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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40年，安布洛斯出生于托莱福。他在罗马受的教育，后来又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他30岁时被任命为意大利北部列古里亚和埃米里亚的地方长官，任职达四年。在此期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放弃了世俗生活（虽然没有停止政治活动），并当选为米兰主教，当时米兰是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担任主教一职之后，安布洛斯勇敢地、而且经常毫不妥协地坚持教会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并由此而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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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洛斯，米兰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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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宗教的地位很明确，似乎也没有对正统派构成什么威胁，皇帝格雷善自己就是一个天主教徒。因为疏于政事，他后来被谋杀了，于是有关继位问题的麻烦接连不断，马克西姆斯篡取了除意大利以外的整个西罗马的权力，而意大利的统治权则为格雷善的弟弟瓦林提尼安二世合法继承。由于小皇帝年纪尚小，实权则为太后查士丁娜所掌握。查士丁娜是一个阿利乌斯教徒，因此一场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异教与基督教最引人注目的冲突地点当然是罗马城。君士坦丁的儿子君士坦丁乌斯统治时，胜利雕像本来已经搬出了元老院，背教者朱利安又把它搬了回来，格雷善则再一次把它搬了出去，于是元老院的一些议员就提出要再次搬回来，但另一些基督教议员却在安布洛斯及教皇达马苏斯的帮助下占了上风。格雷善死后，异教派别于公元384年重新兴起，他们向瓦林提尼安二世请愿，为了不让异教徒的这一新举动获得皇帝的支持，安布洛斯就在奏本中提醒说，皇帝有责任为上帝服务，正如公民作为士兵有责任为皇帝服务一样，其中的暗示比“耶稣要求赋予上帝和凯撒各自有权接受的东西”还要过分。这样一来，我们就只好宣称教会作为上帝支配人间的工具要高于国家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国家权力正日渐衰减。教会作为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即使帝国崩溃了，它也照样能存在下去。一个主教作了这样露骨的暗示之后，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也正标志着罗马帝国的衰落。但是，胜利雕像的事依然没有了结。后来，篡位者尤金尼乌斯又把它竖了起来，直到公元394年败给狄奥多修斯之后，基督教派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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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查士丁娜信奉阿利乌斯教，安布洛斯与她发生了争执。查士丁娜曾经要求在米兰为阿利乌斯教的哥特军团保留一座教堂，主教安布洛斯不同意，民众也站在主教一边。被派去攻打教堂的哥特军人却与人民达成了一致，不肯诉诸武力。这是安布洛斯的一个显著的英勇行为，他在全副武装的蛮族雇佣军面前毫不屈服。最后皇帝只好做出让步，在为基督教会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安布洛斯在道义上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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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的象牙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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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主教的行为并非总是同样值得赞颂的。在狄奥多修斯统治时期，皇帝曾命令一位地方主教赔偿一座被烧毁的犹太教堂的修缮费用，因为火灾正是在他的蓄意挑唆下发生的，但主教安布洛斯却对此极力反对。虽然皇帝的本意是不支持这种恐吓行径，但安布洛斯辩解说，基督教徒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赔偿这类损失。这种危险的说法致使中世纪出现了许多迫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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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洛斯的主要功绩是管理与治国，而杰罗姆却是当时的优秀学者之一。公元345年，杰罗姆生于达尔马希亚边境附近的斯垂登。他18岁时赴罗马求学，在高卢游历了数年之后，他在距故乡不远的阿奎雷亚定居下来。由于一场争执，杰罗姆离家去了东方，他在叙利亚的沙漠里隐居了5年。后来，他到了君士坦丁堡，不久又回到了罗马。公元382年至公元385年，他一直留在罗马。教皇达马苏斯于前一年去世，而继任的教皇似乎不大喜欢这位爱争辩的教士，于是杰罗姆再次去了东方，和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些有德行的罗马妇女，她们赞同他的独身禁欲戒律。公元386年，一行人最终在伯利恒定居下来，并过起了修道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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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罗姆于公元420年去世。他的名著是拉丁文《圣经》译本，该译作成了天主教承认的惟一正统译本。在最后一次在罗马停留期间，杰罗姆从希腊原文翻译了《福音书》。至于《旧约》，他还追溯到了希伯来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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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杰罗姆极大地影响了当时日益盛行的修道院运动，使它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的一些罗马弟子随同他去了伯利恒，并在那里建了四座修道院。和安布洛斯一样，杰罗姆也是一位伟大的书信作家，其中许多信是写给年轻女子的，信中规劝她们保持德行与贞洁。当公元410年哥特入侵者劫掠罗马时，他似乎有些听天由命。他并没有去考虑拯救帝国的措施，而是更加热衷于对贞操价值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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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希波主教，神学与哲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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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54年，奥古斯丁出生在努米底亚省。他所受的教育完全是罗马式的，20岁时，他带着妻儿来到了罗马。不久，他又去了米兰，在那里以教书为业。在此期间，他本来是一个摩尼教徒，但最后却在不断的悔恨的驱使下，被一位有心计的老妇人领进了正统派。公元387年，安布洛斯为他施了洗。