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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策源地是佛罗伦萨。除了雅典，还没有任何城市能像佛罗伦萨这样造就过这么多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但丁、米开朗基罗、列奥那多·达·芬奇及后来的伽利略，全都是佛罗伦萨人。佛罗伦萨的内乱使但丁被流放，该城最终为梅狄奇家族所统治。从1400年往后，除一些暂时的中断外，这个商人贵族家族统治了这个城市长达三个多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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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教廷，文艺复兴则对它有着双重影响。一方面，教皇们对人文主义者的学术探索表现出开明的兴趣，并成了艺术的伟大庇护人。教廷声称其世俗权力来自“君士坦丁的馈赠”；而教皇尼古拉五世（1447～1455）却对揭穿这一骗局并持有其他可疑观点的洛伦古·瓦拉极为推崇，尽管他有非正统的思想，这位文学“侦探”还是被任命为教皇秘书。另一方面，信仰标准变宽松后导致的世俗成见，使教廷的宗教影响力大减。有的人，如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的私生活就有些缺乏虔诚，而这种虔诚本来是他们作为上帝的人间代表所应该具有的；更何况，16世纪的教皇们为了追求世俗的享乐，还把来自国外的大量钱财挥霍一空。这些行为所引起的不满和抱怨，在宗教改革中激起了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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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哲学领域并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这并不是一个进行伟大哲学思辨的时代，而是一个重新寻根的时代。尤其是通过对柏拉图的研究来再次挑战经院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15世纪初，科济莫·德·梅狄奇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建起了佛罗伦萨学院。该学院支持柏拉图派，并借此反对现有的大学。从通常意义上说，人文主义学者们所做的工作为17世纪伟大的哲学发展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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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文艺复兴把人们从教会的教条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但并没有使人们脱离形形色色的古代迷信。占星术一直为教会所反对，这时却大受欢迎，不仅目不识丁的人被它吸引，而且饱学之士也受了影响。巫术也同样得到了广泛的接受，许多行为古怪却又无害的人被当做巫师烧死在火刑柱上。当然，即使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政治迫害也并不罕见，尽管已不再时兴使用火刑了。随着对中世纪教条主义的抵制，人们也不再尊重长期形成的品德和行为模式。在所有的因素中，特别是这一点阻碍了面对北方威胁的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在这个时期，背信弃义的阴谋和两面派行为泛滥成灾，消灭对手的“文雅”做法已经发展成了某种无与伦比的权术。在这个欺骗和猜疑盛行的时代，任何可行的政治合作形式都不可能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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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外交家、政治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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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哲学方面，意大利文艺复兴产生了一位杰出人物尼科罗·马基雅维利（1469～1527），他是一位佛罗伦萨律师的儿子，他的政治生涯始于1494年梅狄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之际。就是在这一时期，佛罗伦萨受到了萨万纳罗拉的影响，这位多米尼克派改革家坚决反对当时的罪恶行径和腐败现象。他在积极的努力过程中，终于得罪了鲍吉亚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并于1498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也许是这些事件诱发了人们对权力及政治成就性质的反思，后来，马基雅维利就以萨万纳罗拉为例写道：赤手空拳的预言家总是会失败的。在梅狄奇家族流亡期间，佛罗伦萨是一个共和国，马基雅维利一直担任公职，直到梅狄奇家族于1512年卷土重来，再次掌权。由于马基雅维利在此期间抨击了梅狄奇家族，因此遭到了罢黜。被迫退出政坛之后，他开始潜心进行政治哲学及相关问题的写作。为了重新获得梅狄奇家族的欢心，1513年他向洛伦佐二世献上了自己的著作《君王论》，但仍未能如愿以偿。他死于1527年，就在这一年，罗马遭到了皇帝查理五世雇佣军的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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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两部论述政治的杰作是《君王论》和《史论集》。第一部研究了专制政权得以取胜和维持的方法及手段，第二部则普遍研究了权力在不同统治形式下的运用。《君王论》中的理论根本没打算为如何做一名有德之君提供道德忠告；相反，它承认某些罪恶勾当有助于获取政权。“马基雅维利式的”一词正是因此而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邪恶含义。公平地说，马基雅维利并不提倡邪恶原则，善与恶也不在他的探索范围，正如核物理学家的研究一样。因此他的论证才这样说道，如果你想获取权力，那么你就必须冷酷无情。至于这是善是恶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而马基雅维利的研究兴趣并不在这里。