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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3年，正式出版《形而上学导论》的讲稿时，海德格尔把“纳粹”二字改成“这个运动”，并且加括号说明这个运动指的是“星球式特定的技术与新时代的人的相遇”。这个改动充分说明，海德格尔与纳粹的遭遇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其次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判断问题。事实上，从1966年的《明镜》杂志访谈中也可以看出，直到晚年，海德格尔依然认定，自己只是在具体的判断上犯了识人不明、所托非人的错误，但在根本的判断上并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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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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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马克·里拉说：“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我完全认同马克·里拉的这个判断，事实证明，一旦思想者突破思想的边界，加入权力的游戏，就必定会对权力屈服，最终成为独裁者的工具和附庸。海德格尔与纳粹的纠葛再一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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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不仅在现实判断上出现了难以饶恕的错误，在哲学判断上也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他把俄国和美国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根本就是一丘之貉：“同样都是脱了缰的技术狂热，同样都是放肆的平民政制。”在我看来，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抽象思维”的典型表现。当我们用一种高度抽象的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时，或许能产生别开生面的洞见，但也会让我们丧失最基本的常识感。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想复述维特根斯坦的那句忠告：“研究哲学如果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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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海德格尔毕竟还是说对了不少东西，他对于连根拔起的现代生活方式的批判，对于技术时代人的处境的反思，都足以让我们警醒。海德格尔曾说：“无家可归成为一种世界命运。”当看到从月球传回的照片时，海德格尔惊呼道：“人现在已被连根拔起。我们只还有纯粹的技术活动和联系。人今天生活在其上的，已不再是土地了。”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看海德格尔的反应，包括他对乡村生活的沉迷以及对现代技术的排斥，会觉得他目光短浅、少见多怪。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现代人的见怪不怪难道不是隐藏着更大的危机吗？当我们在影院欣赏诺兰的《星际穿越》，当我们习惯于随时随地去网上冲浪，有没有严肃认真地反问过自己，这种连根拔起的无根生活真的是我们向往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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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者生长。”在海德格尔的有生之年，亲眼目睹过危险，也亲身参与过拯救，但是他发现，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握和拯救，无不以惨痛的失败告终。或许也正因如此，他才会把1966年的《明镜》访谈命名为“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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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海德格尔一辈子都是纳粹分子，但是海德格尔一辈子都是现代性特别是民主政治和技术时代的反对者，这是他的根本立场。出于思想者的傲慢，同时也担心读者将放弃阅读他的著作，他在战后的漫长岁月中对自己的纳粹经历保持沉默，这个选择本身再一次体现出他的顽固和狡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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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用海德格尔本人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一讲的内容：“运伟大之思者，行伟大之迷途。”我想接着海德格尔往下说，迷途再伟大，依旧是迷途，迷途越伟大，危险越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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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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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96 人生就是一次“被抛”的过程：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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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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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开篇处我就说过，哲学始于惊奇，有惊奇就意味着有不解，有不解就要求理解。哲学所惊奇的不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股市为什么又跌了，离岸人民币的汇率为什么又升了；哲学所惊奇的问题要更加抽象或者说更加根本，比如外部世界是否存在，他人是否具有心灵，语词的意义，对与错的标准，死亡问题，以及生活的意义，等等。但是在所有的哲学惊奇中，有一类惊奇最特殊也最根本，那就是对“是”或者“存在”（Being）本身的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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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当年曾经感慨道：“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却不存在！”