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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哲学任务，该研究的开创性工作是由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和《诡辩家篇》中完成的。事实上，逻各斯正是希腊哲学的主导概念之一，我们首次遇到这个术语是在谈论毕达哥拉斯与赫拉克利特的时候。它的含义包括言辞、量度、准则、论证、原因等，如果我们想了解希腊哲学的精神，就必须记住这一系列含义的重要性。显然，“逻辑”这个术语就是由它派生出来的，逻辑学也就是关于逻各斯的科学。但逻辑学有着独特的地位，它与所谓的正式科学是有区别的。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三类，其依据就是每一门科学要达到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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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科学提供的是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是与意见相对立的）。数学是最明显的例子，尽管亚里士多德把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也包括在内。他所说的物理学的含义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并不完全一样，它是对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普遍性研究，我们可能会把其中某些部分当成形而上学，甚至是逻辑学（如果其含义足够宽泛的话）。而实用科学（如伦理学）的作用在于控制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最后是生产科学，它的功能就是指导我们创造使用或艺术欣赏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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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似乎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所以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门科学，而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普遍方法，对科学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它为识别和证明提供标准，应该被视为影响科学研究的工具或手段。亚里士多德在谈到逻辑时所使用的希腊语“工具论”正说明了这一点。而逻辑这一术语本身则是后来斯多葛学派的发明。至于论证形式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称它为“逻辑分析学”，字面含义是“释放”。论证的结构就是这样被“释放”（分析）出来以供验证的。尽管逻辑学与词汇有关，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词汇，因为大多数词语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代表非词语事物的偶然标记。因此逻辑有别于语法，尽管它可以对后者产生影响。逻辑学也不是形而上学，因为和存在事物相比，它更多地涉及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认识方式。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拒绝了理念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坚持这一理论的人都会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逻辑学，从狭义上说可能跟形而上学没什么区别，但亚里士多德正相反，他认为两者截然不同。他试图借助我们所说的“概念”来解决共相问题，而概念无论如何也不会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之外的某个世界里。最后，逻辑学也不同于心理学，这一点在数学中尤为明显。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演绎顺序是一回事，而数学探索过程中的精神折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科学的逻辑结构与科学探索的心理过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而在美学中，一件艺术品的价值与生产的心理学是完全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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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逻辑学的考察，必须先以介绍的方式在某个方面对语言结构和其中可能说出的东西进行确定。《范畴篇》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讨论了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在讨论《诡辩家篇》时所看到的那样，这项工作也是开始于柏拉图。但亚里士多德的讨论更贴近现实，与语言事实的关系也更为紧密，它区分了十种能够通过论述加以识别的一般性范畴，也就是实体、品质、数量、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态、动作、属性，第一个范畴就是任何陈述都会涉及的“实体”，其他的范畴涵盖了各种由某个实体构成的陈述。因此，如果说到苏格拉底，我们就可以说他具有某种品质（一位哲学家）；他还具有一定的身高，不管尺寸会是多少，这就解答了数量的范畴；他与别的事物保持着某种关系，并处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里；他还通过行动与周围的环境相互发生作用。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那样，《范畴论》有许多杰出的继承者，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更像是在从事形而上学研究，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语言研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康德和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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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的确是抽象的概念，它回答那些可能针对任何事物提出的最普遍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范畴就是词的本义，词的本义作为知识对象和作为判断对象，其含义是不同的。对于第一种情况，亚里士多德会认为人们有一种直接的理解，在现代语言学中，有时候用它表达“具有概念”的意思，而不管它可能的概念是什么。人们在某个真判断中获得的那种知识则完全不同，在这里，概念被结合起来以表示某一事物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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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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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最早试图以系统的方式提出语言和论证的普遍形式，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在柏拉图理论的启示下产生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它的价值。柏拉图的逻辑观点零碎地散布在所有的对话录中，某个特殊问题可能受当时心情的影响被提出来又被放弃掉。亚里士多德对待逻辑的方式也就是不久后欧几里德对待几何学的方式。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直到19世纪之前都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逻辑论就像他的许多其他观点一样，逐渐被那些慑于其威望而不敢质疑的，以一种僵化的方式传授下来。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近代哲学家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对学派中的亚里士多德派别非常不满。这种不满产生了一种反作用，使他们排斥一切与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相关的事物。这的确令人遗憾，因为亚里士多德那里仍然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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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在下面这个重要的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没有把自身和数学中十分重要的关系论证联系起来，例如：A大于B，B大于C，所以A大于C。问题的关键就在“大于”这一关系的过渡特征。虽然通过某种机巧的方式，可以勉强在这个论证上套用三段论法的模式，但在一些更为复杂的例子中，这样做的可能性似乎就很小了。尽管如此，论证的关系特征还是被他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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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应该转而讨论大量普遍性的问题，它们可以归于自然哲学的范畴。