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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期的对话录中，柏拉图曾两次谈论了政治问题。在《政治家篇》中，我们读到了他对城市里可能存在的各种政治体制的解释。出现什么样的体制取决于统治者的数量和统治方式。既有可能是君主制或寡头政治，也有可能是民主制；每种制度既可以按照法律原则发挥作用，也可以抛开这些原则，总共可出现六种不同的组合。假如没有法律原则，由于不存在统一的目的，被多数人掌握的权力就会产生最少的罪恶。另一方面，如果有法律原则，那么民主制就是最糟糕的制度，因为这种情况下要办成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既然这样，那么君主制就成了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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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着实行混合政体的可能性，就是从六种简单政体中提取某些因素加以组合。柏拉图在他最后一部作品《法律篇》中说，我们这个世界似乎找不到哲学家式的君王，我们所能采取的最佳方式就是在法律原则下，把个人统治与众人统治相结合。《法律篇》对如何组织这种政体以及如何选举官员都作了十分详尽的指导。同时他在教育问题上，也对我们现在所说的中等教育的时间安排与内容，给予了大量的详细说明。在希腊化时代，文法学校是年轻人接受教育的一个必经阶段。《法律篇》就为这类教育机构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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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分析过，《理想国》的政治理想并不意味着要付诸行动。在这方面，柏拉图后期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他对政治和教育持一种非常现实的态度。其中许多观点都被后世不经意地接受，但它们的源头却很快被人遗忘了。《理想国》中的体系正好相反，作为一种体系，它曾经被普遍地误解，但它那些惊人的条款却不止一次找到了热心支持者，结果使那些人类的“豚鼠”（实验动物）深受其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柏拉图有时被说成是这些人的先驱，他们起初是不理解他，后来又为他的力量所征服，争先恐后地走上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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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承认，即便是柏拉图本人，也在他的政治思想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在这方面，他也有普通希腊人对野蛮民族的疏远情绪。这是一种自我意识中的优越感，或者只是一种从至高无上的希腊文化中产生的思维方式，我们很难在这一点上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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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柏拉图在《法律篇》中仍然认为，在建立一座新城市（这是这篇对话假设的主题）时，为了避免被对外贸易及交往所腐蚀，人们应当在远离大海的地方选址。当然，这样做会带来一些困难，因为一定程度的贸易活动是必需的，总得让那些没有独立收入的人以某种方式谋生吧。尤其是在谈到他所设想的文法学校的教师时，柏拉图认为必须付给他们薪水，因此他们必须是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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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与民主制相结合的最佳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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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上的封闭态度，最终使得希腊世界没有能力在更大的范围上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他们所设想的这种政治生活是静态的，而他们周围的世界却在飞速变化着。这就是希腊人政治观念的主要弱点所在，以帝国形式出现的罗马最终将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如果说罗马人缺乏希腊人的创造力，那么，他们也没有受到城邦式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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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理论方面，我们可以把苏格拉底式的理论与柏拉图后来发展的理论区分开。不过一般说来，仍有一些社会理论的特征为两人所共有，比如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看法。当然，他们的态度仅仅是在证明希腊的探索传统而已。我们回顾一下就知道，科学和哲学研究都是在师生之间能够密切合作的学校或社团里进行的。有一个重要的真理似乎一开始就被认识到了，至少是被模糊地理解了，那就是学习并不是一个传播知识的过程。当然，其中有些东西确实是必须传播的，但教师既不是惟一起作用的人，也不是最重要的人，和那个时代相比，这一点在今天尤为明显。因为那时的书面资料远比现在少，找起来更困难，而我们今天则有理由说，任何一个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可以从图书馆收集信息。和过去相比，教师更不应该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了。这种观念要归功于古希腊的哲学家，他们早就明白了真正的教育应该如何进行。教师该做的就是引导，引导学生自己领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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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独立思考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学会的。它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同时还要有好老师的帮助，后者可以指导这种努力，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大学里的有指导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学校所起的恰当作用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不带成见与偏见的探索精神。如果一所大学不能完成这项任务，那么就说明它降到了只会灌输的水平。同时，这种失败还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因为在独立思考消失的地方（无论是因为缺乏勇气，还是缺乏训练），独裁的恶习就会肆无忌惮地扩散开来。压制批评意见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比很多人想像的要严重得多。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既不能在社会上确定一个有生气的统一目标，又会强加给国家政体某种枯燥、脆弱的共性。遗憾的是，那些执政者和负责人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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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育就是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独立思考。事实上，伊奥尼亚学派在办学之初就是这样实践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也对此有清楚的认识。法国哲学家G．索雷尔曾经指出，哲学最初的含义并不是爱智慧，而是“朋友们的智慧”。这里所说的朋友当然是指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弟兄们。无论这个定义是否正确，它至少强调了科学和哲学是作为传统，而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探索发展起来的。同时我们还清楚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强烈反对诡辩家的原因，因为诡辩家们只是提供一些实用的知识，他们的教导——如果还能称之为教导的话——是浅陋的。