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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鲍依修斯看做一位象牙塔里的思想家（脱离当时的实践事务），那就错了。恰恰相反，他像古代的哲学家一样，经历了各种实践事务，是一位有才能、头脑冷静的执政官，并忠于自己的哥特主子。后来，他被当做受到阿利乌斯教派迫害的殉道者，这一谬误也许有助于提高他作为一位作家的知名度。但作为一位不偏颇、不盲从的思想家，他却从未被颂为圣徒，而赛瑞利（下文将对此人作更多介绍）却成了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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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鲍依修斯的作品提出了一个持久的问题，即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必然是其时代的产物？鲍依修斯所生活的世界，是对超然而理性的探索抱有敌意的世界，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迷信和狂热泛滥的时代，然而在他的著作里，这些外部压力似乎一点也没有显示出来，他的问题也绝不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问题。诚然，罗马的贵族阶级不大容易屈从于流行时尚与狂热情绪。某些旧道德，在帝国覆亡之后，仍然在这些贵族当中留存了很长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用来解释鲍依修斯伦理思想中的斯多葛倾向。但是下述事实本身却必须得到解释：尽管外有野蛮部族侵扰，内有狂热情绪盛行，这样一群人（坚持旧道德的人）还是继续存在了下来。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人肯定是传统的产物。首先，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后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又从他们所坚守的传统中得到了支持，不管这种忠诚是完全出于自觉，还是多少出于盲从。另一方面，传统不容易受时间的约束，它们呈现出自身的一种生活，并且可以长期存在下去。传统就像郁积在地表下的暗火，当重新得到支持时，就会再次被煽成明火。在蛮族入侵时那种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古典时代的传统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幸存了下来，在这种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鲍依修斯之类的人物。但他一定早就意识到了横在他与同代人之间的鸿沟。如果相信某种传统的力量，就需要有一定的毅力来支持它，鲍依修斯肯定也需要鼓起他的全部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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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了。为了理解某些哲学问题，是否有必要去研究哲学史？为了理解某个时期的哲学，是否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时期的历史？按照上文所述的观点，社会传统与哲学传统之间显然存在着某些相互作用。迷信的传统不会产生不迷信的思想家，把禁欲看得比事业还高的传统不可能产生能够接受时代挑战的建设性措施。另外，即使没有完整的历史知识作注解，我们也有可能充分理解某个哲学问题。读读哲学史，其意义正在于认识到绝大多数问题过去曾经提出过，一些明智的答案过去也曾经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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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马的洗劫开创了一个战事不断的时代，并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日耳曼部族在帝国全境的定居。北方的不列颠遭到了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的侵犯；法兰克部族扩张到了高卢；汪达尔人向南侵入了西班牙和北非。下述留存至今的国家和地区名称，还能让我们想起相关的事件：英格兰因盎格鲁而得名，法兰西得名于法兰克，安达卢西亚则得名于汪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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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特人占领了法兰西南部，东哥特人则征服了意大利，在此之前，他们曾试图瓦解东罗马帝国，但未能成功。从3世纪末以来，哥特雇用军为罗马作战效劳，因此逐渐掌握了罗马的战术。罗马失陷以后，帝国还苟延残喘了几年，直到公元476年，终于被国王奥都瓦克率领的东哥特人摧毁。公元493年，狄奥都利克命人谋杀了奥都瓦克，结束了其统治，于是，狄奥都利克成了东哥特的新国王，统治意大利直到公元526年去世。在哥特人的背后，东方的匈奴蒙古人部落在国王阿替拉的率领下，正向西挺进。虽然他们有时也与哥特人结为联盟，但是公元451年阿替拉入侵高卢时，双方的关系就恶化了。一支哥特、罗马联军在沙龙阻止了阿替拉的进犯。随后，由于教皇列奥施加了道德压力，阿替拉攻占罗马的计划也就取消了。