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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还在后面。为了解释形式与所属个体事物之间的联系，苏格拉底被迫提出了参与概念，而这个被许多事例证明了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形式。但我们肯定会马上提问，这个形式（参与概念）是怎样在与原来形式相联系的同时，又和个体事物相联系的？这样一来，我们需要的似乎就不止这两种形式了，于是我们就陷入了恶性的无限回归。即每当我们提出一个形式，试图弥补缺口时，就会出现两个新的缺口。因此弥补缺口就像服海格立斯式的劳役一样，始终没有海格立斯逃脱的机会。这就是著名的第三者论证，它是由于在一个特殊的事例中，所讨论的形式是人的形式而得名。苏格拉底试图回避难题，于是又说形式就是样式，而个体事物与之相类似。但这还是解释不了第三者论证。因此，苏格拉底始终无法解释各种形式是怎样与它们的个体事物相联系的。实际上，这一点是可以直接证明的，因为我们已经假设形式是不可感知的，而是可以理喻的。在它们的领域里，联系只能在它们彼此间发生，个体事物也是如此。这就是说，形式似乎是不可知的。如果形式的确不可知，那么它们自然就是多余的，也不可能再解释任何事物。由此，我们也许可以换一种说法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形式只是其本身，而与我们的世界无关，那么它们就是空洞、没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假如它们与我们的世界有关，那它们就不属于它们自己的世界。因此，形而上学的形式论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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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面，我们将看到柏拉图本人是怎样解决共相问题的。在这里我们只需注意苏格拉底的学说经不起严密的验证。在《巴门尼德篇》中，这个问题没有继续被追究下去。巴门尼德转到了另一个问题上，他指出，即使在苏格拉底的形式领域之内，也不是所有的解释都令人满意。芝诺对此作了详细的辩证批判，证明了苏格拉底关于各种形式彼此分离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也为柏拉图找到解决办法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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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将使我们回到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最初的理念论。我们知道，理念论的另一面来自数学中关于论证对象的解释。当数学家提出某个三角形定理时，显然不是在考虑任何能够被画在纸上的实在图形，因为任何这样的图形都有缺陷，不属于数学研究的范畴。无论人们如何尝试画出一条精确的直线，它也永远不会完全精确。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完美的直线属于另一个世界，于是我们就有了以下观点，即形式属于与感知对象不同的存在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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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这个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比如，认为两个感知对象近乎相同，但又不完全相同；也许它们趋向于相同，却又永远达不到相同，这种观点似乎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管怎样，要想断定它们完全相同，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另一方面，我们以两个不同的事物为例。这时候我们总是一眼就能看出它们的不同。因此似乎是不相同的形式才在感知世界里十分明了地展示了自己。如果不用形式论术语来系统地阐述这一点，而是采用通常的方式，那我们就会很自然地说，两个事物几乎相同，但又不完全相同。不过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意义。因此，这种批判很直接地推翻了形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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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理念论已经被爱利亚学派破坏性地批判过了，为什么苏格拉底还要继续坚持呢？他一定非常了解这种批判的威力。不过，也许我们把这个问题倒过来看要更加中肯一些。正因为苏格拉底在智慧方面遇到了诸多难题，他才会退避到伦理学和美学问题中去。不管怎样，人的善是不能用我们感知头发颜色的方式来发现的。但即便在这一领域，苏格拉底也逐渐对参与理论有些不满起来，尽管他从未提出过其他新理论。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暗示，那就是答案绝不能从事物里找到，而要在对事物的论证中获得。柏拉图正是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对共相问题做出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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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曾经顺便提到过这个问题，尽管他没有把问题的这一方面继续展开。而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和《诡辩家篇》中也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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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等虽然是一种形式，但在感知世界里仍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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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家：每一部分都在发挥恰当合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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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也许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对话录了，它包含了后世思想家们（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从事的许多探索的预见。对话录就是因为书中讨论了一个理想国的建立而得名。我们现在要描述的就是这种国家的政体。我们知道，在希腊人看来，国家就是一座城市。希腊语“政体”一词就说明了这一点，它的大意就是“城镇”，其含义还包括一座井然有序的城市所具备的一切社会机构。这篇对话录的希腊语标题就是“政体”。英语里的“政治”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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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把理想国里的公民分为三个阶级：管理者、士兵、平民。管理者是少数精英分子，他们单独行使政治权力。国家建立之初，由立法者来任命管理者，而且其职位可以亲属世袭。