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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的皇后狄奥都拉,一性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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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生活始于4世纪的东罗马帝国,起初,它与教会并没有什么关系,由于阿撒那修斯首先采取了措施,修道运动才最终被教会所控制。前面说过,杰罗姆是修道生活方式的伟大推行者。6世纪期间,高卢和爱尔兰开始建立修道院。但西方修道生活的决定性人物却是本笃,后来的本笃修士会就是因他而得名。本笃于公元480年出生于贵族家庭,并且在罗马贵族安逸奢华的环境中长大。20岁时,他开始对早年的教养传统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于是跑到一个洞穴里隐居了三年。公元520年,他在蒙特卡西诺建了一座修道院,该院成了本笃修士会的活动中心。它的创立者本笃所制定的教规告诫会员,要发誓保持清贫、顺从和贞洁。但本笃并不喜欢东方僧侣们的那种过于刻苦的修行。由于他们(东方僧侣)机械地理解了基督教关于肉体有罪的观点,才会互相比试,看谁能达到最高的舍身境界。对于这些有害的怪观念,本笃教规予以坚决制止。该组织的权力掌握在终身任职的修道院院长手中。后来,本笃修士会又提出了自己的传统,该传统与其创立者本笃的意图多少有些不符。本笃派学者们在蒙特卡西诺搜集了大量藏书,为维护经久不衰的古典学问传统做了很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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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笃定居于蒙特卡西诺,直到公元543年去世。大约40年后,修道院遭到伦巴底人的洗劫,修士会逃亡到了罗马。蒙特卡西诺在其悠久的历史中,还遭受过两次破坏,一次是9世纪被萨拉森人毁坏,另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幸的是,它丰富的藏书留存了下来,现在,修道院也得到了彻底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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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奈狄克特,蒙特卡西诺图书馆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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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在他的《对话录》第二册里,记载了本笃生平一些细节。其中有相当篇幅讲的是超凡的行为及事件,这些传说揭示了当时有教养人士的普遍思想状态。必须记住的是,阅读在当时已经成了极少数人拥有的技能,因此这些作品完全不像今天的超人和科幻小说之类的垃圾,它们不是为容易受骗的文盲大众写的。此外,这些《对话录》还成了我们了解本笃的主要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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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录》的作者大格里高利,被誉为西方教会的第四位博士。他生于540年,有罗马贵族血统,并在富足奢华的环境中长大。他受到了教育,尽管没有学过希腊文。这一缺憾永远也未能弥补,即使后来他在宫廷里住了六年之久。公元573年,他担任了城市的行政长官。但是不久,他似乎感觉到了神的召唤,于是辞去官职,舍弃财产,当了一名本笃派僧侣。他做出了这一不同寻常的决定之后,苛严、节俭的生活便开始了,并长期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他所过的生活并不是他以前向往的那种潜心思索的生活。他的政治才干也没有被人忘记,教皇裴拉鸠斯二世派他出任君士但丁堡宫廷的大使(西方仍对君士坦丁堡表示象征性的忠诚)。公元579年至公元585年,格里高利虽然住在宫廷里,却未能完成他的主要使命,即怂恿皇帝和伦巴底人交战。由于当时已不是军事干预的时代,查士丁尼最后几次军事干预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到头来仍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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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格里高利,教皇权威的促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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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罗马后,格里高利在修道院里住了五年。公元590年,教皇去世后,更愿意当僧侣的格里高利被选为继承人。这就需要格里高利施展其全部的政治才能,去应付西罗马政权崩溃后留给国家的不稳定局面。意大利正遭受伦巴底人的践踏,非洲成了斗争的战场,孱弱的拜占廷政权为摩尔部族所困扰,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正在高卢交战,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已经把不列颠变成了异教徒之地,异端继续困扰着教会,道德的普遍沦丧开始损害那些本应支配教士生活的基督教原则。圣职交易泛滥,并在事实上失控了近500年之久。格里高利接过了所有这些麻烦,并且竭尽全力加以遏制。但正是席卷西方的极度混乱状态,才使他能够在前所未有的、更为牢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教皇的权威。在此之前,罗马主教从来没有像格里高利那样,如此广泛而成功地行使过权力。格里高利主要是通过给教士们和世俗统治者们大量写信来做到这一点的,在他看来,这些人似乎是未能尽职或者犯了越权办事的罪过。通过发布《主教法规》一书,他为罗马在管理一般教会事务中的至上权力打下了基础。这部纲领性读物在整个中世纪受到了高度的推崇,甚至还以希腊文译本传入了东正教。受格里高利神学教诲的影响,《圣经》的研究转变成了象征性的解释,而忽视了纯粹的历史内容,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开始注意《圣经》的历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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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格里高利为巩固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做出了坚决的努力,但他仍然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在政治上,如果皇帝的过分行为也符合他自己的利益,或者当他感到站出来反对会带来危险时,他就会采取宽容的态度。