人们也许会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而对他过于挑剔，但如果由于他研究了客观存在的政治权术而对他横加指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君王论》所记载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总结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普遍做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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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鲍吉亚，亚历山大六世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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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在为佛罗伦萨效劳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接受过各种外交使命，从而有足够的机会来亲身体会政治阴谋的错综复杂。在外交工作中，他对凯撒·鲍吉亚有了很深的了解。凯拉·鲍吉亚是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他同父亲一样，也是一个地道的恶棍。长于计谋和胆略的凯撒计划在其父去世之后确保自己的地位。在实现野心的过程中，他的兄弟由于挡了他的道而被他除掉了。在军事方面，凯撒协助其父扩大教皇的统治区，完全是为自己日后拥有这些土地打算的。在教皇的继位问题上，为了使自己的一位朋友得到该职位，他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凯撒·鲍吉亚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独创性和外交手腕，他时而假装和善，时而又置人于死地。当然，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政治斗争的牺牲者们的感受，他们很可能从一种超然的观点出发，对凯撒·鲍吉亚的权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凯撒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他的父亲于1503年去世时，他自己也病倒了，而继任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正是他的一个死对头。单就凯撒·鲍吉亚的目标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承认他非常能干，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慷慨地赞许了他，在《君王论》中，他把鲍吉亚誉为热爱权力者的楷模。马基雅维利认为，这种做法之所以经得起辩驳，是因为它符合时代的普遍标准。不过总的说来，从17世纪到19世纪，这种冷酷无情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宽恕，至少没有得到公开的赞扬。20世纪再次产生了许多具有马基雅维利传统的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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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13年到1521年，教皇宝座被列奥十世占据着，他来自梅狄奇家族。由于马基雅维利试图巴结梅狄奇家族，因此我们发现《君王论》用了一些虚伪的陈词滥调来回避教皇的权威问题。而《史论集》对教廷的批判则尖锐得多，里面的探讨更多地充满了伦理观。马基雅维利认为，各种类型的掌权者，从宗教创始人到最初的暴君，都应当以功绩大小为序加以考虑。关于宗教在国家中的作用，他的观点与实用主义一脉相承，只要国家能够获得一定的社会凝聚力，那么宗教信仰的正确与否根本就无关紧要。根据这种观点，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迫害异端自然就是完全正确的。而教会，则因两条罪行而受到了指责：首先，很多教会执行者的罪恶生活方式已经削弱了大众对宗教的信任；另外，教廷对世俗政治的兴趣已经成了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的一大障碍。我们还可以顺便留心一下，后面这条是与如下认识完全一致的：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有些政治性教皇曾经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君王论》并未提及这些目的，《史论集》则时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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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论》十分清楚地表明，统治者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除非是出于权宜之计，统治还可以打破所有的道德准则。的确，如果想掌权的话，就必须经常这样做。但同时，他又得在别人面前作出高尚正直的样子，只有靠这种表里不一的两面派方式，一个统治者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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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论集》的一般讨论中，马基雅维利阐述了“制约与平衡”理论。社会各阶层都应该拥有一定的法定权力，以便实行一定程度的相互制衡。该理论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政治篇》，17世纪的洛克和18世纪的孟德斯鸠使它变得更为引人注目。因此，马基雅维利不仅影响了近代政治哲学家的理论，而且影响了当时独裁者的行为。这一两面派理论得到了很多人淋漓尽致地发挥和应用，尽管它也有马基雅维利未曾料到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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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曾席卷意大利。但它在阿尔卑斯山北面出现则费了些时间。复兴的力量在向北蔓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首先，在北方只有学者才关心新观点。在严格的意义上，甚至将它称为复兴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北方并没有什么曾经有过如今又能再生的东西。一般说来，在南方，过去的传统对人们还有一些模糊的意义；而在北方，罗马的影响只是暂时的，或者说不曾有过，因此，新运动主要靠学者来倡导，其影响力也就多少受到了一些限制。由于在艺术领域找不到相同的出路，北方的人文主义就在某些方面演化成了更为严肃的事情，结果，和意大利相比，它与中世纪权威的决裂显得更为突然和壮观。