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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莫尔，英国人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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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是一位多产作家，但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去读了。他的名声完全得益于一本名为《乌托邦》的政治空想书籍。这种幻想的社会、政治理论显然受了柏拉图《理想国》的启示。这些观点以报道一位水手遭遇的形式提了出来，船只遇难后，这位水手在岛屿（乌托邦）上生活了五年之久。像柏拉图的作品一样，该书也极为强调公共财产，而且理由相近。它坚持认为，在财产私有的地方，就不可能出现对集体福利的彻底尊重。另外，假如人们将财物据为己有，那么财富数量的差异就会使他们彼此产生隔阂。在乌托邦社会里，人人都应该平等，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基本状况。他由此推断，私有财产是一股腐蚀力量，因而不应容许它存在。当来访者对乌托邦人说起基督教时，主要吸引他们的只是基督教财产教义中的共产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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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极为详尽地描述了这个理想国的组织。这个国家由一个首都和五十三个其他城镇组成，不仅建造模式相同，而且住宅样式也整齐划一，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来往。由于这里没有私有财产，所以偷窃也就变得毫无意义。散布于乡村的农庄全都按一样的方式经营。至于服装，除了已婚妇女和未婚女子之间有一处细微而必要的差异外，所有的人都穿同一样式的衣服，服饰十分朴素，而且总是一成不变，人们根本不知道有五花八门的时尚。公民们的工作生活也按照同一模式进行，所有的人都每天工作六小时，晚上八点就寝，早晨四点起床，从不更改。那些有学者素质的人则从事脑力劳动，而不干任何别的工作，管理者就是从这群人中选举产生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间接选举的代表制民主形式。当选的国家元首只要恪尽职守，就可以终身任职；如果品行不端，就会被废黜。公众的社会生活也要服从严格的规章制度。而同外国的关系，则要限定在必不可少的最低程度。比如乌托邦没有铁，就必须依赖进口。尽管除了自卫或支持盟国及受压迫国家外，决不发动战争，但男女公民还是要接受军事训练。国家尽可能招募雇佣兵来打仗，并通过贸易来建立贵重金属基金，以便在战时给雇佣兵发军饷，而他们自己是不需要用钱的。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既不偏激，也不苦行，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限制：无神论者虽然被允许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享有公民身份，也不能进入政府机构。比较卑下的工作则由奴隶们来承担，这些奴隶是从那些为逃避本国惩罚而逃亡的外国人和重刑犯中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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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精心设计的国家里，人们的生活是了无生趣的。这是各种理想国的一个共同特征。然而在摩尔的讨论中，更中肯的是他对宗教宽容问题的新自由观。宗教改革已经动摇了欧洲基督教自以为是的权威态度，前面说过，改革先驱者们提倡在宗教事务上持宽容态度，当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欧洲宗教持久的分裂时，宽容概念便逐渐盛行起来了。为了避免出现大规模的绝灭和镇压，别的方法也曾用过，但最终都无济于事。在16世纪，所有人的宗教信仰都应该得到尊重的观念仍被视为奇怪的想法，这足以引起正统派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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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的结果之一，就是使宗教成了一种更开放的、经常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性事务。比如在英国，只要某种世界性的宗教占据了优势，这种情况显然就不可能发生。正是由于宗教信仰的这种政治特征，摩尔之类的人才会拒绝支持宗教改革。实际上，他们是赞成进行某种改革的，我们在谈到爱拉斯摩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使他们感到惋惜的是，为了某种教义的完全分离，竟然出现了暴力冲突。从这一点上看，他们当然是十分正确的。在英国，宗教分裂的国家特征极为明显，新建立的教会与国家机器的政治结构紧密相关。同时，英国的决裂在某些方面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剧烈，因为英国曾经长期存在着一种相对独立于罗马的传统。征服者威廉早就坚持他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发言权，从威廉和玛丽时代起，英国就始终保持着由新教徒继位的传统，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新教会的反罗马倾向，这一倾向还残留在一条规定罗马天主教徒不得任美国总统的不成文法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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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爆发前的几个世纪里，知识氛围的逐渐变化已经动摇了教会至高无上的旧观念。产生这一革命性变化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从表面上看，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人们对上帝的代理人职权的一种反抗，但是，如果教会本身的弊端没有使人们注意到它的言行不一的话，那么这个值得称道的原则也许就不会独自取得突破。