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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依修斯，柏拉图派哲学家和罗马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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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古斯丁来说，时间是一种三重性的现在。之所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现在，是因为它是惟一真实存在的东西；过去是现在的回忆，而未来是现在的展望。这一理论并非没有缺陷，但它主要是为了强调时间作为人（被创造的存在物）的一部分心灵体验的主观性。按照这一观点，追问创世之前有什么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康德也对时间作过主观的解释，他说时间是一种知性形式。这种主观态度使奥古斯丁预示了笛卡尔的如下学说：人惟一不能怀疑的就是自己在思考。尽管主观主义最终未能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奥古斯丁仍然算是它的一位能干的阐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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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的哥特人攻占了罗马。也许基督教徒们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他们罪孽的应有惩罚。而对异教徒来说，他们的想法却相反：以前的诸神已经被抛弃，朱庇特自然就撤回了他的庇护。为了应对这一论证，奥古斯丁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出发，写下了《上帝之城》，并在写作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督教历史论，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今天只剩一点怀古的情趣，但“教会独立于国家”这一中心论点却在中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甚至在今天的某些地方，它还保留了下来。为了参与对灵魂的拯救，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旧约》中犹太国家样板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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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狄奥都利克统治时期，罗马住着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生活和作品与当时文明的普遍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就是鲍依修斯。大约公元480年，鲍依修斯出生于罗马，他是一位贵族子弟，与元老院议员阶层关系密切。鲍依修斯还是狄奥都利克的朋友，公元500年，这位哥特国王成了罗马的统治者，10年后，鲍依修斯终于被任命为执政官。但是后来，他的命运却出现了逆转。公元524年，他被关进了监狱，并以叛国罪被处死。在狱中等候行刑期间，他写下了《哲学的慰藉》，这本书使他声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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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依修斯在狱中候刑时写作《哲学的慰籍》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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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前，鲍依修斯就以睿智和博学著称。他是第一个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翻译成了拉丁文的人。此外，他还写了自己的著作和关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评注。他在音乐、算术和几何学方面的论文，长期被中世纪的文科学院奉为范文。他想完整地翻译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著作，但这一计划从未得以完成，的确令人遗憾。奇怪的是，中世纪不仅把他当作一位伟大的古典哲学学者，而且把他当做一名基督教徒来加以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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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哲学的慰藉》里提到过的那样，他坚持柏拉图式的立场。但相比之下，他更有可能是一名基督徒，就像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只能算名义上的基督徒，因为和教士们的神学思辨相比，柏拉图哲学对他的影响要大得多。不过，如果他真的被当做可靠的正统派的话，也许更好一些，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大部分柏拉图观点才能顺利地被后来几个世纪的教士们所吸收。而在当时，异端的罪名是很容易使他的作品遭到埋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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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哲学的慰藉》一书脱离了基督教神学。该书包括交替出现的散文与诗歌部分，鲍依修斯自己发言时用散文，而哲学则借一位妇女的形象用诗歌应答。该书的教义与观点并没有引起当时教会人士的兴趣。他直截了当地再次肯定了三位伟大的雅典哲学家的崇高地位，在追求善的生活方式上，鲍依修斯遵循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传统，而他的伦理学说大部分源于斯多葛学派，他的形而上学则可以直接追溯到柏拉图。书中一些章节带有泛神论的色彩，他据此提出了恶并不真实的理论。