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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辩家们讲课收费，其训练出于实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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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时期里，希腊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教育，正是诡辩家们承担了系统教育的任务。他们都是专职教师，工作是巡回讲课或指导。他们为苏格拉底所厌恶的行为之一就是收学费。人们也许觉得苏格拉底在这个问题上有点不公平，因为即便是空谈家也要吃饭啊。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学术传统仍然认为工资是一种能让教授们忘掉物质问题的聘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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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辩家们在讲课时各有重视的科目。他们最值得称道的活动只是提供了某种文字教育，但也有一些人在讲授具有实践价值的科目。随着公元前5世纪民主制度的扩大，演讲的能力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修辞学教师也就应运而生了。同样，政治学教师会教学生们如何在集会上处理事务。还有辩论学教师，他们能把坏的说成好的，这种技巧在被告必须为自己辩护的法庭上十分有用，教师们会告诉学生如何歪曲论证，进行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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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辩论与辩证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辩论者的目的是取胜，而辩证者则是要努力发现真理。实际上，这就是辩论和讨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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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诡辩家们在教育上承担了重要的使命，但他们的哲学观点不利于对真理的探索。因为他们对知识持否定态度，他们的观点是令人绝望的怀疑主义。这种思想可以用普罗泰戈拉的一句名言来概括：“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因此每个人的观点对自己来说都是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不可能用真理来判定是非。难怪诡辩家特拉西马库斯会把“正义”定义为“强者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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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泰戈拉虽然放弃了对真理的探索，但出于实用的考虑，他似乎还同意一种意见比另一种更好，尽管这种立场容易在被人们问到两种意见哪一种更好时，立刻就会回到绝对真理的概念上去。无论如何，普罗泰戈拉都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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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非正式授课，引导人们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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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明人们是怎样看待诡辩家的。普罗泰戈拉自信地认为自己的授课简单明了，连傻瓜都能听懂。他告诉一个穷学生，可以等他接到第一个诉讼案，挣到收入后再支付学费。但那个年轻人学完后却不去开业。于是普罗泰戈拉就把学生告上法庭，要求他支付学费。普罗泰戈拉在法庭上说，这个学生必须付他学费，如果学生胜诉，就按原来的协议付款，如果败诉，则按判决付款。没想到他的学生却说：“如果我胜诉，按照判决就不用付款；如果败诉（即没有获得诉讼收入），按协议也不用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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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辩家”一词本身就有点“智者”的含义。由于苏格拉底也是一位教师，这就难怪当时的人们会不加区分地把他也称为诡辩家。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划分是错误的。但直到柏拉图时代，人们才正确地意识到这种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家和诡辩家会引起人们相似的反应也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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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远古以来，那些没有哲学头脑的人对哲学持着十分奇怪而多变的态度。他们一方面会把那些温和而善良的哲学家当做无害的傻瓜或怪人——他们走路望着天，问一些傻里傻气的问题，对人们真正关心的事不管不问，对明智的公民应该参与的事务很淡漠；另一方面，哲学的思索又确实对既定惯例和习俗有一种深刻而不定的影响。这时候，哲学家被怀疑是企图颠覆传统与习俗的“异教徒”，他们没有无条件地同意那些在别人看来已经足够好的习惯和观点。一旦哲学家对人们珍视的信仰提出疑问，那些不习惯这种态度的人就会感到不安，并做出憎恶和敌视的反应。苏格拉底因此被等同于通常的诡辩家，尤其是传授巧辩术的教师，从而被指控进行了反传统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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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 第三章 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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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哲学史上最伟大的三个人物都与雅典有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出生于雅典，而亚里士多德早年在雅典学习，后来又在雅典讲学。因此，在我们讨论他们的作品之前，先对他们生活过的城市作一番了解是有好处的。公元前490年，雅典人在马拉松平原上孤军击败了大流士的野蛮游牧部落。十年后，希腊人又联合起来摧毁了薛西斯的陆军和海军。斯巴达的一支后卫部队在温泉关让波斯人遭受了重大伤亡。随后，在雅典领导下的希腊舰队在萨拉米斯又给了敌人的海军致命打击。次年，波斯人在普拉太亚遭遇了最后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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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山顶之城”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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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雅典也因此荒芜了。波斯人烧毁了城市和庙宇，那里的人民已经四散而逃。于是，一次伟大的重建拉开了序幕。雅典在战斗中一马当先，曾是战争的领导者，现在危险过去了，她又成了和平时期的领袖。希腊大陆的人民得救之后，接下来就是解放爱琴海诸岛。在这方面，斯巴达军队几乎派不上什么用场，因此在海湾围困波斯大王的使命就交给了雅典海军。这样一来，雅典人就控制了爱琴海。以德洛斯岛为中心而缔结的德洛斯联盟，最终成了雅典帝国，金库也从德洛斯迁到了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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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因共同的事业而蒙受了损失，因此她认为她的庙宇应该用公共资金来修复，这也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于是雅典人修建了拥有巴特农神庙及其他建筑物的新的“山顶之城”卫城，其遗址一直保存到今天。雅典成了希腊最重要的城市，她是艺术家和思想家汇聚之地，也是航运和商贸中心，雕塑家菲迪亚斯为新神庙创作了大量雕像，尤其是雅典娜女神的巨像高耸于卫城，俯视着神殿的前厅和台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从伊奥尼亚的哈利卡纳苏斯来到雅典定居，并且写出了他的波斯战争史。希腊悲剧就是从参加过萨拉米斯战役的埃斯库罗斯开始，才进入繁荣阶段的。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一剧中讲述了薛西斯的战败，主题不是出自荷马史诗，这在他还是第一次。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在有生之年还目睹了雅典的衰落，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也是如此，他那辛辣尖刻的讽刺不放过任何人。修昔底德是第一位科学的历史学家，他记录了斯巴达和雅典的伟大战争，在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的数十年里，雅典在政治和文化上达到了巅峰。后人曾用一个人的名字来为这个时代命名，这就是伯里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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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出身贵族。他的母亲是改革家克利斯提尼的侄女，克利斯提尼开创了使雅典的政治体制更为民主的事业。阿那克萨哥拉曾经是伯里克利的老师。伯里克利逐渐摆脱了当时盛行的迷信，养成了含蓄而稳健的性格，而且有点蔑视平民。但正是在他的领导下，雅典的民主政治才得以完全成熟。当时，类似上议院的雅典最高法院已经丧失了大部分权力，除了审判杀人罪，其全部作用已被500人议会、市民大会和法庭所取代。这些机构所有的成员都是享受俸禄的国家官员，全都通过简单抽签选举产生。新的社会服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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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雅典不具头衔的实际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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