这位蒙古国王不久后去世，部族失去了习惯的统帅，这支掳掠成性的亚洲军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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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认为这些动荡会引起教会的明显反应，但教会的注意力却为“基督的多重位格”的极端教义的细枝末节所吸引。有的人认为基督是一个具有两种面貌的人格，这一观点最终取得了胜利，它的主要辩护者就是赛瑞利。赛瑞利于公元412年至公元444年任亚历山大城主教，他是正统派顽固的支持者，并且以实际行动表现出他的狂热——煽动迫害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并策划了对希帕莎的凶残谋杀（希帕莎是为数学史做出贡献的少数妇女之一）。赛瑞利因此被颂为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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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主教奈斯脱流斯的追随者们却赞同“基督有两个位格”的观点，也就是作为人的基督和作为上帝之子的基督；前面提到过，这一观点的创始者是灵知教派。奈斯脱流斯的学说主要是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赢得了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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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个神学难题，双方作了一次努力，于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开了一次会议。没想到赛瑞利教派设法抢先到了会场，趁对方没来得及入场，就迅速做出了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表决，于是奈斯脱流斯教派被宣布为异端。“基督只有一个位格”的观点终于占了上风。赛瑞利死后，公元449年以弗所的一次宗教会议进一步宣称，基督不仅只一个位格，而且只有一个本性。该教义后来被称为“一性论异端”，公元451年的卡罗西顿会议谴责了该教义。如果赛瑞利此时还活着的话，就很可能被定为一性论异端分子，而不再是圣徒。然而，虽然全体基督教会议可以制定标准，但异端也会咬牙坚持下去，尤其是在东方。正是由于正统教派与异端教派的互不妥协，伊斯兰教势力后来才得以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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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哥特人并没有盲目地摧毁原来的社会结构。狄奥都利克（公元526年去世）保留了原有的行政制度。他在宗教问题上的态度也很温和，他本人是一个阿利乌斯派教徒，似乎也允许一些非基督教因素继续存在，尤其是在罗马的贵族家庭中存在。鲍依修斯这位新柏拉图主义者就是狄奥都利克的大臣。然而皇帝查士丁却是一个坚持狭隘观念的人，公元523年，他宣布阿利乌斯为非法教派，这一举动把狄奥都利克弄得很尴尬，因为他的意大利领地内到处是天主教，而他自己的力量无法与皇帝抗衡。由于担心自己的支持者搞阴谋，他将鲍依修斯关进监狱，并于公元524年将他处死。公元526年，狄奥都利克去世，次年查士丁去世，查士丁尼继位。正是由于查士丁尼下旨，伟大的罗马法大纲、法典和法学汇纂才得以完成。查士丁尼是正统派的坚定拥护者，继位初期，他下令关闭了雅典的阿卡德米学院。在这之前，阿卡德米一直作为古老传统的最后一个堡垒，尽管这时它的学说已经被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因素淡化了。公元523年，君士坦丁堡开始兴建圣·索菲亚教堂，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士耳其人占领之前，该教堂一直是拜占廷教会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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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的宗教兴趣也影响了皇后（著名的狄奥都拉），她的经历很平常，此外，她还是一位一性论者。查士丁尼正是为了她，才开始了“三个牧师会”的论战。在卡勒西顿，三个具有奈斯脱流斯倾向的神父被宣布为正统派，这就触犯了一性论的观点。于是查士丁尼发布敕令，宣称三人为异端，这一决定使教会内部出现了长期争论。结果，查士丁尼本人也成了异教徒，他接受了阿法萨托都塞提克的观点：基督的肉身是不朽的，这正是一性论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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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试图再次征服西方。正统的他关闭了了阿卡德米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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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统治时，国家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从蛮族首领手中夺回西部各省。公元535年，他入侵意大利，此后将近18年时间里，这个国家都饱受战乱之苦，非洲被勉强地重新征服，但总的说来，拜占廷的统治是不是一件幸事却也值得怀疑。拜占廷的力量并未大到足以收复整个帝国，尽管皇帝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公元565年，查士丁尼去世。3年后，意大利又遭到了一次蛮族的入侵。