公元396年，他回到非洲，担任希波地方的主教，直到43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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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我们看到了他与罪孽作斗争的引人注目的描写。他终身都为小时候的一个事件所困扰。这实际上只是一件小事，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把邻居花园里一棵梨树上的梨摘光了。虽然这只是一时兴起的顽皮行为，但他对罪过的病态反省却夸大了这一过错，认为永远都不能宽恕自己。在他看来，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危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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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约》的早期，个人罪孽被看做是整个民族的缺点，后来才逐渐被看做个人的污点。对基督教神学来说，这一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教会作为一种机构是不可能犯过失的，只有个别基督徒才可能犯下罪过。通过对个人因素的强调，奥古斯丁成了新教神学的一位先驱。天主教越来越认同教会的重要性，而奥古斯丁认为两方面都重要。人在本质上是有罪的，应该打入地狱，要通过教会的调解才能得救。但按照宗教惯例，即使过一种有德的生活也并不能保证一定得救。上帝是善的，而人是恶的，上帝允许拯救算是一种恩赐，拒绝拯救也不应受到指责。这种宿命论后来为改良神学中更为顽固的流派所采纳。另一方面，摩尼教曾认为恶是一种物质的原则，而奥古斯丁却认为恶是不良意志的一个结果，这个有价值的观点也为改良神学所继承，并构成了新教责任概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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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神学著作主要是以批驳裴拉鸠斯的温和观点为目的。和当时的绝大多数教会人士相比，裴拉鸠斯这位威尔士教士的心怀更为仁慈。他否定了原罪论，并且教导说，人可以依靠自身的努力来获得拯救。由于其宽容性和开明性，这一理论必然会赢得众多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保持着希腊哲学家的某些精神的人。奥古斯丁为了替自己辩护，就强烈地反对裴拉鸠斯的学说。对于裴拉鸠斯被最终宣布为异端邪说，奥古斯丁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他以保罗的《使徒书》为起点解释宿命论，而假如保罗看到从自己的教诲中推出了如此可怕的命题，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后来，这一理论为加尔文所吸收，但是，教会却明智地抛弃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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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神学上，即便涉及哲学问题，他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调和圣经的教谕和柏拉图学派的哲学遗产。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基督教辩护传统的先驱。尽管如此，他的哲学思辨本身仍然很有意思，并且证明了他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这类资料可从《忏悔录》第十一卷中找到，由于它不是闲谈的好题材，所以流行版本总是将它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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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是去揭示上帝的万能怎样才能与《创世纪》中的创造事实（假定真有其事）协调起来。首先，有必要把犹太教、基督教，还有希腊哲学中的创世概念区分开来。对希腊人来说，假如说能像变戏法那样把世界从子虚乌有中产生出来，也许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觉得十分荒谬。如果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他应该被看做使用了现成原材料的建筑大师。无中生有的东西是与希腊精神中的科学特征相抵触的。《圣经》里的上帝则不是这样，他被认为既创造了原材料，又创造了建筑物。希腊的观点自然能推导出泛神论，因为它认为上帝就是世界，这一思路始终吸引着那些有强烈神秘主义倾向的人。持有这一观点的最著名的哲学例子就是斯宾诺莎。奥古斯丁接受了《旧约》中的造物主，一个世界之外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永恒的神灵，不受因果关系或历史发展的支配，他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时间。我们无法追问创世之前的状态，因为那时还不存在可以用来提问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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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依修斯，柏拉图派哲学家和罗马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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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古斯丁来说，时间是一种三重性的现在。之所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现在，是因为它是惟一真实存在的东西；过去是现在的回忆，而未来是现在的展望。这一理论并非没有缺陷，但它主要是为了强调时间作为人（被创造的存在物）的一部分心灵体验的主观性。按照这一观点，追问创世之前有什么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康德也对时间作过主观的解释，他说时间是一种知性形式。这种主观态度使奥古斯丁预示了笛卡尔的如下学说：人惟一不能怀疑的就是自己在思考。尽管主观主义最终未能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奥古斯丁仍然算是它的一位能干的阐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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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的哥特人攻占了罗马。也许基督教徒们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他们罪孽的应有惩罚。而对异教徒来说，他们的想法却相反：以前的诸神已经被抛弃，朱庇特自然就撤回了他的庇护。为了应对这一论证，奥古斯丁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出发，写下了《上帝之城》，并在写作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督教历史论，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今天只剩一点怀古的情趣，但“教会独立于国家”这一中心论点却在中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甚至在今天的某些地方，它还保留了下来。为了参与对灵魂的拯救，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旧约》中犹太国家样板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