尽管有很多人文主义学者不赞成宗教改革带来的宗教分裂，但从某个角度看，人们还是希望这种分裂能够随着北方的文艺复兴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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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以来，宗教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人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在意大利，教廷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与昔日帝国的直接联系，宗教事务本身反而成了例行公事，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对它的态度就像对待饮食一样平静，甚至在今天，和其他地方的信仰相比，意大利的宗教信仰仍然保持着那种平静。因此我们就有了两方面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不可能与现有宗教传统完全决裂。首先，教会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现存体制的一部分，即使如马基雅维利所说，教廷是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的障碍。其次，宗教信仰并没有达到号召一声就出现激进变革的地步，北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们严肃地关注着宗教及宗教的弊病。他们在辩论作品中，猛烈地抨击了罗马教廷的倒行逆施。除此以外，他们还有一种意大利主教们始终不曾原谅过的民族自豪感，这不仅仅是为修缮罗马城而进贡纳税的普通问题，而是出于对意大利人的不满，因为头脑灵活的意大利人在严肃认真的北方条顿人面前总是摆出一付恩赐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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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的埃拉斯摩，学者兼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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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是鹿特丹的爱拉斯摩（1466～1536）。他不到20岁的时候，父母就都去世了，这似乎使他未能上大学。监护人把他送进了一所僧侣学校，他在适当的时候加入了斯泰因的奥古斯丁修道院。早年的经历使他对苛严而呆板的经院主义产生了永久的憎恨，因为他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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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4年，爱拉斯摩被冈布雷主教任命为秘书，从而摆脱了斯泰因的隐居生活。随后，他多次访问了巴黎。然而巴黎大学神学院的哲学气氛已经不能再促进新学术了，因为托马斯派和奥卡姆派在文艺复兴中已经握手言和，并联合起来反对人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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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年末，爱拉斯摩对英国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并在那里见到了克利特，但首先是结识了摩尔。回到欧洲大陆后，他开始了希腊文的学习，并且学得很快。1506年，他在意大利的都灵获得博士学位，这时候他的希腊文水平已经无人能及。1516年，《新约》的希腊文第一版印刷出版了。他的作品中最值得回味的是《愚行颂》，这部讽刺作品写于1509年的摩尔家中，以摩尔名字的双关语作其希腊文标题。该书不仅讽刺了人性的种种缺陷，而且还尖锐地抨击了宗教组织及其执行者的堕落。尽管他敢于直言不讳地进行批判，但是当宗教改革的契机到来时，他却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他基本上坚持一种新观点，认为人可以与上帝直接联系，神学纯属多余。但同时，他又没有卷入改革所带来的宗教论战。他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出版更有兴趣，并且觉得宗教分裂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幸。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论战确实令人厌烦，但这些问题是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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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爱拉斯摩宣布倒向天主教，不过这时候他已经不重要了，历史舞台已经为更勇敢的人所占据，只有在教育方面，爱拉斯摩的影响才给人们留下了长久的印象。在任何西欧观点盛行的地方，人文主义学问至今仍是中学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主要归功于爱拉斯摩的文学和宗教活动。作为出版家，他并不总是对原文进行彻底的批评性审查，他的出版对象是更为广泛的普通读者，而不是学术专家，但同时，他又并没有采用通俗语言来写作，而是有意加强拉丁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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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是托马斯·摩尔爵士（1478～1535）。摩尔14岁时被送入牛津，并开始在那里学习希腊文。在当时，这很容易被视为不务正业的古怪举动，自然也就引起了这位年轻学者的父亲的怀疑。于是摩尔注定只能继承父业，从事法律工作。1497年，他结识了初访英伦的爱拉斯摩。与新学问的重新接触增强了他对希腊文研究的兴趣。不久，他过了一段时间的禁欲苦行生活，并体验了卡尔图斯修士会的苛严作风。但是，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做僧侣的念头，这可能与他的朋友爱拉斯摩提出了反对意见有一定关系。1504年他成了下院议员，并因直言不讳地阻止亨利七世的财政请求而名声大噪。亨利七世死于1509年。摩尔又重新干上了律师职业。但亨利八世很快又把他召回去担任公职。1529年武尔济垮台之后，摩尔被提升到了最高职位，成了下一任大法官。但他任职时间并不长，1532年，由于反对国王与阿拉贡的凯萨琳离婚，摩尔辞去了大法官职务，并因拒绝出席安妮·布琳的加冕典礼而引起了国王的强烈不满。当1534年“至权法案”确定国王为新教会的领袖时，摩尔又拒不宣誓，于是他被关进了伦敦塔。1535年，他被认定曾经说过下院无权决定国王为教会领袖的话，从而以叛逆罪被处死。那个时代并没有在政治问题上宽容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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