伦巴底入侵者长期占据着北部地区，该地区后来就被称为伦巴底。他们与拜占廷人争斗了200年之久，后者由于受到萨拉森人从南面发起的攻击，最终败退了。拜占廷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堡垒——拉温那，也于公元751年被伦巴底人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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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谈论的时代，像鲍依修斯这样的人物是十分罕见的。这个时代的特征并不是哲学上的。不过，我们必须提到后来对中世纪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两个发展：一是修道生活在西方的发展，二是教皇势力与权威的发展，它们分别与本笃和格里高利的名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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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的皇后狄奥都拉，一性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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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生活始于4世纪的东罗马帝国，起初，它与教会并没有什么关系，由于阿撒那修斯首先采取了措施，修道运动才最终被教会所控制。前面说过，杰罗姆是修道生活方式的伟大推行者。6世纪期间，高卢和爱尔兰开始建立修道院。但西方修道生活的决定性人物却是本笃，后来的本笃修士会就是因他而得名。本笃于公元480年出生于贵族家庭，并且在罗马贵族安逸奢华的环境中长大。20岁时，他开始对早年的教养传统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于是跑到一个洞穴里隐居了三年。公元520年，他在蒙特卡西诺建了一座修道院，该院成了本笃修士会的活动中心。它的创立者本笃所制定的教规告诫会员，要发誓保持清贫、顺从和贞洁。但本笃并不喜欢东方僧侣们的那种过于刻苦的修行。由于他们（东方僧侣）机械地理解了基督教关于肉体有罪的观点，才会互相比试，看谁能达到最高的舍身境界。对于这些有害的怪观念，本笃教规予以坚决制止。该组织的权力掌握在终身任职的修道院院长手中。后来，本笃修士会又提出了自己的传统，该传统与其创立者本笃的意图多少有些不符。本笃派学者们在蒙特卡西诺搜集了大量藏书，为维护经久不衰的古典学问传统做了很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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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笃定居于蒙特卡西诺，直到公元543年去世。大约40年后，修道院遭到伦巴底人的洗劫，修士会逃亡到了罗马。蒙特卡西诺在其悠久的历史中，还遭受过两次破坏，一次是9世纪被萨拉森人毁坏，另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幸的是，它丰富的藏书留存了下来，现在，修道院也得到了彻底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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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奈狄克特，蒙特卡西诺图书馆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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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在他的《对话录》第二册里，记载了本笃生平一些细节。其中有相当篇幅讲的是超凡的行为及事件，这些传说揭示了当时有教养人士的普遍思想状态。必须记住的是，阅读在当时已经成了极少数人拥有的技能，因此这些作品完全不像今天的超人和科幻小说之类的垃圾，它们不是为容易受骗的文盲大众写的。此外，这些《对话录》还成了我们了解本笃的主要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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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录》的作者大格里高利，被誉为西方教会的第四位博士。他生于540年，有罗马贵族血统，并在富足奢华的环境中长大。他受到了教育，尽管没有学过希腊文。这一缺憾永远也未能弥补，即使后来他在宫廷里住了六年之久。公元573年，他担任了城市的行政长官。但是不久，他似乎感觉到了神的召唤，于是辞去官职，舍弃财产，当了一名本笃派僧侣。他做出了这一不同寻常的决定之后，苛严、节俭的生活便开始了，并长期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他所过的生活并不是他以前向往的那种潜心思索的生活。他的政治才干也没有被人忘记，教皇裴拉鸠斯二世派他出任君士但丁堡宫廷的大使（西方仍对君士坦丁堡表示象征性的忠诚）。公元579年至公元585年，格里高利虽然住在宫廷里，却未能完成他的主要使命，即怂恿皇帝和伦巴底人交战。由于当时已不是军事干预的时代，查士丁尼最后几次军事干预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到头来仍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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