低阶层中的优秀孩子可以被提拔进入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中能力低下的后代也可以被贬为士兵或平民。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去执行立法者的意志。为了确保他们这样做，柏拉图制定了一整套的计划，规定他们必须如何接受教育和如何生活。他们将受到精神与肉体两方面的培养。精神方面有“音乐”，即缪斯女神主管的任何一种艺术；肉体方面有“体操”，即不必列队练习的运动。“音乐”或文化方面的训练是为了培养出有教养的人，英国人所理解的“绅士”概念，就是从柏拉图那里产生的。受教育的年轻人必须做到举止高雅而英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书籍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诗人的书必须查禁：荷马和赫西俄德把诸神描写成喜欢争吵、放纵欲望的样子，这不利于人保持对神的敬意。神所创造的不应该说只是世界上的非邪恶事物，而是整个世界。另外，他们的诗篇中有的章节容易激起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叛逆行为的赞美，或者怀疑恶人会得势而好人却会遭殃。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应该查禁。包括那种狭义的音乐，也应该审查，只有那种能激发勇气和倡导节制的调式、韵律才允许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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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的三个阶级：监管者、兵士和平民（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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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必须过清心寡欲的生活，这样他们就不用求医，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必须与庸俗的东西隔离开，而到了一定年纪又要学会抵制恐惧和诱惑。只有那些能够同时应付恐惧和诱惑的人才适合做管理者。监管者的社会、经济生活必须是严格的共产主义。他们的住所很小，只拥有一些维持个人生存的东西。他们分组进餐，吃最简单的食物。男女完全平等，所有女人都是全体男人共同的妻子。为了保证他们的数量，统治者会在一些节日，用抽签的方式选定一组合适的男女，让他们聚在一起繁衍后代。孩子出生后马上就被抱走，在子女和亲生父母之间互不知晓的方式下集体养育成人。未经许可而生育孩子属于非法，畸形或劣质婴儿将被抛弃。这样一来，个人情感就变得越来越微弱，而集体精神会逐渐强大起来。最优秀的孩子被选出来接受哲学教育，这些懂得哲学的人最终将适合做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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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出于公共利益考虑，政府就有权撒谎。尤其是它将反复灌输“忠实的谎言”，即告诉公众，这个美丽的新世界是神授予的。两代人之后，人们将毫不置疑地接受这个谎言，至少普通百姓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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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来看看对正义的定义。自从柏拉图提出他的理想国概念以来，这个定义就是所有的讨论得以展开的理由，因为他认为首先在一个大的范围讨论正义可能会容易些。当每个人都只专心做自己的事情时，正义就会占据支配地位。只有每个人都从事属于自己职责的工作，而不去干涉别人的事，国家机器才能从容而高效地发挥作用。“正义”一词在希腊语中，是与和谐概念相联系的，是与每一部分各司其职、整体平稳运行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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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君主制，个人统冶；在法律制约下是更可取的。（下图）民主制，多数人统治；若无法律，则产生最不和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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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本书里，我们的确看到了一幅可怕的国家机器蓝图，在这样的国家里，作为个体的人几乎消失殆尽。《理想国》中描述的乌托邦正是阿尔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一类幻想的源头；而且它无疑鼓舞过很多当权者，这些人处在主导社会变革的地位，却全然不顾可能给人带来的苦难。在这种观点盛行的任何地方，都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人被迫去适应预先设计好的制度。即使是今天，在某些地方，“国家应该是公民的仆人，而不是相反”的观点仍然被视为异端。国家与公民之间如何达成平衡，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必急于在此得到答案。总之，《理想国》中所描述的理想世界，使许多持反对意见的人给柏拉图贴上了种种耸人听闻的标签，因此我们必须考察它所阐述的政治理论的准确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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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柏拉图在政治事务中的后期发展出现过逆转。这一点我们过一会儿再作考察。《理想国》里的理想社会与其说是柏拉图式的，不如说是苏格拉底式的，它似乎是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理想的直接启发下形成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理想国实际上是一种用合理的方式治理国家的科学家式的观点。作为一种科学家的模式，它极有可能会诱使一位社会改革家去进行巨大变革，因为他可能会天真地相信自己正在做一件科学的事。如果听任科学家们去做，这种事他们是干得出来的。同时，理想国的概念也鼓励了这种认识。因为理想国毕竟只是一个为了讨论某些问题而设想的模式。很显然，苏格拉底正是出于这种动机才提出建立理想国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看看这个人间天堂的某些极端措施就知道了。另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某种程度上的反讽因素。比如，没有人真的想去查禁诗人，也没有人真的希望在性爱方面实行彻底的共产主义。当然，理想国的某些设想是来自对斯巴达实情的考察，但它毕竟只是模式，并不意味着它将作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去建立一座实际的城市。当柏拉图后来参与锡腊库札的政治时，他也并没有试图按这种模式去建立一个理想国。我们知道，他的目标是十分稳妥和实际的，他只想改变一位被宠坏了的王子，使他有能力处理一个重要城邦的事务。柏拉图没有取得成功则又当别论，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教育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种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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