维特根斯坦也有类似的惊叹：“令人惊讶的不是世界怎样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我猜想大多数读者看到这两句话后肯定会摸不着头脑，莱布尼茨和维特根斯坦到底在惊讶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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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深陷于日常琐事、一地鸡毛的人们来说，我们所关心和烦恼的都是每一个具体的存在者（beings）——叛逆期的孩子、迅猛上涨的房价、深夜厨房里的那块蛋糕，这些存在者攫取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我们深深沉溺在铺天盖地的生活之流中，无法将自己的眼光从中超拔出来，对存在本身感到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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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仍旧对于存在者和存在的区别不明所以，我愿意冒险举一个例子。当一件大事情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产生疑惑：“为什么偏偏是我？”类似的体验相信每一个人多少都曾有过，此时，我们虽然把关注的焦点从外部事物移到了我身上，但仍然属于对存在者的惊奇，因为让我们感到不理解的是这件大事究竟为何与我相关。但是某些时候，我们会产生更进一步的困惑：“为什么有我？”或者：“我为什么存在？”此时，你已经开始接近对存在本身的惊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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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时刻可遇不可求，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在极其特定的机缘下，才会意识到存在的问题，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存在的问题“是一种极度绝望的时刻赫然耸现的，在这个时刻，全部事物日益丧失了它们的重量，而所有的意义也变得蔽而不明了”。然而，这样的时刻实在是太过稀少，海德格尔因此感叹说，在多数情况下，这个问题将“只会鸣响一次，它宛如一口铜钟，其沉闷的声音警醒了我们的生活，随后便渐渐消失，杳然无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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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存在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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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海德格尔出版《存在与时间》，这本书的核心主题就是：为世人鸣响这口沉默了太久的铜钟，重提“什么是存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导论中海德格尔指出：“希腊哲学因为对存在的惊异而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为存在问题殚精竭虑。从那以后，人们却不曾再为这个问题做过专门的探讨。”在以最快速的方式简述完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史后，海德格尔认为，时至今日，不仅“存在问题尚无答案，甚至连怎么提出这个问题也还茫无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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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应该怎么对存在发问呢？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所以，要寻问存在，就必须从存在者入手。但是哪一种存在者才是最好的发问者呢？海德格尔选择人作为突破口，这个道理不难理解，放眼大千世界，花草树木，昆虫鸟兽，所有这些存在者都无法像人这样去追问存在，思考存在，并且用语言去表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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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到这里，你也许会稍感失望，海德格尔给我们画了一张大饼，说是要追问存在这个早已被遗忘的根本问题，吊足了读者的胃口，结果兜兜转转还是落在了人这里。人的问题当然很重要，可是古往今来又有哪个哲学家不是在探讨人的问题呢？康德的三大批判不就是在追问人是什么的问题吗？那么海德格尔的独到之处又体现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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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与众不同在于，他总是拒绝常见的哲学术语，使用他自己的独创概念，用一种“陌生化”的方式来发问和思考。比如说，他用德语Dasein这个词来指称人，Da就是“那里”，Dasein就是“在那里的存在者”，中文通译成“此在”。虽说在日常的德语中，此在也用来指称人，而且康德和黑格尔也用过这个概念，但是把它单独拎出来，并且在哲学讨论中赋予其如此重要的地位，这还是有史以来头一遭。与此相关，海德格尔还创造出“在世界之中存在”、“共在”等一系列既陌生又熟悉的术语，说它们陌生是因为这就是海德格尔独创的新词，说它们熟悉是因为它们能够唤醒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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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海德格尔的“此在”和笛卡尔的“我思”，你就会发现这里不仅存在着术语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发问方式和思考路径的区别。“我思”是哲学家在一个非常极端的思想实验中逼问得出的结果，它把自己封锁在我思的边界里，最终导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但是“此在”这个词却引导我们去思考再熟悉不过的一种日常生活经验——我们从来就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者，难道不是这样吗？举个例子，当我们在使用锤子敲打钉子的时候，从来不会把锤子作为一个客体或者对象加以研究，我们抡起锤子就好像它是我们延长的胳膊，海德格尔把这种状态称为“当下上手状态”。只有在我们使用锤子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岔子，比如锤子头发生了松动，或者使得很不称手的时候，我们才会把注意力放在锤子上面，盯着锤子这个客体——用海德格尔的术语说，此时我们就从“当下上手状态”脱落成为“现成在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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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认为，除了遗忘存在，传统哲学的另外一个错误就在于总是以“现成在手状态”去研究事物，这是以一种理论化的方式在观看和沉思对象——请回想一下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这个标题。可是现实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我们与这个世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打交道，用“此在”取代主体，意味着海德格尔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研究人，而是从存在论的角度去理解人。此在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沉思者，而是在世界之中的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