和安布洛斯这样的人相比,他是一个狡猾的机会主义者。他为扩大本笃修士会的影响做了大量工作,该修士会后来成了修道机构的典范。然而当时的教会对世俗学问不够尊重,格里高利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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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 第六章 经院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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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罗马中央集权的衰落,西罗马帝国陷入了一个野蛮时期。在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普遍的文化沉沦。所谓的“黑暗时代”,大概是指公元600年到1000年。当然,任何把历史划分成若干个整齐区段的做法都是很勉强的,我们不要指望从这种划分中有多少收获,它最多只能提示一下该时期的某些综合特征。所以,我们绝不要以为,公元7世纪刚一来临,欧洲就突然一片漆黑,直到四个世纪后,它才重新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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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帝国开始陷入一个野蛮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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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古典传统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尽管它们的持续性影响不够稳定,而且受到了限制。在修道院,尤其是在爱尔兰这样的偏僻角落,一些学问得到了鼓励和扶植。但是,称这些世纪为“黑暗时代”也没有什么不妥,尤其是与它们之前和之后的时代相比较的时候。同时,我们必须牢记,用同等的标准来看,东罗马帝国并没有遭遇如此普遍的衰败。拜占廷仍然保持着帝国的控制力,并由此使得学问更加世俗化。而西方要达到这一步则需要花费许多个世纪的时间。同样,当西方文化日渐衰弱时,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伊斯兰文明(包括印度、中东、北非和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却达到了最伟大的巅峰。在更远的中国,唐朝开创了其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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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为什么哲学会与教会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必须描绘出这一时期教皇统治与世俗势力发展的主要脉络。教皇们之所以能在西方巩固其主导地位,主要是因为罗马皇权消失后留下了政治上的真空。而东方(东罗马帝国)的大主教们除了更多地为皇权所限制以外,他们对罗马主教们的傲慢也从未有过好感,最终,他们的东正教教会与罗马分道扬镳了。而且,在入侵部族的野蛮影响下,西方的识字水平大为降低,而在罗马时代,识字却在整个帝国都得到了普及。那些保留了残存学问的教士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会读写的特权集团。当几个世纪的冲突结束后,欧洲进入了较为稳定的时期,正是这些教士创办了各种学校。在文艺复兴之前,经院哲学一直都是至高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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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八世纪的西欧,教皇统治夹在拜占廷皇帝与蛮族君主两个敌对势力中间,在一条危险的航道上行进。从某个角度看,与希腊交往总比依附蛮族更可取,至少皇帝的权威建立在正当法律基础之上,而征服部族的统治者靠的是武力夺权。另外,东罗马帝国保持着罗马鼎盛时代的文明尺度,因而也就保持这某种活跃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与蛮族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况且,哥特人和伦巴底人在不久前都信奉阿利乌斯教,而拜占廷至少还有点正统因素,尽管它不肯屈服于罗马的教会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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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东罗马帝国的实力已经不足以在西方维持其权威了。公元739年,伦巴底人企图攻占罗马,但未能得逞。为了与伦巴底人的威胁抗衡,教皇格里高利三世试图谋求法兰克人的帮助。当时,克洛维斯的继承人,墨洛温王朝的君主们在法兰克王国已经丧失了全部实权,真正的统治者是大总监。8世纪初担任这一官职的是查理·马特尔,他在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中阻止了伊斯兰教的扩张。查理和格里高利都死于公元741年,他们的继承人丕平和教皇斯蒂芬三世达成了一项协议:大总监要教皇正式承认其国王身份,以便取代墨洛温王朝;作为回报,丕平将公元751年伦巴底人曾占领过的拉温那镇以及东罗马帝国总督管辖的其他领地送给了教皇。这就导致了他与拜占廷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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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中央政权的约束,教皇在自己的领域里就比东正教更有势力。当然,拉温那的赠与绝不是一桩合法交易。为了使这一交易貌似合法,教士们伪造了一份文件,这就是有名的“君士坦丁馈赠”。该文件自称是君士坦丁的一份政令,根据这一政令,原属西罗马帝国的全部领土都将移交给罗马教皇。通过这种伎俩,教皇建立了自己的世俗权力,并且在整个中世纪都得以维持。直到15世纪前,这桩文件伪造案都没有被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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