术和民主政治理解为现代性的核心，把德意志的独特性夸大成德意志的优越性，进而认为德国应该承担起复兴西方文明的伟大使命，在这些基本判断上，海德格尔与纳粹一拍即合。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在1935年发表的演讲《形而上学导论》中盛赞“纳粹的真理与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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