上帝是善的，不可能作恶；既然上帝是万能的，那么恶必定是虚幻的。这一观点有许多地方都是与基督教神学和伦理学格格不入的，但不知为什么，它似乎并没有激怒正统派阵营中的任何人。全书主要是在回顾柏拉图，它避开了普罗提诺之类的新柏拉图主义作家的神秘主义，与当时盛行的种种迷信也毫无瓜葛，书中也找不到当时基督教思想家的那种狂热的罪孽感。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或许就是它的作者是一名死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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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鲍依修斯看做一位象牙塔里的思想家（脱离当时的实践事务），那就错了。恰恰相反，他像古代的哲学家一样，经历了各种实践事务，是一位有才能、头脑冷静的执政官，并忠于自己的哥特主子。后来，他被当做受到阿利乌斯教派迫害的殉道者，这一谬误也许有助于提高他作为一位作家的知名度。但作为一位不偏颇、不盲从的思想家，他却从未被颂为圣徒，而赛瑞利（下文将对此人作更多介绍）却成了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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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鲍依修斯的作品提出了一个持久的问题，即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必然是其时代的产物？鲍依修斯所生活的世界，是对超然而理性的探索抱有敌意的世界，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迷信和狂热泛滥的时代，然而在他的著作里，这些外部压力似乎一点也没有显示出来，他的问题也绝不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问题。诚然，罗马的贵族阶级不大容易屈从于流行时尚与狂热情绪。某些旧道德，在帝国覆亡之后，仍然在这些贵族当中留存了很长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用来解释鲍依修斯伦理思想中的斯多葛倾向。但是下述事实本身却必须得到解释：尽管外有野蛮部族侵扰，内有狂热情绪盛行，这样一群人（坚持旧道德的人）还是继续存在了下来。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人肯定是传统的产物。首先，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后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又从他们所坚守的传统中得到了支持，不管这种忠诚是完全出于自觉，还是多少出于盲从。另一方面，传统不容易受时间的约束，它们呈现出自身的一种生活，并且可以长期存在下去。传统就像郁积在地表下的暗火，当重新得到支持时，就会再次被煽成明火。在蛮族入侵时那种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古典时代的传统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幸存了下来，在这种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鲍依修斯之类的人物。但他一定早就意识到了横在他与同代人之间的鸿沟。如果相信某种传统的力量，就需要有一定的毅力来支持它，鲍依修斯肯定也需要鼓起他的全部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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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了。为了理解某些哲学问题，是否有必要去研究哲学史？为了理解某个时期的哲学，是否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时期的历史？按照上文所述的观点，社会传统与哲学传统之间显然存在着某些相互作用。迷信的传统不会产生不迷信的思想家，把禁欲看得比事业还高的传统不可能产生能够接受时代挑战的建设性措施。另外，即使没有完整的历史知识作注解，我们也有可能充分理解某个哲学问题。读读哲学史，其意义正在于认识到绝大多数问题过去曾经提出过，一些明智的答案过去也曾经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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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马的洗劫开创了一个战事不断的时代，并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日耳曼部族在帝国全境的定居。北方的不列颠遭到了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的侵犯；法兰克部族扩张到了高卢；汪达尔人向南侵入了西班牙和北非。下述留存至今的国家和地区名称，还能让我们想起相关的事件：英格兰因盎格鲁而得名，法兰西得名于法兰克，安达卢西亚则得名于汪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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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特人占领了法兰西南部，东哥特人则征服了意大利，在此之前，他们曾试图瓦解东罗马帝国，但未能成功。从3世纪末以来，哥特雇用军为罗马作战效劳，因此逐渐掌握了罗马的战术。罗马失陷以后，帝国还苟延残喘了几年，直到公元476年，终于被国王奥都瓦克率领的东哥特人摧毁。公元493年，狄奥都利克命人谋杀了奥都瓦克，结束了其统治，于是，狄奥都利克成了东哥特的新国王，统治意大利直到公元526年去世。在哥特人的背后，东方的匈奴蒙古人部落在国王阿替拉的率领下，正向西挺进。虽然他们有时也与哥特人结为联盟，但是公元451年阿替拉入侵高卢时，双方的关系就恶化了。一支哥特、罗马联军在沙龙阻止了阿替拉的进犯。随后，由于教皇列奥施加了道德压力，阿替拉攻占罗马的计划也就取消了。这位蒙古国王不久后去世，部族失去了习惯的统帅，这支掳掠成性的亚洲军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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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认为这些动荡会引起教会的明显反应，但教会的注意力却为“基督的多重位格”的极端教义的细枝末节所吸引。