事实上，教士们经常占有地产，如果不是因为牧师们的世俗举止违背了耶稣的教谕，他们拥有地产本身倒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反对。至于教义的问题，奥卡姆早就坚决主张，即使没有至高无上的罗马主教，基督教也同样可以发挥作用。因此，对基督教徒的宗教生活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就存在于教会内部。最后是由于政治势力的介入，改革才导致了宗教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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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奥古斯丁派修士，宗教改革家，《圣经》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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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力方面，改革者虽然不如那些为改革打下基础的人文主义学者，但他们却提供了批判性思想家难以唤起的革命激情。马丁·路德（1483～1546）是一位奥古斯丁派的修道士和神学教师，教会出售免罪券的恶劣行径使他和别的许多人一样，在道德上感到十分的苦恼。1517年，他挺身而出，公开发表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并将这份文件钉在了维登堡教堂的大门上。当他在这一点上向教廷挑战时，并没有准备建立某个新宗教，但是，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牵涉到向德意志大规模进贡的政治问题。当路德于1520年当众烧毁教皇开除教籍的训令时，问题就不再是单纯的宗教改革问题了。德意志的王公贵族和统治者们开始联合起来，于是宗教改革演化成了一场德意志人反对教皇敏感权力的政治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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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年的乌姆斯会议之后，路德隐居了十个月，潜心翻译了《新约》的德语版。作为一部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它对于日耳曼人就像《神曲》对于意大利人一样重要。无论如何，它为福音书在民间的传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现在，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够发现耶稣的教义和现有社会秩序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正是这种认识和以《圣经》作为惟一权威的新教观念，为1524年的农民起义提供了道德上的支持。但路德并不是一个民主改革家，他公然反对那些蔑视自己政治主子的人，他在政治上仍旧保持着中世纪的观念。农民起义在各个方面都导致了暴力与残杀，最终被残酷镇压了下去。这次社会革命的失败，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宗教改革的原动力。“新教（Protestant）”一词源自改良宗教支持者们所发出的一个呼吁。1529年，他们对会议条款表示抗议，该会议宣布路德及其追随者为非法，不过这一议案从1526年以后就暂时被搁置了起来。现在，路德由于再次遭到帝国的禁止，因而无法出席1530年的奥格斯堡会议。但这时的新教运动已颇具实力，要压制下去已经不可能了。1532年，皇帝不得不接受纽伦堡宗教和约，并很不情愿地保证：新教徒可以自主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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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运动迅速蔓延到了低地国家、法国和瑞士。在路德之后影响最大的改革家是约翰·加尔文（1509～1564），一位定居日内瓦的法国人。加尔文二十岁出头就转向了改革运动，此后成了法国和荷兰新教的精神领袖。作为一种学说，加尔文主义的奥古斯丁教义要比路德的福音主义更为激烈和不妥协。它洋溢着清教徒理想，认为灵魂得救是一个宿命论问题。这是基督教神学缺乏吸引力的特征之一，罗马教会就明智地舍弃了这种教义。当然，在实践中它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有害，因为人人都可以自由地认定自己就是上帝选中的获救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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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加尔文，定居日内瓦的法国人，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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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下半叶，天主教与改良后的胡格诺教派之间的宗教战争把法国弄得支离破碎。正如德国的情况一样，这类动荡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宗教上的，倒是有部分的经济原因。更确切地说，宗教和经济两方面因素正是从中世纪到近代过渡期普遍变革的标志。因为改良宗教及其清教徒特征是与近代商贸的兴起密切相关的。1598年在南特颁布的宽容敕令曾一度弥合了法国的宗教分歧，当这一敕令于1685年被废止时，许多胡格诺派教徒离开家园，移居到了英国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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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教不是世界性宗教，因此它需要得到国家政治首脑的庇护，而后者也就容易成为国教领袖。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因为新教牧师们缺乏罗马教士那种权力，也就不会胡作非为了，尽管他们常常也像别人一样顽固而偏执。