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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利教授在哲学史上的兴趣和只是希望记录过去成就的历史考古学者的兴趣并不一样，他也不同于那些观念历史学家，后者只是在发现连续的观念和概念史。他将哲学史视为哲学观念的宝库，哲学家从中提取素材，形成自己的洞见。他拒绝只是为了哲学史而研究哲学史，同时也反对那些忽视以往哲学成就的人所追求的伪原创性。在本书的导言中，他说，哲学史的研究“是进行哲学思考的一种有益准备，从较为简单的推进到更为复杂和艰深的思想结构……有人试图完全独立于前人的工作构造出一个哲学体系，与文明初期的粗糙理论相比，他不可能走得更远”。梯利教授认为这就是这一历史研究对于他的价值所在，他希望对他的读者来说，哲学史研究也有这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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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订版中，我努力保持原版所具有的客观和不偏不倚的态度，除了根据已改变的历史视角的指示进行的修改外，原版的基本结构都予以保留。修订版引入了相当多的新资料，特别是在导论性和过渡章节中。在第一章中探寻古希腊哲学的宗教来源时，根据康福德和耶格尔的历史学工作，更加清楚地指出了希腊哲学如何从希腊宗教中产生，以及希腊哲学和产生它的希腊宗教之间的本质差别。对第五、六两章的结构改动是为了强调质和量的理论间的差别，给予德谟克利特的量的原子论更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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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一章中，我准备了关于“科学的等级”“宇宙论”和“灵魂不朽的学说”的新资料，在亚里士多德一章中，增加了“四因”和“亚里士多德的天才和影响”的资料。我对第十七、二十和二十二章全部进行了改写，以便为从古代到中世纪提供一个更为充分的过渡，也为经院哲学提供一个初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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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编“近代哲学”，我对原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改变和增加。“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原来是在第二编的“经院哲学的衰落”中，在取得梯利教授同意的前提下，我将其调整到第三编。在“康德”一章中，我增加了“先验方法”“经验的初步分析”和“自我意识的统一性”等资料，以便阐明康德的哲学方法，并将其同经验主义和唯理论的方法更加清楚地区分开。在第六十六节我提供了一个尼采的全面解释；我将尼采放在德国哲学的历史语境下，而不是像梯利教授那样将其放在当代实用主义的语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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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利教授在原版的结论性一节“唯理论及其反对者”中对一战前的哲学状况进行了评价。在修订版中，这一节作为第七十四章用来为当代哲学提供一个介绍。结论性的第七十五至八十一章—除了某些段落采用了梯利教授对马赫、阿芬那留斯、詹姆士、杜威和柏格森等人的讨论外—都是新的内容。全部书目都进行了更新，与原版相比，修订版适当减少了法语和德语书目的相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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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杰·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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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普林斯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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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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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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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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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修订版的每一阶段，我都得到了来自同事、朋友和我的家庭成员的热情帮助，使得修订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合作的结果。首先，我要感谢梯利夫人始终如一的鼓励，她认为我非常适合承担这一修订工作，因为我同梯利教授有密切的私人交往，这一交往从我还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时就开始了，并且在我成为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时也一直保持着。在第一、二编关于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的修订中，我以前在普林斯顿的同事、现在鲍登学院任教的爱德华·波尔兹教授准备了一个新的分节 “希腊哲学的宗教起源”以及“向中世纪哲学的过渡”“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和“经院哲学的性质和问题”等几章。我的同事沃尔特·考夫曼教授撰写了尼采一章，吸收了他在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反基督者》（195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对尼采的解释。关于赫尔德民族主义的段落是在以前参加我的近代哲学史本科生课程的学生卡森先生的建议下添加的，他协助我准备了这一段落。我特别感谢我的同事，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主任罗伯特·斯库恩教授，他将本书的第1版作为他的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史一课的课本，并针对加强古代哲学的部分特别是有关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部分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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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承担了录入修订版的新内容这一繁重的工作，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的前任秘书哈利·芬克夫人在1950年夏天不辞劳苦地汇编手稿。在阅读校样和准备索引过程中，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唐·康纳夫人的帮助。