有的人认为基督是一个具有两种面貌的人格，这一观点最终取得了胜利，它的主要辩护者就是赛瑞利。赛瑞利于公元412年至公元444年任亚历山大城主教，他是正统派顽固的支持者，并且以实际行动表现出他的狂热——煽动迫害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并策划了对希帕莎的凶残谋杀（希帕莎是为数学史做出贡献的少数妇女之一）。赛瑞利因此被颂为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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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主教奈斯脱流斯的追随者们却赞同“基督有两个位格”的观点，也就是作为人的基督和作为上帝之子的基督；前面提到过，这一观点的创始者是灵知教派。奈斯脱流斯的学说主要是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赢得了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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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个神学难题，双方作了一次努力，于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开了一次会议。没想到赛瑞利教派设法抢先到了会场，趁对方没来得及入场，就迅速做出了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表决，于是奈斯脱流斯教派被宣布为异端。“基督只有一个位格”的观点终于占了上风。赛瑞利死后，公元449年以弗所的一次宗教会议进一步宣称，基督不仅只一个位格，而且只有一个本性。该教义后来被称为“一性论异端”，公元451年的卡罗西顿会议谴责了该教义。如果赛瑞利此时还活着的话，就很可能被定为一性论异端分子，而不再是圣徒。然而，虽然全体基督教会议可以制定标准，但异端也会咬牙坚持下去，尤其是在东方。正是由于正统教派与异端教派的互不妥协，伊斯兰教势力后来才得以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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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哥特人并没有盲目地摧毁原来的社会结构。狄奥都利克（公元526年去世）保留了原有的行政制度。他在宗教问题上的态度也很温和，他本人是一个阿利乌斯派教徒，似乎也允许一些非基督教因素继续存在，尤其是在罗马的贵族家庭中存在。鲍依修斯这位新柏拉图主义者就是狄奥都利克的大臣。然而皇帝查士丁却是一个坚持狭隘观念的人，公元523年，他宣布阿利乌斯为非法教派，这一举动把狄奥都利克弄得很尴尬，因为他的意大利领地内到处是天主教，而他自己的力量无法与皇帝抗衡。由于担心自己的支持者搞阴谋，他将鲍依修斯关进监狱，并于公元524年将他处死。公元526年，狄奥都利克去世，次年查士丁去世，查士丁尼继位。正是由于查士丁尼下旨，伟大的罗马法大纲、法典和法学汇纂才得以完成。查士丁尼是正统派的坚定拥护者，继位初期，他下令关闭了雅典的阿卡德米学院。在这之前，阿卡德米一直作为古老传统的最后一个堡垒，尽管这时它的学说已经被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因素淡化了。公元523年，君士坦丁堡开始兴建圣·索菲亚教堂，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士耳其人占领之前，该教堂一直是拜占廷教会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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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的宗教兴趣也影响了皇后（著名的狄奥都拉），她的经历很平常，此外，她还是一位一性论者。查士丁尼正是为了她，才开始了“三个牧师会”的论战。在卡勒西顿，三个具有奈斯脱流斯倾向的神父被宣布为正统派，这就触犯了一性论的观点。于是查士丁尼发布敕令，宣称三人为异端，这一决定使教会内部出现了长期争论。结果，查士丁尼本人也成了异教徒，他接受了阿法萨托都塞提克的观点：基督的肉身是不朽的，这正是一性论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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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试图再次征服西方。正统的他关闭了了阿卡德米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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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统治时，国家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从蛮族首领手中夺回西部各省。公元535年，他入侵意大利，此后将近18年时间里，这个国家都饱受战乱之苦，非洲被勉强地重新征服，但总的说来，拜占廷的统治是不是一件幸事却也值得怀疑。拜占廷的力量并未大到足以收复整个帝国，尽管皇帝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公元565年，查士丁尼去世。3年后，意大利又遭到了一次蛮族的入侵。伦巴底入侵者长期占据着北部地区，该地区后来就被称为伦巴底。他们与拜占廷人争斗了200年之久，后者由于受到萨拉森人从南面发起的攻击，最终败退了。拜占廷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堡垒——拉温那，也于公元751年被伦巴底人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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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谈论的时代，像鲍依修斯这样的人物是十分罕见的。这个时代的特征并不是哲学上的。不过，我们必须提到后来对中世纪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两个发展：一是修道生活在西方的发展，二是教皇势力与权威的发展，它们分别与本笃和格里高利的名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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