最终，人们发现宗教纷争是徒劳的，是不会有定论的，因为任何一方都没有强大到消灭另一方的地步。宗教宽容正是从这种消极意识中逐渐发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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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中叶，一场新的宗教改革运动在罗马教会内部爆发了。这场运动以耶稣会为中心，耶稣会由伊纳爵·洛约拉（1491～1556）创立，并于1540年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受早年军旅生涯的启发，洛约拉按照军事原则建立了耶稣会。耶稣会反对新教所采纳的奥古斯丁教义，并且强调自由意志高于一切。他们的实际活动包括传教、教育及铲除异端邪说，他们也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主要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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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人文主义引出了一个新的基督教概念，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们却不大重视宗教。像现在一样，那时的天主教在意大利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没有深入到人们意识深处。在某种意义上，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只充当了一个小角色，自然也就不大可能激发起他们的情感。另外，罗马是统治集团的中心，因此罗马天主教不可能削弱意大利人的民族自豪感，这正是古罗马帝国时代就存在过的国家崇拜原则的残余。在罗马教会的统治机构中，意大利影响一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它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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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观念里，更重要的是他们再次强调了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的数学传统。世界的数字结构再一次受到重视，并取代了亚里士多德传统，尽管后者曾经使前者黯然失色。这是导致十六、七世纪科学探索复兴的主要发展之一。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建筑理论和实践中，这一点尤为明显，这时的建筑与以前的经典传统，尤其是与维脱鲁维作品中所确立的传统有着直接的关系，维脱鲁维是1世纪的罗马建筑师。建筑物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以及与美有关的数学理论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正如维脱鲁维基于希腊传统所说的那样，美存在于适当比例的和谐之中。这种看法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时代。同时它还表明，包含着理念论的另一种方式也是成立的。因为人的肉眼显然不能精确地判断某个结构各部分之间的数字关系，但如果有了精确的比例，似乎就可以产生某种美的满足感。因此，这些比例作为一种理想存在，就保证了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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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蒂（1404～1472）是意大利最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之一，就那个时代而言，这位威尼斯人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工匠。他在建筑领域的影响最为持久，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哲学家、诗人、画家和音乐家。诚然，正如要理解毕达哥拉斯派对希腊哲学的影响，就必须了解一些基本的和谐知识一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学中，为了领会设计中的各种比例关系，也需要用到同样的知识。简单地说，这一理论的基础就是把毕达哥拉斯音程中的听觉和音作为建筑设计中的视觉和谐标准。当歌德后来说“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时，他确切地表达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们所要实践的一些东西。这样一来，以调和弦为基础的和谐理论就为艺术提供了总的“优秀”标准，乔治奥与列奥那多·达·芬奇等人也作过这样的解释。比例原则还体现在人体结构和道德调节功能上，这一切都属于直接而严密的毕达哥拉斯主义。但数学在这里还进一步发挥了“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科学复兴”的作用，只要带有数的特征，艺术立刻就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音乐，但它也适合其他门类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是多才多艺的，尤其是许多人既是艺术家又是建筑师，因为关于比例的数学为宇宙万物的设计提供了一把万能钥匙。当然，这种理论能否作为美学可靠的普遍基础，也还是有争议的，但无论如何，它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这种理论建立了不受情感或目的约束、无可争议的、客观的“优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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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蒂，建筑师，人文主义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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