主要探讨这类问题的书就叫做《自然哲学》。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在希腊语中，“物理学”的含义就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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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亚里士多德开始动笔时，他可能注意到了很多前辈都曾以“论自然”为题发表过论文。从泰勒斯的时代起，凡是自认为最终发现了世界的真正运行方式的人在写作过程中都有过这种意向。今天的物理学意味着更加专门化的知识，尽管其中也包含了比较普遍的问题。物理学在不久前还经常被称作自然哲学，苏格兰的大学仍然保留着这一术语。但不能把它等同于德国唯心论者的自然哲学，后者是物理学的一种形而上学的形态，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作更多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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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没有意识到的一种关系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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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探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因果论。因果论与物质及形式论有关。一种因果状况既包括物质的一面，又包括形式的一面。后者又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狭义的形式，可以称它为构型；第二部分是动因，它实际上导致了变化，就像扣动扳机导致了射击一样；第三部分是变化力求达到的目的。这四个方面分别被称为物质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块石头在台阶的边沿晃动，如果把它推过边沿，它就会掉下去。在这一情况中，物质因就是石头自身这种物质；形式因是总的地势状况，也就是台阶和石头的相互位置；动力因是任何推动石头的东西；目的因就是石头尽可能寻求最低落点的“愿望”，也就是地心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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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种方式放置的一个物质球体，被推下台阶，到达一个较低层面：亚里士多德四因论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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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物质因和形式因，这里没什么可补充的。我们不再把它们当做原因，它们只是因果情况中的必要条件，因为任何事情要发生，都必须在某个地方存在着某种条件。至于动力因和目的因，这两项都值得我们花点时间来探讨。现代术语简单地把动力因称为原因，因此，一块石头从台阶上掉下来，是因为某人或某物推了它一下。在物理学中，这是被人们认识到的惟一因果关系，科学的总体趋势就是试图用动力因来进行各种解释。今天的物理学没有吸纳目的因概念，尽管它的词汇里还保留着目的论的痕迹。吸引、排斥、向心之类的词都是目的论概念的残余，它提醒我们，直到大约350年前，才有人对亚里士多德的因果论提出质疑。目的因果论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潜在性概念（前文讨论过）带来的麻烦极为相似，说石头掉下来是因为它有掉落的趋势，这实际上等于没作任何解释。但在某些时候，目的术语又的确能起到某种合理的作用，比如，在伦理学领域里，把某个目标作为一定行为或行动的原因并非没有意义。总的说来，人类的活动也是如此，对未来事件的当前期望就是我们采取行动的动机。动物也是这样，有时候人们甚至还有可能认为这种说法同样也适用于植物，因此很显然，当我们考虑生物和社会问题时，目的性并不总是微不足道的。亚里士多德正是出于他的生物学兴趣，才提出了目的因概念。由此看来，潜在性与目的性显然结合到了一起，生物学家面临的是一粒种子怎样长成大树，一个卵子怎样发育成动物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会认为，橡果潜在地包含着橡树，至于长成大树，则是因为有实现自我的倾向，当然，这种说法是运用这些概念的一个浅显的例子。更通俗地说，随着科学的发展，目的因解释将被动力因解释所取代，甚至心理学也在顺应这一趋向，精神分析学（不管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就是在试图根据以前发生的情况，而不是即将发生的情况来解释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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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观点最终从下述事实中获得了自身的力量：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似乎展示出了某种秩序，与动力因有关的因果必然性似乎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因为其运作无法解释这种秩序。另一方面，目的论却仿佛很有预见性，生物学的秩序在此很可能又让人们认同目的论观点。但不管怎样，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了必然性和目的性的效力。在这样的基础上，自然科学显然是不会繁荣起来的，尤其是物理学遭到了严重阻碍，直到伽利略时代，人们在方法上回归到柏拉图那里之前，这种状况都未见好转。由于数学家不大容易像生物学家那样想到目的性概念，因此柏拉图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考虑到这一点也就不奇怪了。目的论最终因其拟人特征或神学特征而出了差错，因为只有人才会具有意图，才会追求目的，所以目的性只在这一领域才具有价值。棍子和石头并不怀有目的，即便假设它们似乎有目的，也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适当谨慎地使用趋向概念，就像我们有可能用到潜在性概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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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空间和存在于空间里的东西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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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块石头具有坠落的趋向，也就是说如果给定某种条件，它就会掉下去。然而亚里士多德却不这样想。他认为目的性与意图有关，他是从秩序的存在中推断出这一点的，秩序在他看来就象征着规划。遵循这样的原则，物理学研究显然不可能繁荣起来。因为，如果探索者的求知欲为虚假的解释所满足，那么自然现象的真实解释就无从获取。亚里士多德对科学，尤其是天文学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目的性理论给万事万物都分配了适当的位置，这使得他把尘世和尘世以外的领域区分开来，并认为这两部分受到不同原则的支配，如果和阿卡德米先进的天文学相比，这种纯粹的妄想简直就等于精神错乱。然而真正的危害还来自于那些不敢对亚里士多德持批判态度的人，他们全盘接受，连糟粕也不肯放弃，从而使得亚里士多德在各个领域都留下了坏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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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时间和运动是自然哲学讨论的另一个普遍性话题，关于运动，我们在谈到变化时曾提到过。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的做法是值得关注的。爱利亚学派在试图解释运动时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亚里士多德却从另一个角度接近了这个问题。“运动确实会发生”的观点必须成为我们的起点。如果认为这个观点是理所当然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对它做出解释。与爱利亚学派的唯理论者相反，亚里士多德表现得更像一位经验论者，他采用了具有现代色彩的划分法。这一点并非没有意义，尤其是在常常有人错误地认为，经验的方法总不大可靠的情况下。拿运动来说，亚里士多德坚持存在着连续性的观点，人们完全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并且有可能随后发现其中一定包含着什么，但是不可能从非连续中虚构出连续性来。数学家们总是忽视了这一点，从毕达哥拉斯时代起，他们就指望无中生有地建立起数学的世界来。而连续性的分析理论却能以纯逻辑的方式建立起来，它在几何学中的应用取决于连续性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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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过的运动是指品质的变化。此外还有两种运动：数量变化和地点变化。运动只能归属于这三个范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我们无法像原子论者那样，把所有的变化都归结为粒子的运动，因为把一个范畴与另一个范畴合并起来是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这里又一次偏向了经验主义一边，正如我们所知，原子论者们继承的是爱利亚传统，他们按照理性主义的简约原则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