也许他们能够在某些方面指导别人对不同情况做出适当反应，但这种知识的堆砌是缺少基础的，也是没有经过检验的。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一个真正的教师就能使每一个学生都获得成功。事实上，教育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需要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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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被迫提出参与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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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认为，这种教育理论与另一个概念有关，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在《美诺篇》中，学习的过程被称为“回忆”，也就是对过去知道的、后来又被忘却了的存在事物的回忆。这就需要前面说的那种共同努力。回忆概念的基础，就是灵魂要经历一系列进入或脱离肉体的交替状态的观点，显然，这个观点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所坚持的轮回学说有关。灵魂脱离肉体后就像在睡眠中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醒着时（或者说灵魂进入肉体时），以前学过的东西也必然会醒来。苏格拉底曾试图通过对美诺的一名小奴隶提问来证实这一点。这个小奴隶除了日常希腊语知识外，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但是苏格拉底仅仅提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就成功地诱导这个男孩按照给定的一个正方形，画出了一个两倍大的正方形来。我们应该承认，把这个故事作为回忆论的证据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苏格拉底已经把图形画在了沙地上，而且每当男孩出现偏差时，他就指出来。另外，这却是对一次教育情景的准确描述。正是按照这个例子所提出的方式，即教师和学生相互作用，共同努力，才产生了真正的学习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可以被描述成某种辩证的过程，这也正是“学习”一词的希腊语本义。有意思的是，这里所描述的教育理论，不仅在学习和哲学中，还在日常口语中留下了痕迹，比如我们常常会说到某个人对某个问题的兴趣被唤醒或激发出来。这个例子说明了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日常语言是以往一点一滴的哲学思维的归宿，假如那些倾向于提倡日常用语的人能够偶尔回忆起这一点，虽然有点超出探索原则，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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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进入或脱离肉体的交替状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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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运用回忆理论，目的是为了证明灵魂的不朽。《斐多篇》描述了这种观点，尽管有人会认为那个例子算不上成功。但不管怎样，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舍弃了轮回理论，这还是值得关注的。如前所述，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观点，这种观点以和谐概念为基础，并在事实上导致了相反的结论，即灵魂最终会消亡。关于回忆过程的教育作用，我们也许还注意到了精神分析疗法正是完全基于对过去的记忆重新觉醒的概念。尽管它包含着某些更神秘的因素，但比起以休谟的观点为基础的联想心理学来，精神分析疗法更加正确地掌握了教育与疗法之间的联系。从广义上说，教育在苏格拉底眼里就是灵魂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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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过程就是引导人通往知识的过程，因此也是引人向善的过程。这样，无知就可以被看做自由之路上的某个阶段，生活的自由正是通过知识与洞察力来实现的。我们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观点，根据他的描述，自由就意味着人们对必然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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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诺篇》还讨论了另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尽管《尤塞弗洛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有趣味性。这就是定义的逻辑问题，《尤塞弗洛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神圣？对话录表明尤塞弗洛试图给神圣下一个定义。在这里，他的所有努力最终白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讨论过程中，苏格拉底使他懂得了形成一个定义需要具备些什么，并由此澄清了以“种”和“属差”来下定义的形式逻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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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种逻辑问题的论述方法似乎有些古怪，如今的人们习惯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去面对枯燥、教条的教科书的解释。柏拉图发明的这种哲学对话录体裁曾经有很多人效仿，但现在已经过时了。这也许是一个遗憾，因为我们不能说只有今天的哲学作品样式才是对的，与其他写作形式相比，对话录要求作者具备更高的文学修养。在这方面，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是无与伦比的。我们还要知道，这里所讨论的篇章是柏拉图在苏格拉底去世后不久写的，而当时，他自己的哲学思想还在形成中，但作为一位才华出众的艺术家，他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巅峰。因此，这些对话录比后期的作品更容易阅读，因为它们更有文采，只是我们更难理解其中的哲学精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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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种和属差下定义：X被定义为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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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几篇对话录里，有这样一些谈话者，当要他们给某个术语下定义时，他们都犯了一个根本而普遍的错误：他们不是在下定义，只是在举例子。像尤塞弗洛那样回答什么是神圣的问题是没有用的。他说，神圣就是揭发亵渎宗教的人。但这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定义，它只是说明了揭发亵渎者是一种神圣的行为，但神圣的行为也可以是别的。至于神圣到底是什么，我们仍然不知道。这就像问什么是哲学家，有人回答说苏格拉底就是一位哲学家。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当时谈话的情景，就会发现那种场面带着一些可笑的讽刺意味。苏格拉底为了揭露对他的指控的本质而前往法庭，路上遇到了尤塞弗洛，后者也正好要打一个官司，他准备去控告自己的父亲杀死了一个玩忽职守的奴隶。尤塞弗洛是按照公众的正统惯例和宗教习俗去做的，并表现出许多人所具有的那种自信。这种人对自己社会的习俗从不加以批评，而总是给予有力的支持。于是苏格拉底就夸他是一位专家，还假装向他请教道德问题，说他一定是这方面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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