我在明德学院上学的女儿艾伦·伊丽莎白·伍德则利用她暑假的部分时间核对了修订的参考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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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惠允，我在康德一章中使用了我的论文“先验方法”的部分段落，有关美国新实在论的段落经哲学图书馆的允许才得以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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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杰·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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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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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旨在为那些解决存在问题或者使我们理解经验世界所作的不同尝试提供一个连贯的解释。它是从古至今合乎理性的人类思想的发展史；它不只是对哲学理论的列举和陈列，而且还通过对哲学理论彼此之间的联系，产生哲学理论的时代，以及提出哲学理论的思想家的阐述来研究哲学理论。虽然每一个思想体系都或多或少依赖于产生它的文化、以前思想体系的特征和其创始人的个性，可是它反过来又对它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后继时代的思想和制度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哲学史必须努力将每一种世界观放到与其相适应的背景中，将其理解为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将它与现在、过去和将来的理智、政治、道德、社会和宗教因素联系起来。哲学史还必须尝试探究人类思辨历史进步的线索，以表明被称为哲学的思想观点如何产生，各种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如何又产生了新问题以及回答，每个时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取得了什么样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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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这些不同体系时，我们应当注意让作者提出他们的观点，而不是从我们的立场大加批评。我们会发现，哲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哲学自身最好的批评；一个哲学体系被其后继者所继承、改造、增补或者取代，它的错误和矛盾被揭示出来；这通常又成为新思想的起点。哲学史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应当尽其所能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客观的态度，并且避免在讨论中引入自己的观点。但是想要消除个人因素也是不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哲学史家的先入之见必然会通过他的著作显现。这些先入之见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在他对特定哲学的强调中，在他对何为进步和衰退的理解中—甚至表现在给予不同思想家的篇幅上。这一切都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应当让哲学家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在他完全表明自己观点之前不要频繁地干扰他。我们不应当只根据一个体系现在的成就评论它，也就是说，不能用有损其观点的现在的标准衡量它。和近代理论相比，早期希腊的世界观似乎是原始、幼稚和粗糙的，然而嘲笑这样的世界观却是不明智的；相反，如果从他们所处的时代看，作为人类理解世界的首次尝试，他们的世界观应当被视为划时代的成就而引人注目。我们在评价一个思想体系时必须根据它自身的目标和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根据它与其以前以后体系的比较，根据它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带来的进步评价它。因此我们的研究方法将是历史的—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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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研究的价值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善于思维的人对存在的基本问题以及人类在不同时期为这些问题找寻的答案感兴趣。而且这样一种研究帮助人们理解他们自己的时代和其他时代；它通过揭示各种思想设定的基本原则，使人们了解伦理、宗教、政治、逻辑和经济思想。同样，这项研究是进行哲学思考的一种有益准备，从较为简单的推进到更为复杂和艰深的思想结构。它评价人类的哲学经验，在抽象思维方面对心灵进行训练。对过去理论的研究对于形成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着不可或缺的帮助。有人试图完全独立于前人的工作构造出一个哲学体系，与文明初期的粗糙理论相比，他不可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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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哲学可以说起源于宗教，或者更确切地说，科学、哲学和宗教最初是一回事。神话是人们为理解世界而作出的最初尝试。人类最初是按照其粗糙的日常经验来解释现象，这些现象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实践上的原因—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们将自己的本性投射到现象上，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它们，赋予它们生命，在某种程度上视它们为活的和“被赋予灵魂的”。在很多民族的意识里，这样的模糊不定的泛灵论观点被转变为清晰而明确的人格观念，这一人格比人类更高级，但是实际上和人类相似。这一类型的目的论解释被认为是拟人的多神论—关于诸神具有被美化的人类形式的思想。但是这些神话创作不能被认为是单个个体的工作或者逻辑思维的产物；它们是集体心灵的表达，其中，想象和意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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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通史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学。但是并不是所有民族都产生了真正的思想体系，只有很少民族的思辨具有历史。许多民族并没有超越神话阶段。即使是东方民族的理论，印度、埃及和中国的理论也主要是由神话和伦理学说构成，他们的理论并不是完整的思想体系，而是渗透在诗歌和信仰中。因此我们应当将我们限定在对西方国家的研究上，并以古希腊哲学作为开端，我们自己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古希腊文化之上。我们将遵循对历史时期的传统划分，将我们的研究范围划分为古代哲学、中世纪或者基督教哲学和近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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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来源是：（1）哲学家自己的著作，或者他们作品仅存的残篇：这是原始资料。（2）在缺少原始资料的情况下，为了理解他们的学说，我们就不得不依赖其他人对他们的思想所作的最值得信赖和最准确的论述。在对我们有帮助的资料中，有关于某些哲学家生活和学说的论述的，有关于哲学史的一般性和专门论著，有对某些学说的批评以及各种书中对这些学说的引用。在没有原始资料的情况下，这些第二手资料就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即使原始资料可以获得，第二手资料在阐明其所研究的体系方面也有着重要价值。哲学史家要从对其理解研究对象有所裨益的所有著作中寻求帮助。他还要求助于对他理解他所探讨的时代精神有帮助的任何研究领域：诸如科学、文学、艺术、道德、教育、政治、宗教等所有人类活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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